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性是政黨固有的特性、本質屬性，政績就是為政之績。二者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黨性決定政績觀，政績觀是促進黨性鍛煉的重要因素，它們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且同向同行、交織互動，統一于為民造福的實踐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青年干部的黨性更加堅強，政績觀培塑成效顯著，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需要從“知、情、意、行”四個方面著力。“知”就是要知責、知理、知觀；“情”就是要堅守為民情懷，牢記初心使命；“意”就是要堅定理想信念，發揚斗爭精神；“行”就是要崇尚實干，狠抓任務落實。
【關鍵詞】青年干部 黨性 政績觀 為民造福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青年干部的黨性教育與政績觀培塑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性鍛煉與政績觀的重要論述，為新時代青年干部加強黨性修養、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提供了根本遵循。從詞頻統計結果來看，“黨性”和“政績”兩個詞僅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就分別出現了46次、17次，在2019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六次親授中青班“開學第一課”的重要講話新聞稿中分別出現了14次、20次。但較早將這兩個詞聯系在一起使用是在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抓落實是“衡量領導干部黨性和政績觀的重要標志”。在2022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直指根本：“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只有黨性堅強、摒棄私心雜念，才能保證政績觀不出偏差。”當前，全面系統理解黨性與政績觀的關系，深入思考青年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實踐理路，無疑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黨性與政績觀的內在關聯
顧名思義，黨性就是指政黨固有的特性、本質屬性，是一個政黨區別于其它政黨的顯著標志。但黨性絕不是黨的性質的簡稱，也就是說不能將黨性簡單等同于黨的性質。從指稱的對象看，黨的性質揭示的是政黨作為政治組織的本真面目和內在規定性；而黨性既可以指政黨組織的性質，也可以考量黨員個人的品性修養。從質與量的角度看，黨的性質是對某個政黨“是什么”這一基本問題的追問和質性回答，明確了這個政黨是“此黨”而非“彼黨”的根本差異所在，因而它沒有高低、強弱之分；而黨性則不同，它同時也是黨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使命任務等固有特性在黨員個人身上的綜合體現，也因此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進行量化的，我們通常所說的“黨性堅強”“提高黨性覺悟”“提升黨性修養”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何謂政績？早在2011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在中央黨校2011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就曾作過解釋：“顧名思義，就是為政之績，即為政的成績、功績、實績。”政績觀就是從政者對政績的根本觀點和基本看法，包括對什么是政績、樹立和踐行什么樣的政績、為誰樹立政績、怎樣創造政績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立場和態度、觀點和看法。在治國理政實踐中，黨性和政績觀是形影相隨、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其內在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同一性的角度看，黨性和政績觀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集團的利益，以表達共同政治意愿、執掌或參與國家政權為政治目標的政治組織，是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階級性是政黨的本質屬性，這就決定了黨性和政績觀之間所具有的最大類同性或相似性的特點、屬性和趨勢就是階級性。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斷》中批判德國“絕對的社會主義”時就指出：“這種社會主義由于自己的理論沒有黨性、‘思想絕對平靜’而喪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點精神和力量。”顯然，這里的“黨性”就是指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性。1905年，列寧在《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一文中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嚴格的黨性是階級斗爭高度發展的伴隨現象和產物。反過來說，為了進行公開而廣泛的階級斗爭，必須發展嚴格的黨性。”“嚴格的黨性則是使階級斗爭成為自覺的、明確的、有原則的斗爭的條件之一。”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史上，1939年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對共產黨員的黨性作出了明確界定：“共產黨員應該具有人類最偉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確堅定的黨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即黨性、階級性）。”他還進一步說，“為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黨性”的一種表現，也是“無產階級政黨原則性的最高表現”。同樣地，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政績觀”的本質，又可以發現它并不僅僅是對政績“有沒有”“大不大”等問題的看法，歸根到底反映的是政績“為了誰”“依靠誰”的深層次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政績觀無疑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這也是它的本質屬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或“為民造福”的政績觀才是正確的，也才能切實贏得歷史、人民和實踐的檢驗。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性說到底就是立場問題”，“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這也就從深層次揭示了堅強的黨性和正確的政績觀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廣泛的人民性，映射著黨員干部的階級立場和政治態度。
第二，從差異性的角度看，黨性和政績觀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在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范疇內，內容是指構成事物的一切內在要素的總和，形式則是這些內在要素的結構呈現或表現樣態。青年干部的政治修養、思想覺悟、道德觀念、法治素養等多重內在要素的總和就是黨性，是“官之為官”的內容，是為官之本；而青年干部在貫徹執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的過程中與履職盡責、創造業績的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立場態度、根本觀點和基本看法就是政績觀，是黨性所呈現的能為人們所認知的外部客觀表現。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原理告訴我們，內容決定形式，但形式也不是消極被動的，它對內容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因此，有什么樣的黨性，就必然會形成或者必然要求有什么樣的政績觀。一位青年干部為什么形成這樣的政績觀而不是那樣的政績觀，歸根到底只能由黨性這一根本內容來說明。人們透過政績觀呈現的諸多表現形態，經由思維等理性認識途徑，可以揭開裹在政績觀身上的面紗，認清青年干部的初心使命、理想信念等思想世界深層次的內核——黨性。與此同時，被一定黨性所決定的政績觀，又是促進或阻礙黨性鍛煉的巨大力量。當政績觀正確且適合黨性鍛煉時，它就能促進青年干部黨性修養的提升；當政績觀錯誤或不適合黨性教育時，它就會阻礙黨性修養的加強。
第三，從統一性的角度看，黨性和政績觀融滲于為民造福的實踐中。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首要的基本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我們不僅要科學地“解釋世界”，而且要革命地“改造世界”，要將自己的全部理論付諸實踐。黨性和政績觀絕不是空洞的口號、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實際的行動，二者統一于為民造福的實踐中。一方面是因為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中國共產黨根基、血脈、力量在人民，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因此，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踐行正確的政績觀就是為人民謀幸福。另一方面是因為為民造福是治國理政中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的實踐活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政治覺悟、理想信念等內在黨性力量的對象性展示，也是黨員、干部的政績觀與客觀世界交互作用得以呈現的創造過程。馬克思主義價值論認為，人民的實踐是一切價值的本質和源泉。再堅強的黨性也只能由人民的實踐來錘煉和檢驗，再科學的政績觀也必須由人民的實踐去解釋和證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黨員、干部初心變沒變、使命記得牢不牢，要由群眾來評價、由實踐來檢驗。”
黨性與政績觀在新時代的現實圖景
黨性堅強、政績觀正確、政績突出，是中國共產黨為青年干部勾勒的理想化圖景、指明的努力方向和提出的使命任務，自然也是真正的黨員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和能力。全面審視青年干部黨性和政績觀在新時代的現實圖景，是更好引導他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建功立業的基本前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黨的黨性更加堅強，青年干部的政績觀培塑也取得了明顯成效。在2017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歷史性變革”時指出，“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這是對包括青年干部在內的新時代黨員干部黨性狀況的總體評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嚴峻斗爭中，廣大青年干部勇當先鋒、沖鋒在前、頑強拼搏、敢打頭陣，用行動踐行初心使命，用實干彰顯政治本色，充分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在脫貧攻堅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數百萬青年扶貧干部舍小家為大家，傾情付出、傾力奉獻、任勞任怨、苦干實干，同貧困群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將最美的青春年華無私奉獻給了脫貧事業，黨群和干部關系得到了極大的鞏固和發展；在嚴重洪澇災害的抗洪救災過程中，廣大青年干部率先垂范，積極投身第一線，讓黨旗始終在抗洪救災一線高高飄揚，讓黨徽始終在戰勝風險挑戰中閃閃發光：這些無不生動詮釋著廣大青年干部對黨忠誠、信念堅定、勇于斗爭、為民造福、無私奉獻的堅強黨性。與此同時，青年干部的政績觀也有了很大變化，比如，擺脫了經濟發展的“速度情結”，糾正了簡單以GDP增長數字論英雄的觀念；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狀況明顯改變，能夠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變化得益于習近平總書記對培養青年干部的高度重視和正確引導，提出了“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指明了青年干部成為好干部的基本目標；得益于《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共中央辦公廳關于加強調査研究提高調查研究實效的通知》等法規制度的出臺與實施；得益于我們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堅定決心和果敢行動；得益于疫情防控、脫貧攻堅、抗洪搶險等嚴峻斗爭的政治歷練和實踐鍛煉。
與此同時，青年干部的黨性和政績觀也存在著一些突出問題，表現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某些領域，表現在脫貧攻堅、城市建設、疫情防控等某些方面。比如：在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方面，個別干部“不用心、不務實、不盡力”，“口號喊得震天響、行動起來輕飄飄”，“把說的當做了，把做了當做成了”，“事事留痕，把‘痕跡’當‘政績’”等。在扶貧開發和脫貧攻堅方面，“重縣城建設輕農村發展、重區域開發輕貧困人口脫貧”，“重‘面子工程’，輕惠民實效”，“大搞‘政績工程’，縣城建設得富麗堂皇，而邊遠農村面貌依舊”，“追求短期政績”，“消極等待政策”，“用紙面數字來展現所謂扶貧成效”等。在城市建設方面，個別青年干部對城市建設和文化傳承的內涵理解不到位，存在著“僅從短期政績出發盲目造景偏向”。在2020年召開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對抗疫斗爭中少數干部“不敢擔當、不愿負責，畏首畏尾，什么都等上面部署，不推就不動”“敷衍應付、作風飄浮，工作抓而不細、抓而不實”“百般推脫、左躲右閃，甚至臨陣脫逃”等黨性不強的表現給予了批評，并強調“決不能容忍！必須堅決糾正！”李克強總理在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仍然突出，脫離實際、違背群眾意愿現象屢有發生，有的在政策執行中采取‘一刀切’、運動式做法。少數干部不擔當、不作為、亂作為，有的漠視嚴重侵害群眾權益問題、工作嚴重失職失責。一些領域腐敗問題依然多發。”以上種種問題，無一不是黨員干部黨性不強、政績觀錯位的現實反映。
加強黨性鍛煉，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實踐理路
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與加強黨性鍛煉是同向同行、交織互動、協同推進的發展過程，也是青年干部不能回避且必須作出科學回答的終身課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干部的黨性修養、思想覺悟、道德水平不會隨著黨齡的積累而自然提高，也不會隨著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終身努力。”引導青年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的政績觀是一個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從“知、情、意、行”四個方面著力。
第一，“知”就是要知責、知理、知觀，這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前提條件。所謂知責，就是要明確自己的身份和職責，牢記自己的義務和責任。201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強調，全黨同志要強化黨的意識和組織意識，時刻牢記“自己是黨的人，是組織的一員”，“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產黨員，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要始終自覺“做到忠誠于組織，任何時候都與黨同心同德”。知責更要擔責，青年干部要以釘釘子的精神擔當盡責，起而行之，勇挑重擔，真正做到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因為“能否敢于負責、勇于擔當，最能看出一個干部的黨性和作風”。所謂知理，就是要加強理論學習，通曉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道理學理哲理，特別要結合思想和工作實際深刻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精神實質、豐富內涵、實踐要求，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政治上的堅定、黨性上的堅定都離不開理論上的堅定。”“年輕干部要勝任領導工作，需要掌握的本領是很多的。最根本的本領是理論素養。”因此，青年干部要健康成長起來，就必須舍得花精力，堅持全面系統、及時跟進、深入思考、聯系實際的學習原則，在知理、明理、講理、信理、用理中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做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所謂知觀，就是要全面認識和把握正確政績觀的科學內涵和實踐要求。在2013年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談到干部的政績考核問題時就明確指出，要“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這就告訴我們，正確的政績觀是點與面、顯與潛、動與靜、質與量辯證統一的多維綜合體。點與面就是要突出改善民生、生態保護等重點考核指標，但也要堅持系統觀念實現各領域全面發展、成果全民共享；顯與潛就是既要注重看得見、摸得著的外在實績，又要兼顧打基礎、利長遠的隱形成績；動與靜就是說政績具有動態性、相對性，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政績考核時既要注重結果，更要看重過程；質與量就是要按客觀規律辦事，既要積極進取，又要量力而行，絕不能盲目攀比。
第二，“情”就是要堅守為民情懷、牢記初心使命，這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內生動力。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毛澤東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并在全國發出了“人民萬歲”的歷史最強音。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經驗也充分說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只有尊重人民才能贏得歷史主動，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創造歷史偉業。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為青年干部堅守為民情懷、牢記初心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青年干部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懷著強烈的愛民、憂民、為民、惠民之心，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群眾的困難訴求記在心里，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化為創造政績的強勁動力，才能切實提高群眾工作能力，才能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才能真正創造出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政績。在2022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實事，哪里就能創造業績。業績好不好，要看群眾實際感受，由群眾來評判。”在2021年春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上，他強調年輕干部要堅持當“老百姓的官”，“要拜人民為師，甘當小學生”。反過來講，青年干部如果脫離了人民群眾，失去了人民性，就是喪失了黨性，就不能稱其為黨的干部，也不可能創造出真正的政績，而且有損害黨的形象、滋生腐敗現象蔓延的巨大危險。
第三，“意”就是要堅定理想信念，發揚斗爭精神，這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關鍵所在。講不講黨性、黨性強不強、政績觀正確與否有很多考量因素和評價指標，其中最為重要且起決定性作用的就是理想信念。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發展進程中，理想信念無論是對于政黨組織還是黨員個人，它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一個政黨有了浸透于組織的理想信念，就有了奮力向前、無堅不摧、無往不勝、開辟未來的深刻而持久的強大力量；一名干部有了深植于內心的理想信念，就有了難于移易、不屈不撓、堅貞不渝、自信自強的政治定力和走穩、走遠的無畏勇氣。也因此，我們黨常常喜歡用“鈣”“立黨興黨之基”“安身立命之本”“精神支柱”“政治靈魂”等詞語來描述理想信念的極端重要性。青年干部作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重要依靠力量，擔負著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歷史使命，理應堅定理想信念，而且要常修常煉，要信一輩子、守一輩子。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共產黨人錘煉黨性，首要的就是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年輕干部接好班，最重要的是接好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斗的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一帆風順的，面對越來越復雜的風險考驗和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青年干部必須堅定理想信念，發揚斗爭精神，磨礪斗爭意志，在斗爭中錘煉黨性，在斗爭中創造政績。相反，在挫折面前畏縮不前，遇到困難時就打退堂鼓，都是黨性不強的表現，自然也不會創造出黨和人民滿意的政績。
第四，“行”就是要崇尚實干，狠抓任務落實，這是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本質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業績都是干出來的，真干才能真出業績、出真業績。”“講實話、干實事最能檢驗和錘煉黨性。”實實在在的“行”是衡量青年干部黨性堅強和政績觀正確的實踐尺度，主要體現在貫徹落實能力和調查研究能力兩個方面。一方面，青年干部要旗幟鮮明講政治，強化毫不動搖、百折不撓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重大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不打任何折扣，不耍任何小聰明，不搞任何小動作”，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同時，還要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善于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創造性地抓好貫徹落實工作，制定切合實際的落實方案，在重要任務、關鍵環節、落實情況等方面要親自掛帥出征、腳踏實地、穩扎穩打，將一切工作做深、做實、做細。另一方面，要掌握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做起而行之的行動者。年輕干部要提高調查研究能力，在調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領。只有全面、深入、細致調查，才能為作決策、出實招提供可信度較高的現實依據。調查就是要察真情、摸真底、聽真話，因此來不得半點馬虎和一絲一毫的虛假，更不能搞“作秀式”“盆景式”“蜻蜓點水式”“走馬觀花式”的調研。而要用看問題的眼力、走基層的腳力、匯民聲的聽力、出實招的腦力“身入”基層，真正把情況摸實摸透。研究就是要真研究問題，研究真問題。對調研得來的材料和情況，要認真研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給出解決問題的恰當理路。只有這樣，才能把為人民造福的事情辦好辦實，進而創造出更大的真政績。
（作者為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課研究專項“中國共產黨百年紅色基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有效性研究”（項目編號：21VSZ017）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二、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017、2020年。
②《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樹立踐行正確政績觀 在新時代新征程上留下無悔的奮斗足跡》，《人民日報》，2022年3月2日。
③鄧卓明主編：《中國共產黨培養造就青年干部思想與實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責編/于洪清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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