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過去二十年，中國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認識經歷了四個階段，從“大有作為的時期”、“內涵和條件變化”、“風險點增多”，到“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以多個經濟體在過去60年的經濟增速為指標，考察國際環境和發展之間的關系后發現，這兩者的關系是復雜和非線性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目標需要不同的國際環境，國際環境的好壞也與本國的實力地位密切相關。國際學術界之所以長期認為戰爭和沖突常常有利于發展，主要是源于發達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總量的80%。當前，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但中國憑借強大的實力，有很大機會塑造國際環境。中國應從國際戰略高度認識較高速經濟增長的重大意義，提升戰略能力，通過為世界提供新機遇，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實現較高經濟增速目標的國際環境。
【關鍵詞】戰略機遇 國際環境 經濟增速 動蕩變革期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3.003
【作者簡介】鐘飛騰，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地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外交、東亞與美國、一帶一路。主要著作有《發展型安全：中國崛起與秩序重構》、《管控投資自由化：美國應對日本直接投資的挑戰（1985～1993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新型大國關系與國際秩序構建》（主編）等。
前言
自21世紀初中央提出“重要戰略機遇期”重大判斷以來，學術界圍繞戰略機遇期的內涵與外延、戰略機遇期的挑戰，戰略機遇期的存續等發生過諸多爭論。例如，曾有學者提出，2010年以后中國進入了從戰略機遇期向戰略挑戰期轉變的階段。[1]形成這種看法的基本驅動力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包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東北非劇變以及中國周邊環境變化等。事實上，參與有關“戰略機遇期”討論的主要是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多數學者達成的共識是，國際環境是“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論斷的重要組成部分。每當重新審視戰略機遇期的新內涵與新條件時，準確把握國際環境總是必要的步驟。[2]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以及烏克蘭危機等表明，中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已經與20年前顯著不同?；诶碚撘暯堑牟町?，在對國際環境嚴峻程度的認識上，各方還有一定差異，但是，美國不顧中國反對執意加強對華戰略競爭，使得關于國際社會正在進入“新冷戰”的輿論甚囂塵上。[3]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政府對國際形勢和戰略機遇期的研判有了較大的變化。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4]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指出，“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5]。雖然時隔一年有關“動蕩變革期”的內容只增加一個“新”字，但這個“新”字也可能意味著這兩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中央在提出“動蕩變革期”時，仍強調依然存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只是需要深入把握新的變化。2020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綜合分析國內外形勢，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6]但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已沒有“戰略機遇期”這一表述，取而代之的是“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7]國際上有評論認為，黨的二十大調整“重大戰略機遇期”的判斷，預示著中國“實現其目標的道路可能比過去幾十年來得更加坎坷”。[8]
因而，回答“戰略機遇期”的前景，特別是識別“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的我國“新的戰略機遇”，不僅有助于在世界動蕩變革期把握我國發展的新機遇，也是回應國際社會關注點的需要。從既有的學術文獻看，學術界對世界動蕩變革期的戰略機遇分析還不夠充分，特別是對其與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目標和新發展格局之間關聯性的討論還不夠。這或許是2022年下半年《求是》刊發習近平總書記兩年前有關新發展格局與戰略機遇期重要論述的原因。從學術角度看，需要進一步加以討論的問題是，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一個動蕩且變革中的世界是否必然不利于中國的發展？或者換一個更學術性的表述是，邁入新發展階段后，中國實現既定戰略目標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際環境，以及中國憑借增長的國家實力能否塑造一個有利于自身的國際環境？
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論斷及其階段性演變
21世紀初中央提出“重要戰略機遇期”與中國邁入高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2002年5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的重要講話中提出，“縱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一、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9]。同年9月，時任中國外長唐家璇在紐約出席第五十七屆聯大一般辯論時介紹了這一思想，其表述是“新世紀的頭一二十年，對中國來說，是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10]。當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出席2002年全球工商領導人論壇時指出，“中國經濟正處于高速成長階段，本世紀頭一二十年，又迎來了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11]隨后，“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論斷載入黨的十六大報告，成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指導。顯而易見，但又必須加以強調的是，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研判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標密切相關，與融入國際社會的發展戰略有著深厚的聯系。在該重要判斷提出后不久，即有學者認為，“重要戰略機遇期”是繼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之后的又一項重大的戰略判斷和歷史性選擇。[12]
過去20年，中國政府對這一重大判斷的表述經歷了四次較大的階段性變化。如表1所示，第一階段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認識立足于“大有作為”，時間大體上對應著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第二階段，黨的十八大以后，盡管仍然強調“大有作為”，但是認為“內涵和條件”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2014年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們最大的機遇就是自身不斷發展壯大”。第三階段，從2019年開始，中央有關“戰略機遇期”的提法不僅有較大幅度減少，且強調“國際形勢日趨錯綜復雜”“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具有標志性的是，當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再提“戰略機遇期”，取而代之的是“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13]。2020～202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不再提及這一重要判斷。第四階段，從黨的二十大開始，中央不再提“重要戰略機遇期”，而是指出中國進入一個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2022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中國面臨著“風高浪急的國際環境”“外部環境動蕩不安”。[14]總的來看，國際形勢日趨復雜，穩定性、開放性趨弱，動蕩、不確定性和封閉對抗性在增強。
表1 “重要戰略機遇期”判斷和表述的四階段變化
來源：筆者根據《人民日報》相關報道整理
“重要戰略機遇期”表述在第三階段表述的變化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提出有密切聯系。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駐外使節會議上首次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5]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16]。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百年變局帶給中國最深刻的挑戰是如何確保和延長中國戰略機遇期。[17]第四階段不再提“重要戰略機遇期”，則與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等重大事件密切相關，為此中央提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來應對。按照中央的判斷，新冠疫情期間，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烏克蘭危機則進一步使國際環境從過去單純的戰爭與和平的二分法，演變成“錯綜復雜”。為了應對更具不確定性的局勢，我們應當改變線性的思維，在國際環境的兩個極端點——戰爭或者和平——之外，探求更趨復雜的國際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非線性關系。[18]
國際環境與發展的非線性關系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尋求致力于維護和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外交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創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傮w而言，在這樣的一種戰略思維和戰略舉措推動下，中國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且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因而長期以來，我們形成的一種固定思維是，為了謀求發展，中國必須維護一個友好的國際環境。隨著中國成為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學界在判斷國際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的好壞時，深受理論立場和視角差異的影響?，F實主義者認為中國發展壯大就會自動帶來較好的國際環境，而自由主義者和建構主義對經濟相互依賴、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認知等因素極為看重，認為一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的好壞并非完全取決于實力地位。[19]因而，在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中國邁入新的發展階段后，我們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思考國際環境和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
從歷史看，大國崛起的外部環境是十分復雜的，往往身處戰爭與和平之間。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20]作為一種政治宣誓，走和平發展道路極為重要，至少可以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國和守成國為爭奪霸權而爆發戰爭。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研究表明，崛起的西方大國問鼎霸主通常要經歷戰爭，少有的例外是20世紀英美之間、美蘇之間和美日之間的權力轉移是相對和平的。[21]如果繞開對“崛起”在時間性上的糾葛，那么20世紀美國問鼎霸主以及維持霸主地位的案例至少表明，西方的理論研究已經承認大國崛起并不一定要通過戰爭。同樣，我們也需要注意到，美國維持和鞏固權力并非都是憑借戰爭，而有賴于其他因素，如跨國公司、美元體系以及盟友體系等。
雖然西方大國在最終崛起時的權力轉移經常是以戰爭的方式完成，但并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日常的經濟增長都是以戰爭和暴力的方式實現的。我們可以通過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卷入地區沖突和其實力地位變化加以說明。20世紀90年代，國際社會總體上處于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同時也見證了超級全球化的日漸興盛。在這一階段，雖然美國發動過多場戰爭，卷入多場地區沖突，但是，得益于技術創新和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美國經濟取得了良好發展，以至于被美聯儲主席耶倫稱之為“令人驚艷的十年”[22]。21世紀以后，美國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耗資超過三萬億美元[23]，但美國經濟增速仍領先于發達國家。2002～2008年間，美國、經合組織成員國、歐盟的年均經濟增速分別為2.4%、2.2%和2.0%。[24]不過，如果站在戰爭的被動者視角看，特別是這些被動者、受害者是發展中國家、窮國時，其往往深受戰爭之害。例如，阿富汗戰爭對阿富汗的負面影響是極大的，2011年美國財政部的一項評估發現，戰爭將導致阿富汗經濟總量縮減13%～41%。[25]
目前學術界在戰爭如何影響直接當事國和非直接當事國的經濟增長方面的研究仍不能令人滿意。一種原因是，經濟學家很少研究戰爭，通常將戰爭排除在經濟增長理論的建構過程之外。政治學家側重于研究戰爭的起因，對戰爭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的關注不多。另一種原因是如一戰、二戰這樣的體系性戰爭很少發生，而地區沖突的強度從低到高，是一個連續體，卷入沖突導致死亡人數較少的時候一般被定義為低強度，而沖突導致死亡人數多的時候，稱之為戰爭。[26]有研究發現，自1700年至20世紀70年代，法國、德國、英國、日本、蘇聯和美國等卷入的大國間戰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暫時的。不過，每場全球性戰爭都有明確的贏家和輸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均不再是世界體系中全球性軍事力量的競爭者。[27]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主流觀點是，戰爭實際上推動了發展而不是阻礙了發展。[28]較為近期的計量研究則發現，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是負面的，內戰將導致人均GDP每年下降2.2%。但長期的戰爭，特別是內戰結束后，可能迎來不錯的經濟增長。[29]歸納來看，戰爭對一國經濟的影響也與其所處的國際體系有關，在相互依賴深化的全球化時代，戰爭對經濟的負面沖擊是很大的。這一點，業已為烏克蘭危機所證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2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烏克蘭危機以及西方發起的對俄羅斯制裁，通過全球大宗商品市場、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直接貿易和僑匯聯系、跨境生產網絡的傳導、金融市場以及人道主義影響等五個渠道影響世界經濟，造成2022年和2023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比當年1月預測值下降0.8和0.2個百分點。[30]
至于在動蕩時期（即不是戰爭，但也并非完全和平的時期），不同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有顯著差異。世界銀行提供了1961年以來主要經濟體、經濟板塊、不同收入國家群體的經濟增長數據，如表2所示，以1980年和2000年為界，1961～2021年間、1980～2021年間和2000～2021年間，世界經濟的增速分別為3.47%、2.94%和2.92%，總體上呈下降態勢。因此，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進入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而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還處于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但世界經濟在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增速卻要高一些。其主要原因在于，發達經濟體在前兩個階段占世界經濟比重約為80%，進入2000年以后逐步下跌至2021年的約60%，發達經濟體在第一階段的增速遠高于第二和第三個階段，因而促使世界經濟的增速在1960～1980年間比較高。2000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異常顯著，中等收入國家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7.04%上升至37.14%，中高等收入國家的占比從12.55%上升至28.08%，兩者占比均翻了一番還多。2000～2021年間，中等收入國家和中高等收入國家年均增速分別為5.50%和5.71%，遠高于世界經濟的增速。這意味著，新興市場在和平與發展時代取得了比戰爭與革命時代更好的經濟增長。從增長貢獻率的角度看，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已經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偟膩砜?，無論是動蕩變革期還是和平發展期，經濟體量大的一方存在更多創造機遇獲得良好經濟增長的可能性。
表2還顯示，21世紀初中國提出“重要戰略機遇期”以來的20年，也是中國引領新興市場國家崛起的二十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已從21世紀初的3.58%上升至2021年的18.37%，超過歐盟經濟體量。在二十國集團中，印度、韓國、印尼等國經濟總量的增長幅度以及增速也遠不如中國。放眼全球，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內的二十年中，中國成了經濟增長的最大贏家。以20年為一個時段，明顯可以看到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高光時刻。我們可以概括地說，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年份是1960年前后，而歐洲和日本則分別是1980年和2000年?，F在，世界經濟增長的聚光燈則轉到了中國。當前，東亞及太平洋的經濟占世界比重上升至32.02%，加上南亞（4.24%），中國占所在地區經濟總量的一半，中國所在地區在世界經濟和中國在該地區經濟中的地位，與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旗鼓相當——1960年美國經濟總量占經合組織成員的一半。2021年的中國經濟總量甚至超過1980年世界經濟總量，世界經濟及其運行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
過去60年來，美國既經歷了動蕩時期，也在超級全球化時期卷入地區沖突，雖然美國經濟占世界比重幾起幾落，但仍保持數十年的霸主地位。美國在國際環境陷入動蕩的時刻，也仍有能力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這既源于美國有能力調整國際政治經濟發展，也源于美國國內的技術創新。用中國的話語表述，美國也有很強的統籌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與之對比，1980年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甚至低于目前韓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2000年中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也不比1960年的日本高多少，中日韓在上述時刻實際上都缺乏塑造世界經濟的能力，各自的發展戰略也就受制于國際環境。換言之，按照目前中國經濟的體量，我們不僅應像前一個二十年那樣，將“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國際環境當作一個常量，單方面地通過改變自己來影響世界，而是更應該增強信心、主動作為，創造有利于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
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
如果說在21世紀初以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二十年內，世界的發展為中國提供了重要機遇，那么接下來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應該屬于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的時期。我們也應該側重于這一角度，研判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以及“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的發展新階段所需要的國際環境?？偟膩碚f，我們需要通過為世界提供新機遇，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實現較高增速目標的國際環境。
首先，應當將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速作為邁入新發展階段之后的重要戰略目標。21世紀初以來的二十年“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隨著2020年我國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均GDP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中國政府提出了到2035年新戰略目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31]。黨的二十大后，這一目標被進一步明確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20年翻一番”[32]。這意味著2035年我國預期實現的人均GDP約為2～2.5萬美元，即屆時相當于美國的40%、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60%。[33]簡單測算可以發現，如果2035年要達到人均GDP2萬美元，那么2020～2035年間中國需保持3.65%以上的年均增速；如果2035年要達到人均GDP2.5萬美元，那么2020～2035年間需保持5.44%的年均增速。[34]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經濟增速總體上會下降。但從歷史經驗看，韓國在1980～2021年間的年均增速為5.9%。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在這一階段，韓國人均GDP占美國的比重從約13%發展到超過50%。[35]2021年，按現價美元計算，中國人均GDP為1.25萬美元，約占美國的18.12%，相當于20世紀80年末、90年代初的韓國。2005年韓國的人均GDP超過美國的40%，1990～2005年間韓國經濟年均增速為6.7%。以此推算，未來十幾年，中國完全有可能實現年均5%左右的較高經濟增速。[36]
其次，應當進一步提升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中國如果在今后十幾年實現年均5%左右的增速，將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最大的空間，發揮類似于美國以往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作用，后者往往被美國視作其為世界提供的一項公共品，也是多數國家不得不加強和美國合作的主要經濟動因。2013～2021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38.6%，超過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37]這一時期不僅是中國與美國經濟總量差距縮小最快的一個時期，也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快速發展期。2022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121萬億元人民幣，約為18萬億美元。當年貨物貿易總額達到42.1萬億元，同比增長7.7%。2022年1～11月份服務進出口總額達5.4萬億元，同比增長15.6%；實際使用外資11561億元，同比增長9.9%，創歷史新高。[38]2022年中國經濟增速為3%，低于IMF在去年10月的預測值0.2個百分點，美國經濟增速為2.1%，高于IMF在2021年10月的預測值約0.5個百分點，考慮到2022年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因而2022年以市場匯率核算的中美經濟總量差距反而進一步擴大。[39]盡管IMF最新預測認為2023年世界經濟增速將觸底反彈，但在新冠疫情影響下新興市場面臨的挑戰依然很嚴峻。[40]就此而言，中國應保持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擴大對世界的影響。為此，需更大程度地深化國內改革，加大力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應對動蕩時期的外部挑戰。
最后，應當辯證地看待國際環境、發展新階段和戰略目標之間的關系。在中國經濟總量比較小、發展水平比較低的時候，中國的發展更多受到國際環境的制約，因而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起制定了“參與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戰略。2020年起，中國政府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進一步面向新興市場和周邊地區優化外交布局和提升戰略能力。[41]正如前文強調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主要是側重于對國際環境的一項重大判斷，主要服務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標。隨著自身能力和戰略目標的雙重變化，中國也需要相應地改變與之相匹配的對國際環境的認識和需求?？偟膩碚f，在實力增長和壯大之后，國際環境對國內發展的影響力要弱于實力小的時期。因此，即便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也并不必然意味著中國將喪失發展機遇。邁入新發展階段之后，中國利用國際環境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多地取決于自身國際戰略能力。
仍以美國為例。1997年5月，美國國防部在《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指出，“隨著21世紀的到來，美國面臨一個機遇與挑戰并存、充滿活力和不確定性的安全環境。從正面來看，我們正處于戰略機遇期。”[42]這是美國首次提出“戰略機遇期”。美國戰略界之所以將這20年視作“戰略機遇期”，是源于這樣一個判斷——“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預計在1997～2015年期間，美國仍將保持這一地位”。[43]與美國立足于將霸權地位是否面臨挑戰作為戰略機遇期的判斷依據不同，中國判斷戰略機遇期的出發點是發展，而不是是否存在與中國相匹敵的競爭者。而且，美國當年面臨的難題是，維持美國霸主地位要依賴其軟實力，而軟實力要求美國為中國提供參與國際社會的機遇，這是克林頓政府當年同意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PNTR）地位，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重要考慮。20年后，美國國內卻出現了批評克林頓政府決策的聲音，認為美國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一項戰略性失誤。[44]
初步結論
過去二十年，中國密切跟蹤國際形勢變化，對“重要戰略機遇期”的認識不斷深化，經歷了四個階段，從“大有作為”、“內涵和條件變化”、“風險點增多”，到“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從中我們已經體會到，國際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是比較復雜的，黨的二十大報告沒有使用“戰略機遇期”這個表述。本文的一個基本發現是，隨著實力地位的提升，國際環境和發展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呈現出非線性的特征。以戰爭方式實現權力轉移是較短期內發生的，但絕大多數國家日常的經濟增長均是在復雜環境中實現的。占全球經濟份額80%的發達經濟體，在戰爭與革命時期的經濟增速比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和平發展時期更高。而美國更是在動蕩局勢中還保持著高于其他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速，這不僅源于其出色的國際戰略能力，也取決于其國內的創新能力。國際學術界傳統上認為，戰爭其實有助于發展，這主要是因為發達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因而主導了世界經濟增長。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興市場總體上取得了比發達經濟體更高的經濟增速，實現了快速發展，構成了中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要背景。需要注意的是，隨著國際體系進入相互依賴和融合發展的階段，沖突和戰爭等對相互依賴的經濟的影響是巨大的，新興市場發展面臨著較大的挑戰。
“重要戰略機遇期”提出以來的二十年，也是中國引領新興市場國家崛起的階段。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中國不僅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而且將中國經濟占全球比重提升至18%以上、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中國步入新的發展階段。這20年的一項重要經驗便是，在綜合國力不夠強大的時候，不僅要一心一意謀發展，而且要審時度勢充分利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有利外部環境。
如果說過去二十年，和平與開放的國際環境總體上可以被視作是一種常態，中國主要的戰略是認識這一機遇、抓住這一機遇，那么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變得更趨復雜。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美國改變對中國的定位，將中國視作戰略競爭對手。這意味著中國將面臨與20年前截然不同的美國對華政策，由此導致我國外部環境的深刻變革；二是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以及烏克蘭危機等沖擊，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三是當前中國的實力地位與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成為改變國際環境的重要力量。
國際環境變革與中國力量增長同步而至，中國具備更強的戰略能力謀劃有利于發展的國際環境，更要認識到自身所處的國際環境和發展之間呈現非線性關系，中高速增長所需要的外部環境也不同于高速增長時期的外部環境，需要的戰略能力也是不同的。戰略能力到位，一個不那么友好的國際環境也能實現轉機；戰略能力不到位，中國力量的增長也可能惡化外部環境。為了實現新發展階段的新戰略目標，有必要通過為世界提供新機遇，創造一個適合中國實現較高增速目標的國際環境。為此，不僅要從戰略高度認識保持較高經濟增速的重大意義，而且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加強與中等收入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合作，保持對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積極影響。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國際生產短鏈化與中國產業鏈安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BGJ049）
注釋
[1]俞正樑：《中國進入戰略挑戰期的思考》，《國際觀察》，2011年第6期；荊林波：《對中國發展大環境的總體判斷——從戰略機遇期向戰略挑戰期過渡》，《中國經貿》，2012年第6期。
[2]張蘊嶺：《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國際環境》，《國際經濟評論》，2014年第2期。
[3]B. Hal; L. G. John, "The New Cold War: America, China, 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2021, 100(6); 王帆：《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新冷戰”抑或戰略合作重啟？》，《國際問題研究》，2021年第1期。
[4]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8月25日，第2版。
[5]習近平：《堅定信心 共克時艱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9月22日，第2版。
[6]習近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必然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第6頁。
[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頁。
[8]M. F. David, "China's Party Congress Report Highlights New Challenges," October 20, 2022, https://www.cna.org/our-media/indepth/2022/10/chinas-party-congress-report-highlights-new-challenges.
[9]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全面貫徹“三個代表”要求 與時俱進努力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黨建》，2002年第7期。
[10]《在第五十七屆聯大一般性辯論上 唐家璇發表講話》，《人民日報》，2002年9月16日，第7版。
[11]《二〇〇二年全球工商領導人論壇開幕》，《人民日報》，2002年10月23日，第2版。
[12]黃仁偉：《論戰略機遇期》，《世界經濟研究》，2003年第6期，第6頁。
[1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19年12月13日。
[1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人民日報》，2022年12月17日。
[15]《習近平接見二〇一七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與會使節并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12月29日，第1版。
[16]《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 努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人民日報》，2018年6月24日，第1版。
[17]門洪華：《百年變局與中國戰略機遇期的塑造》，《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18]鐘飛騰：《發展型安全：中國崛起與秩序重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19]鐘飛騰：《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分析框架、指標體系與評估》，《國際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
[20]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頁。
[21]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陳定定、傅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22]珍妮特·耶倫、艾倫·布林德：《令人驚艷的十年：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宏觀經濟經驗與教訓》，巴曙松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
[23]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琳達·比爾米斯：《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真實成本》，盧昌崇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24]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2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October。
[25]R. Lei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Afghanistan: How to Soften a Hard Landing," 2 Nov., 2011, https://www.thestreet.com/economonitor/asia/economic-transition-in-afghanistan-how-to-soften-a-hard-landing.
[26]按照國際學術界廣泛使用的“戰爭相關數據庫”（Correlates of War）的定義，國家間戰爭被定義為：雙方正規武裝部隊參與的持續戰斗，以及死亡人數1000人以上。該數據庫最早由密歇根大學教授戴維·辛格于1963年創立。按照該數據庫的統計，自1823年至2003年，全球一共發生了95場國家間戰爭，其中中國為一方的戰爭有12次。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都同意該數據庫對涉及中國卷入的戰爭的統計，但該數據庫被廣泛運用于有關戰爭的計量研究中?？蓞⒖荚摼W站在進行數據編碼時對“戰爭”的定義，R. S. Meredith, "The COW Typology of War: Defining and Categorizing Wars (Version 4 of the Data)," https://correlatesofwar.org/wp-content/uploads/COW-Website-Typology-of-war.pdf.
[27]R. Karen and R. T. William, “War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Major Pow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5, 29(3).
[28]A. Lila, “Consequences of War on African Countrie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frican Studies Review, 1996, 39(1) .
[29]C. Paul,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9, 51(1); K. Vally, “Wa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5, 42(1).
[3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戰爭拖累經濟復蘇》，國際貨幣金組織，2022年，第1、8～11頁。
[3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人民日報》，2021年3月13日。
[32]黃守宏：《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和目標任務（認真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人民日報》，2022年11月29日。
[33]鐘飛騰：《中國式現代化與中美競爭》，《東南亞研究》，2022年第6期，第83頁。
[34]按照IMF2022年10月的預測，2023～2027年，中國經濟增速年均為4.56%。
[35]按現價美元計算，1980年韓國人均GDP為美國的13.64%，2021年為美國的50.16%；按2015年不變價美元計算，1980年韓國人均GDP為美國的13.02%，2021年為美國的53.27%。
[36]2023年1月30日，IMF在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更新版中，對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值，從2022年10月預測的4.4%修正為5.2%。參見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Inflation Peaking Amid Low Growth," January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1/3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3, p. 6.
[37]國家統計局：《綜合實力大幅躍升 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三》，2022年9月30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09/30/content_5715091.htm。
[38]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局長就2022年全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答記者問》，2023年1月17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301/t20230117_1892139.html。
[39]2023年1月26日，美國經濟分析局公布的數據初步估算，2022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1%，參見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nited State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Fourth Quarter and Year 2022 (Advance Estimate),“ January 26, 2023, https://www.bea.gov/sites/default/files/2023-01/gdp4q22_adv.pdf.
[40]E. Barry, “COVID and the Outlook for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 44, 2022.
[41]鐘飛騰：《百年大變局、新發展格局與中國外交新布局》，《外交評論》，2023年第1期。
[42][43]S. C. William,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y 1997,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quadrennial/QDR1997.pdf, pp. 3, 5.
[44]H. Dylan, "'Generation-Defining Mistake': How China Fooled American Elites to Join the WTO," December 13, 2021, https://dailycaller.com/2021/12/13/china-world-trade-organization-anniversary-wto-tariffs/; S. Adam and A. T. Bradley, "The Lesson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20 Years Later," 12/23, 2021,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86261-the-lessons-of-chinas-wto-accession-20-years-later/.
A Turbulent World and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Development
Zhong Feiteng
Abstrac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China'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from a period of great achievements, changes in connotation and conditions, and an increase in risk points, to the coexistenc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everal economies in the past 60 years as an indicato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fin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complex and nonlinear.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and objectives require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rength and status of the country. Ther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war and conflict are often conducive to development, which i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developed economies account for 80% of the world economy. At present,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great change, but China h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ith its strong strength. China should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relatively high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improve its strategic capacity, and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edium and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by provid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ld.
Keywords: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economic growth, turbulent and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責 編∕張 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