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黨史學習常態化長效化不斷推進，全黨全社會對學習黨史、研究黨史、宣傳黨史給予格外關注，中共黨史不僅止于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更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日常閱讀學習的重要內容。黨史被賦予空前重要的歷史任務，這也對黨史研究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黨史書談：閱讀與寫作的技藝》 周良書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一個學科的研究水平，與該領域方法論研究的水平息息相關。目前學界的史學方法論著作，泛論大歷史的多，細化黨史領域的少；談宏觀層面的多，講微觀層面的少；涉及理論環節的多，著重實踐環節的少。周良書教授的《黨史書談：閱讀與寫作的技藝》（以下簡稱《黨史書談》）是一本累月經年集腋成裘的黨史方法論著作，聚焦黨史研究理論到實踐的環節，結合作者多年治學的實例、前人成果的案例，以及傳道授業解惑中學生的實例等，深入淺出地為后學傳授方法和技藝，探討黨史研究方向，附帶勾勒出當下黨史研究概貌，兼具理論性、實用性、可讀性，是中共黨史熱心研習者的良師益友，擔得起黨史入門學者“必讀書目”的期許。
一個提綱挈領的學術實踐框架
“學問有道，重在基礎。問學有徑，要在指引。”黨史研究到底怎樣入門？《黨史書談》并沒有過多流連于講解學科的內涵、外延等理論問題，而是提綱挈領地搭建起一個實踐框架：怎樣閱讀、如何訓練、過選題關、過史料關、確立論說——五章內容構成微觀層面黨史研究工作的四梁八柱。
接下來，作者對五個關鍵環節展開“庖丁解牛”。無論是解剖所依循的脈絡，還是其中所洞見的觀點，都對我們深入理解黨史學術實踐極具啟發。例如，作者將“如何訓練”這一環節分解為學術觀察、文字表達、邏輯思辨和歷史想象四個主要方面：強調黨史研究者必須盡早劃定觀察范圍，努力進入歷史情境，在積累和磨練上多下一番功夫，不斷提升分析和判斷能力；要養成用筆說話的習慣，做到落筆驚人、言之有物；要學會用邏輯的力量使紛繁的材料條理化，變“滿盤玉珠”為“一線穿珠”；要在歷史事實基礎上，運用先驗的知識，去構造歷史的真實圖景。
結合諸多學術實踐案例深入剖析這五個環節，一個新學人可以清晰地梳理出黨史研究工作的核心環節，找到修煉學術基本功的落腳點，也可大致窺見從事這項志業會是怎樣一種生活。
一本簡明的學位論文寫作指南
得益于在大學從事一線教學工作，作者在書中展示了手把手教學生寫論文的經驗，能幫助黨史專業的學生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少走彎路。
這方面內容集中體現在第三章“過選題關”。作者在前幾節集中討論了選題和文章寫作的原則性問題和準備工作，其中展現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如作者認為一個好的選題，就好比一根有用的繩子，可使我們所積累的知識條理清晰；如選取治學的第一個題目，一定要“慎選題”“起好名”，在“富礦區”選題；再如談到選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者強調要避免三種誤區，即論題不重要因為所提問題無關宏旨，論題很重要但所提問題已有眾所周知的答案，論題很重要但所提問題自身尚無能力解決。
作者還用“文章體裁”一節專題講述高校學生為學過程中常見的學位論文、期刊文章、會議文章、紀念文章、黨史札記等幾種文體的寫作方法及注意事項。作者還事無巨細地講解了學位論文前言、正文和附錄等各部分常見的問題，實用性極強。
一席學術研究的金玉良言
《黨史書談》的重點在實踐層面，但也反映了作者對學術發展方向和治學原則的許多看法，可謂其集學術生涯經驗之金玉良言。
例如，作者認為，邏輯訓練的關鍵，在于培養有問題意識和批判精神的創造性素質，而非純粹以文章中是否用了點別人看不到的材料作為水平高低的標尺，“用同樣的原料，特級廚師做出來的菜同一般主婦做出來的就是不同，這才叫水平”。再如，作者認為“小歷史”主要關乎“學”，“大歷史”主要關乎“識”，“學”要扎實細致，“識”要遠大通透，無論是整個黨史學術界，還是治學者本人，都須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總體上的平衡。
類似值得深入咀嚼的觀點闡釋在文中俯仰皆是，無論讀者贊同與否，都具有相當啟發意義。
一份可資借鑒的學科“書單”
行文中，作者對學界研究成果信手拈來、如數家珍，幾乎囊括黨史領域大部分重點著作、觀點和學者，一定程度勾勒出當下黨史研究概貌，可算作者開出的一份學科“書單”。
在幾十年治學經歷中，作者經手的著作、資料繁多，在書中均有體現。文后的參考文獻所提及著作，許多都是黨史領域經典書目；專題論述“閱讀”時，列出了學科相關重要期刊；專題論述“史料”時，羅列了眾多常用史料名錄。這些文獻信息量十分之大，具有“索引”功效，對年輕學者學術積累可謂大有裨益，后學可針對性地進行閱讀。
一本頗具趣味的黨史通俗讀物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探討理論的“論據”，作者在書中對一些黨史細節進行了辨析，這些故事對于普通讀者而言頗具閱讀樂趣。
比如，在講到要多用“一手史料”時，作者對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歷史回憶進行了辨析，引用曹汝霖自己的回憶——當時“于倉促間，避入一小房（箱子間）”，“這箱子間，一面通我婦臥室，一面通兩女臥室，都有門可通”，說明原先關于曹汝霖事先聞訊逃跑的回憶值得商榷。比如，講到石仲泉先生通過重走長征路從而推進長征史的研究事例時，講清學界原先關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認識如何進展為如今“3+1”的長征，即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加紅二十五軍的長征——如果算上其他幾個方面軍的長征，總里程應達到6.5萬里。再如，講到科學地進行“歷史想象”時，對一些流傳甚廣卻不甚可靠的歷史想象進行了厘清，如對有學者以斯諾《西行漫記》中的陳述為出發點對毛澤東的心理和性格的想象，以及一些學者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歷史細節的想象等，作者均進行了詳細、專業的辨析。過程及分析，讀來不失趣味和精彩。
“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周良書教授在前言中談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在書中，他也努力踐行自己的承諾，“少一點大道的空靈，多一點泥土的氣息，讓讀者看到更多‘田間地頭的勞作’，看到更多實際行動的過程”。作為讀者，除了學問技藝上的收獲，更感受到一股安靜的力量——唯長其泉源，方可期浩蕩奔騰之日；唯固其根本，方可得傳世經典之作；唯不改初衷，方可成人生之“微言大義”。
（作者為黨建讀物出版社副編審、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標題：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黨史書談》的價值取向和學術志趣）
作者：何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