【摘要】“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2021年是我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基礎上，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開啟了“十四五”規劃和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討論我國新發展格局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內在邏輯，系統分析我國當前和今后必須面對的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研究新發展格局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大機遇和挑戰，并提出應對這些挑戰的戰略對策，抓住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背景下的歷史發展機遇，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新發展思路，能夠為我國社會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決策參考。
【關鍵詞】高水平對外開放 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對外貿易 技術創新 國內國際雙循環
【中圖分類號】 F75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1.002
作者簡介：姚樹潔，遼寧大學李安民經濟研究院院長、資深教授，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城市化與區域創新極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方向為應用經濟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戰略》（合著）、《On Economic Growth, FDI and Exports in China》（論文）等。
2021年11月4日，習近平主席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強調“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2021年是我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基礎上，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開啟了“十四五”規劃和全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從四個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歷史性飛躍等視角，總結了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科學全面地分析了我國社會經濟建設進入了歷史發展新階段所面對的機遇、挑戰和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世紀疫情時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诖?，本文著重討論我國新發展格局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內在邏輯，系統分析我國當前和今后所必須面對的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研究新發展格局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大機遇和挑戰，并提出應對這些挑戰的戰略對策，抓住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背景下的歷史發展機遇，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新發展思路，為我國社會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和決策參考。
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歷史背景及內在邏輯
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2年，以城鄉體制機制改革為核心，釋放巨大人口和勞動力發展紅利。在農業、農村、城市、國有企業等領域破除保守思想禁錮，循序漸進全面實行農村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國有企業經理負責制和獎金制度，激發廣大工農群眾的勞動熱情。全國人民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用勤勞的雙手和智慧徹底改變了“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全面提升城鄉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用14年時間，基本解決了廣大農民吃不飽穿不暖、城鄉物質匱乏的重大民生問題。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極大提升了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加上私營及個體經濟同步發展，激發多種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增強市場活力，創造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充分吸納農村土地和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以后所釋放出來的大量剩余農業勞動力，為社會經濟大幅度高質量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基礎和人力資源基礎，構建了一個可以全面對外開放的產業體系，營造了一個政府計劃引導下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自由競爭生態環境。
第二階段，1992～2001年，以對外開放促進對內深化改革，接續前一時期經濟高速發展趨勢。資本和市場全面開放，利用開放提升國內企業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為國內社會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技術進步驅動力。這一時期，我國經濟全面發展步伐加快，特別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大量吸引外資，促進出口，充分發揮人口和勞動力大國的國際競爭比較優勢，吸納農村和農業釋放出來的數以億計的勞動力，構建完整的產業體系和全球供應鏈體系，促使我國經濟從以內生低效率低水平增長為主的發展范式，向充滿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大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這一時期，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雙輪”驅動的基本特征。
Yao和Wei（2007）利用我國1979～2003年跨省面板數據，證明在改革開放前期的25年里，全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實際增長速度高達9.41%。其中，1992～2003年間人均GDP實際增速為10.6%，比1979～1992年間8.4%的增速高出2.2個百分點。實證研究證明，吸引外資、促進出口，能夠大幅度提升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Yao和Wei（2007）還認為，以吸引外資為主動力的對外開放政策，促使國內企業在“看中學、做中學”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強競爭意識，降低生產非效率（reducing production inefficiency）。此外，大量外資流入，直接或間接帶來了發達國家的先進制造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提高了全國工業和服務行業的技術水平。對外開放使我國生產技術前沿不斷向前推進，使原來同樣的物質和勞動投入能夠創造出更多更好的產品和財富，這種技術前沿推進效應（shifting effect of production frontier），使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每年提高2個百分點以上，外國直接投資貢獻了希斯自然技術進步率（Hicks Neut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外國直接投資卻只占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
第三階段，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后，我國從局部地區和有限產業的對外開放，走向了全域性和所有產業的對外開放，這是我國融入全球化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在GDP總量上連續趕超西方七大工業強國（G7）的歷史階段。我國GDP總量在2001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10年分別超過G7成員國中的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到2020年，中國GDP是日本的3倍、英國的5倍。1995年，中國GDP是美國的9.5%，2020年是美國的70.1%。到2021年，我國加入WTO正好20周年，這20年來，WTO成員國數量從143個發展到了164個。繼2020年超過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以后，我國已經成為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不僅對全球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對國內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動力和空間。20年來，我國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變成了全球貨物第一大貿易國和出口國，GDP總量突破100萬億元大關，名義增長九倍。中國GDP從2001年占全球份額的4%，增長到2020年的17.1%，2021年有望上升至18%以上。
這一時期，我國如果沒有加入WTO，實現全面對外開放，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進步和發展。2020年，中國出口占全球貨物出口的比重高達15.2%，比2003年的6%提高了9.2個百分點；進口總額從2003年的5.4%上升到2020年的11.8%，增加了6.4個百分點。2021年前11個月，我國對外貿易實現逆勢超常規大幅度增長，按人民幣計算，對外貿易總額達35.4萬億元，同比增長22%，實現貿易順差3.76萬億元，創下歷史最高記錄。東盟、歐盟、美國、日本依次分別為我國第一至第四大對外貿易伙伴，分別占我國2021年前11個月外貿比重的14.4%、13.7%、12.5%和6.2%。中國加入WTO的20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從2001年的3.9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32.2萬億元，名義增長8.3倍。同一時期。我國出口總額從2萬億元增長到了17.9萬億元，名義增長近9倍；進口總額從1.9萬億元增長到14.3萬億元，名義增長7.5倍（如圖1）。我國經濟增長離不開全球市場，而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已經離不開我國的技術和產品，全球化進入了中國獨領風騷的新階段。
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是開放型經濟體的兩個重要衡量指標，對外貿易和跨境投資關系密切，互相促進。我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是跨境投資的結果，也是促進跨境投資的重要推動力。Yao（2006）利用1978～2003年26年間我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了一個基于內生增長、出口、外商直接投資構成的聯立方程組，進行系統回歸。實證結果表明，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經濟增長—跨境投資—對外貿易”之間形成了一個相互促進增長的三角形閉環，任何一個因素增長都會同時帶動其他變量的顯著增長?？缇惩顿Y的另一個作用就是促進生產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信息技術和產業鏈、供應鏈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配置，有效提升投資效率和勞動生產率，這是國內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涵。
加入WTO以后，我國吸引外資力度不斷增強，在1992～2000年間大幅增長的基礎上，我國每年吸引外資總量從2001年的407億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444億美元（如圖2），名義增長3.5倍，為國內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推動力，對我國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中國智造”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尤其是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后，許多國家吸引外資大幅度下降，我國吸引外資規模卻保持平穩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智造”全產業鏈、供應鏈的巨大韌勁和發展潛能。2021年前11個月，我國吸引外資力度呈現了前所未有的規模效率，外商直接投資高達1572億美元，同比增長21.4%，不僅超越上一年的外資流入總額，也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特斯拉在上海投資超級工廠是在美國全面打壓中國的背景下進行的，不僅展示了美國超大型跨國企業不顧其政府對華的敵視態度，依然看好中國市場，也體現了我國對外開放的真誠、胸懷和格局。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外匯儲備不斷提高，我國從加入WTO以后開始就成為全球對外投資的主要來源國之一。到2020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存量達2.58萬億美元。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跨境投資和對外貿易經受嚴重沖擊，特別是2020年全球跨境投資從2019年的1.5萬億美元萎縮至不到1萬億美元。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勢增長，2021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對外投資來源國，成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力量，投資總額從2007年的265億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537億美元（如圖2）。2021年前10個月，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達1163億美元，繼續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流出來源國之一。
Yao等人（2016年）收集我國2003～2009年期間對外投資情況發現，截至2009年底，我國企業已經向全球174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其中，美國、歐盟、英國、東南亞、日本、韓國及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都是我國（大陸）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也是我國外商和我國港澳臺直接投資（FDI）的主要流入經濟體。他們用多種回歸方法進行驗證，得出以下OFDI（我國對外投資）和IFDI（外商直接投資）的動態關系：一是我國企業傾向于在比較熟悉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也就是說每個經濟體對華投資的資本存量可以表示本國企業對該國的了解程度，因為這個資本存量對我國OFDI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二是對發達經濟體的投資除了市場尋求動機以外，技術尋求動機對我國的OFDI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一研究結果充分證明了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復雜性和系統性，對國家和企業的決策者如何通過對外投資和吸引外資兩個開放維度去更好地抓住全球化發展機遇、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有很好的理論支撐及決策參考價值。
這是因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是經濟實力不斷提升的結果，也是我國加入WTO以后20年來信守承諾、嚴格遵守國際貿易共同規則的結果，更是我國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合作共贏共享理念的重要體現。加入WTO20年來，我國關稅總水平從15.3%降低至7.4%，低于9.8%的入世承諾。實際開放市場接近120個細分部門，清理國家法律法規2300多件、地方法律法規19萬件，大幅度降低對外貿易和跨境投資門檻，積極推動對外貿易和跨境投資的便利化發展。我國大力推進自由貿易區試點，加快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推進“一帶一路”合作平臺建設，定期舉辦消博會、服務貿易會、廣交會和進口博覽會等，展開了開放、包容、共享的有力翅膀，積極推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及投資協議，包括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和中歐投資協議（Sino-EU Investment Agreement）等。到目前為止，我國已與145個國際地區、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的合作文件，極大地推動了與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投資合作，為沿線欠發達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主動肩負起開放型大國的責任擔當，獲得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高度認可。
新發展格局下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機遇及挑戰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國民經濟持續不間斷高速增長，為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質、信息技術、產業、人力資本、外匯、市場和管理體制機制基礎。我國有效利用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同有為政府的引導作用，充分發揮不同所有制市場主體各自的優勢，形成了有別于西方自由經濟市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能和韌勁，充分掌握了一整套理論清晰、實踐有序的對外開放發展規律。
改革開放之后的前30年，國民經濟發展路徑可以用“非均衡增長”的發展模式來描述，黨的十八大之后，可以用“協調發展”的模式來刻畫。從“非均衡增長”轉變為“協調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充分理解和掌握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重要體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特征，充分展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時俱進的時代性，以及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的矛盾論、實踐論指導下，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重要關頭，面對新矛盾、新形勢、新格局的睿智和重要歷史選擇。
新階段，我國人均GDP在連續兩年突破1萬美元大關之后，2021年將突破1.2萬美元，首次超過全球人均GDP水平，實現新的歷史性飛躍。同時，按照“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發展思路，我國人均GDP有望在2022～2023年間跨越世界銀行界定的全球高收入經濟體最低門檻。依據2021年世界銀行的最新標準，高收入經濟體人均GNI／GDP為1.27萬美元，比2020年高160美元。我國經濟強力發展，已經撼動了世界地緣政治。盡管2012年以后告別了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階段，但是，我國經濟基數已經大幅度提高，從2001年的11.1萬億元上升到現在的100萬億元以上，現在每年如果能夠實現6%以上的增長速度，一年的增量幾乎就等于排在全球第15位的經濟體一年的GDP總量，三年累加的增量就等于排在全球第五位的英國一年的GDP總量（如圖3）。
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韌勁在于歷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汶川地震、2010年歐洲債務危機、2017～2021年曠日持久的中美貿易摩擦和技術打壓、2020～2021年的世紀疫情，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從來沒有出現過衰退情況。不管遇到多大困難和壓力，我國經濟總能逆風前行，屢創奇跡，持續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就算在“封城鎖國”的2020年，我國GDP仍然實現了2.2%的增長，對外貿易增長1.9%，跨境投資再創歷史新水平。2019年，我國GDP與美國GDP的比重為66.7%，2020年上升至70.1%，2021年前三季度上升至75%。過去一年，我國向全球其他國家出口口罩3600億只，為全球的抗疫斗爭貢獻了巨大力量。
相比之下，西方主要發達經濟體在每次全球性危機中表現不佳，每次危機都會出現社會混亂，經濟大幅度萎縮。G7國家除了美國之外，在過去的13年里已經深深陷入了所謂的“高收入陷阱”，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創新能力相對不足，缺乏相對于中美兩國所具有的規模及范圍經濟效應，過往的壟斷優勢不再，長期呆板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極端的“民主自由”思想已經養成了一種自以為是、不求進取的懶惰散漫的民族意識，造成政府與民眾的關系日漸疏遠，本國社會經濟發展墜入了一個很難擺脫周期性經濟危機厄運的特殊陷阱（姚樹潔，2016）。世紀疫情是“高收入陷阱”最好的寫照。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英國，表面強大的經濟和醫療體系，解決不了政府領導不力、民族意識散漫的社會深層次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復蘇—高漲—危機—蕭條”周而復始周期規律的判斷，在這些國家中不斷出現，特別是應對世紀疫情的慌亂、無助、絕望，充分體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內在不可調和的根本矛盾，體現了政府—民眾之間的不信任和政府執政能力的脆弱性，同時折射出我國在應對各種危機沖擊時所體現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自信的堅韌力量。
但是，正因為我國社會經濟長時間不間斷地高速發展，所以也積累了國內外各種壓力。在國內，在從全球中等收入經濟體向高收入經濟體及發達國家行列邁進過程中，我國不僅沒有成功的人口大國發展經驗可供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還不斷制造各種麻煩。一是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環境治理、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區域城鄉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國必須以“質量優先”替代“速度優先”的發展戰略，以“包容協調”發展替代“資源無限利用”的發展戰略，努力解決社會經濟、社會服務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新矛盾。二是部分西方國家在經歷多次全球性經濟危機、中美貿易危機、技術封鎖壓力、世紀疫情之后，對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國民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威脅和壓力持續提高。三是我國政府向世界承諾要力爭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時間緊迫，任務艱巨，對我國能源利用和污染防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今后在產業轉型升級、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方面，都將面對更加嚴峻的考驗，高水平對外開放也將面對更大更復雜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在國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持續近兩年還沒有看到盡頭，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人員交往和跨國服務產生了40多年來最大的影響。一是國際地緣政治更加復雜多變，美國通過貿易戰、科技戰阻止中國持續發展的所有措施沒有成功，因此轉向了“精準”打壓的戰略對策，尤其是定向列舉我國多家企業清單，對與高科技和國防有關的企業進行全面封鎖，對與美國壟斷企業具有競爭力的中國企業進行多維度排斥。二是多邊組織勢力此消彼長，國際經濟政治的話語權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上世紀主宰全球的G7逐漸演變成為20國集團（G20）與前者的對沖，金磚國家的出現也有效抗拒了美國和G7的壟斷性。但是，G7除了美國以外的其他六個成員國在歷次危機的洗禮以后，已經很難與美國或中國平起平坐；金磚國家五個經濟體中，我國的經濟體量是其他四個經濟體總和的2.55倍，這就使全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美國和中國為核心的G2博弈局面，這一局面在美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病態心理作用下，必將對中國未來高水平對外開放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三是美國的盟友，特別是英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等，以“民主自由”的幌子，經常給中國的對外開放和海外投資企業制造麻煩。例如，國產大型飛機C919的關鍵部件、華為手機芯片、5G技術、微信、抖音、企業、產業鏈、技術鏈、供應鏈等，屢屢遭受這些國家的打壓和毀約，甚至連北京2022年2月的冬奧會也已經遭到少數西方國家的無理抵制。西方力圖與中國“脫鉤”的努力和手段千姿百態，對我國中長期的對外開放，特別是疫情以后的對外開放，必將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為了應對上述國內外的各種風險和挑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2020年5月14日會議中，首次提出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即“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其基本思路就是充分挖掘國內市場潛力，提升國民消費能力，以消費促生產，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滿足消費需求，創造新的消費生態，做優做大做強國內市場。“雙循環”新發展戰略實施一年多來，成效明顯，但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挑戰。特別是疫情在國外持續蔓延，不僅增加了我國防疫負擔和壓力，還對我國服務行業和消費市場產生了不可抗拒的負面影響。“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面對外部風險和壓力的持續沖擊，在這個背景下，我國利用抗疫成效時間差，得益于強大的工業制造能力、完整的產業鏈供應鏈技術鏈、四通八達的對外貿易通道，特別是近10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中歐班列”、“西部陸海新通道”和“一帶一路”倡議，構成了覆蓋全國所有省市區、聯通全球所有主要貿易伙伴的國際貿易網絡，加上5G、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視頻通信等新的服務技術和生態，為我國經濟穩定增長提供強勁的發展動力，實現超常規的貿易和投資增長。
從2021年國際貿易、跨境投資、新技術的飛速發展看，面對風云變幻的外部環境和世紀疫情影響，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依然具有許多特有的發展機遇。抓住這些機遇，不僅可以推動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還可以大幅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我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貿易、投資、技術進步的貢獻率，加速縮小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提升我國在世界政治地緣的話語權，更好帶動“一帶一路”沿線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對策
面對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結合新發展格局要求，推動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做好以下各方面的工作。
一是優化對外貿易和跨境投資區域分布，化解過度依賴少數國家貿易投資的風險。特別需要擺脫對美國等少數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依賴和技術依賴，構建新的全球性空間貿易結構，提高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技術鏈的回旋余地，增強抗擊人為或不可避免的經濟周期波動沖擊，弱化地緣政治沖突可能對我國經濟內循環的打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是千秋大計，必然撼動由美國及其為首的G7集團壟斷世界經濟發展超過半個世紀的既有格局，挑戰美國自冷戰結束以后獨霸世界的壟斷地位和野心。因此，美國在2018年以后所發起的大規模貿易戰、科技封鎖戰，以及在我國民族及主權問題上的種種挑釁行為充分證明，我國不能過度依賴美國市場、科技和資源。盡管作為單個國家，美國依然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最大的貿易順差產生地，但是，自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后，美國先后被歐盟和東盟超越，已經變成了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如表1）。東盟先后超越美國和歐盟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我國對外貿易分化還逐漸傾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些國家與我國的雙邊貿易額占據我國對外貿易總量的比重不斷提高，從2016年的25.7%上升至2021年前10個月的29.4%。
二是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和信心，努力抵消西方國家企圖與中國“脫鉤”的一切風險。WTO成立于1995年，其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s and Trade, GATT）。GATT主要針對貨物貿易及關稅協定，而WTO不僅覆蓋貨物貿易，還覆蓋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和貿易摩擦協調，包含的國家數量也比GATT（125個國家和地區）更多。WTO經過26年的發展壯大，已經成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多邊組織。但是，隨著中美關系日益復雜化，全球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斷沖擊和削弱WTO的權威性和有效性。WTO本身也存在許多不足，需要主要成員國達成共識，進行改革，使之達到更好引導全球自由貿易、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目的。
面對外部脫鉤壓力，中國不斷尋求其他雙邊或多邊的自由貿易和投資協定，特別是RCEP和中歐投資協議。盡管中歐投資協定遇到一些阻力，中國申請加入由日本、韓國等國家倡導的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協定）還沒有得到很好的呼應，最少表明了中國參與多邊組織、共同推進全球自由貿易的決心和態度。在目前幾個國際多邊組織中，對我國影響最大的還是WTO。因此，我國首先需要堅持維護WTO貿易規則，促進WTO深化改革，提高其統籌協調全球自由貿易的能力及范圍；其次要積極推進RCEP、中歐投資協定，持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加強與俄羅斯、非洲等新興經濟體的雙邊合作。
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農業資源豐富，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很強的戰略意義。2021年，中俄雙邊貿易額有望從2010年的555億美元、2020年的1080億美元，上升至1400億美元。俄羅斯對中國的出口產品集中在石油、天然氣和農副產品等領域，對我國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有很好的保障作用。另外，中國與非洲關系密切，在鐵路建設、產業投資、人員交往等方面不斷增強，有力促進了中非雙邊貿易持續增長，雙邊貿易額從2010年的1296億美元上升至2019年的2087億美元，盡管中非貿易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降了10.5%，但在2021年前三季度已經實現了報復性增長，貿易量達到1852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同比增長38.2%，比我國同期對外貿易總額增長速度22%高出16.2個百分點。面對世紀疫情，中國對非洲的醫藥物資出口和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對非洲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穩定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非洲人口數量超過13億，基礎薄弱，但是資源豐富，經濟、外貿、投資發展潛力巨大，與中國之間的貿易、投資、技術互補性強。截至2020年底，中國企業對非洲的直接投資累計達430億美元，中國在2013～2018年之間的對外援助中有45%流向了非洲，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對非洲的援助和投資努力，得到了非洲各國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肯定，對我國的跨境貿易和投資多元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作用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強，因為非洲的發展起點低，總人口很快就會超過印度和中國，隱藏著巨大的市場發展潛力。
三是通過技術創新，努力擺脫美國及其盟國的技術封鎖，推動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加速推動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發展，不斷提高貿易便利化，增強我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國際競爭比較優勢，持續提升貿易投資數量和質量，努力爭取世界貿易規則的主動權和話語權。
技術創新不僅是構建強大內循環體系的主要推動力，也是促進對外開放、擺脫技術封鎖、避免被動挨打的重要手段?；谝延械漠a業鏈供應鏈，在技術和管理兩個維度，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和效率，增強應對一切風險和挑戰的能力和韌勁，把握世界經濟和本國經濟的主動權和發展方向。通過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統籌優化內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相互補充、互為回旋的產業結構，滿足國內外各種不同的新需求。例如，近兩年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國內的產業調整就是很好的例證，優先發展與抗疫防疫有關的產業和產品，開發新產品，構建新業態，使我國對外貿易能夠因勢利導，滿足國際市場需求，促進國內產業調整，助力國民經濟行穩發展。再如，加速網絡技術創新，通過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網絡視頻等新技術新手段，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打造新業態，構建新的產業鏈供應鏈技術鏈，強化現有產業鏈，補齊供應鏈短板。這些都是應對外部風險、利用世紀疫情所造成的新變局而推進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使我國在全球經濟衰退背景下一枝獨秀，持續提高占有全球經濟、貿易、投資比重，加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
四是優化進口結構，合理縮小貿易不平衡和貿易順差。一方面滿足國內高質量多樣化需求，擴大國內消費市場，另一方面為世界經濟注入更多來自我國的發展動力，提升我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加入WTO以來，我國出口額長期超過進口額，貿易順差甚至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仍不斷提高，這對穩定我國的外匯儲備和外匯市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長期的貿易順差卻制約了我國吸收進口商品的能力，增加了主要順差來源國的抵觸情緒，限制了我國居民多樣化、高端化的消費需求，不利于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也可能會增加國際貿易摩擦，這反過來不利于我國對外貿易長期高質量發展，不利于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和相互補充。
五是持續推進自貿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建設。我國已經開設了20個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遍布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形成了一個全國性、全域性、全功能性的開放新格局。各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各有特色，他們之間共同構成了一個既有競爭又有經驗共享的新型競合態勢。通過自貿區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提高貿易便利化，降低貿易成本，以更高水平的貿易促進產業集聚、人才集聚、技術積聚，破除制度藩籬，促進貿易、外商投資、對外投資、物流、金融服務、外匯結算、多式聯運高質量發展。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的成功經驗將可以通過“以點帶面”逐級推進的方式，提升全國對外開放范圍和質量，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技術進步，增強競爭意識，助力物流、倉儲、園區服務業全面發展，再以產業發展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和質量，形成新的“貿易—經濟—投資”三角格局，以更高的姿態和能力融入世界自由貿易體系，在互利共贏原則基礎上，充分利用外循環促進內循環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
結語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一個重要的歷史新起點，正在努力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魔咒，朝著發達經濟體的方向發展。在4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中，我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創造了世界歷史上一個人口大國、發展中國家持續不斷發展、快速追趕發達國家經濟體的偉大經濟奇跡，撼動了由西方發達國家所構建的既有經濟政治地緣結構。在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方向前行的時候，遭遇了世紀疫情，遇到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霸權主義的百般刁難，形成了一個紛繁復雜的百年未有的大變局。
如何在這個大變局中，抓住發展機遇，面對國內外各種挑戰，是新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命題。西方自由主義經濟體，以及許多新興發展經濟體，都恪守所謂的“自由經濟”理念，因而很難擺脫馬克思論斷的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復蘇—高漲—危機—蕭條”的經濟周期規律，我國堅守的“四個自信”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大優勢，成功規避了多次全球性經濟和社會危機，展示出社會主義制度以民為本、多種所有制經濟競合協調發展、市場與政府“兩手發力”、長期圍繞改革開放主線，以改革促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戰略思路，構成了中國經濟奇跡的道路優勢和理論優勢；展示出以技術創新為推動力、以中國共產黨有力領導、人民勤儉節約、全民重視教育等因素，構成了社會、政治、經濟、民生穩定發展的制度和文化優勢。
在這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重點在于內循環，但是，外循環的作用不容忽視，更不是為了“閉關鎖國”。我國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離不開對外開放。從吸引外資，到促進出口，再到對外投資，中國企業走出去，技術人才走出去、引進來，對擴展我國經濟發展空間，增強國內經濟增長韌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假如沒有開放，沒有吸收、引進外國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就不可能營造國內競爭環境，激發自我研發、自我創新的最大潛能，中國經濟就不可能實現如此長時間、不間斷的高速增長。
隨著中國經濟做大做強，外貿總量持續提高，但是其占GDP的比重自2006年達到頂峰64%以后就開始逐漸下降，目前的比重大約是30%左右。這是對外開放型大國經濟的基本特征，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對外依存度都在30%以下。因此，如何利用對外開放支撐高質量發展，長期來看不在于高的增長速度，而在于對外開放水平。一方面是尋求技術和資源，另一方面是擴展多元市場空間，為內循環發展提供可供選擇的回旋空間。通過有目的、有方向的外資流入，填補內循環投資不足、技術不足、產業不足等短板，增強現有的產業鏈、供應鏈、技術鏈，擴展新的產業鏈、供應鏈。
高水平對外開放，重在增強安全性和穩定性，與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六穩”“六保”戰略相呼應，與我國社會經濟“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戰略選擇相吻合。要確保外資外貿產業鏈供應鏈技術鏈的安全可靠，富有回旋余地，提高我國抗拒任何形式風險的能力。在具體戰略上，分化投資外貿區域空間，增強技術創新能力，自主自強，擺脫技術封鎖，消除技術瓶頸，掌握發展主動權和國際經濟政治的話語權。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和能力去應對任何形式的單邊主義和脫鉤企圖，用自己強大的實力和良好的實踐結果去贏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在新格局下，使更高水平、更加有效的對外開放，服務國內大循環發展需要，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注入強勁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ZDA00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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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樹潔，2016，《西方國家正陷入“高收入陷阱”》，《人民論壇》，第12期。
The Internal Logic and Strategic Path of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Yao Shujie
Abstract:"Opening-up is a distinctive symbol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will unswervingly promote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2021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finishing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n 2020, we ushered in the centennial birthda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pened up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a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n all-round way. By discuss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at China must face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studying the major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high-leve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putting forward strategic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se challenges, sei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creating a new development idea of "emphasizing stability and seek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y can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ety and economy.
Keywords: high-level opening,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eign trad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ircul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