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通過考察戰略機遇期的概念提出以來其內涵經歷的三個階段的演變，可以發現，戰略機遇期呈現出內涵是動態的、演變是漸變的、運籌是復合的等特征。當前，關于戰略機遇期新判斷的背景在于中美關系的變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影響、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挑戰與有效維護。面對機遇和挑戰并存的形勢，如何延長我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需要以內為主、內外兼顧，主動塑造戰略新機遇；重視美國、均衡其他，塑造對外關系新格局；反對單邊、踐行多邊，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明確既有優勢、直面風險挑戰，拓展戰略機遇。
【關鍵詞】戰略機遇期 戰略機遇 風險挑戰 公平正義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3.004
【作者簡介】方長平，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專聘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周邊外交。主要著作有《國家利益的建構主義分析》《國際沖突的理論與實踐》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這是自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正式提出“戰略機遇期”的概念以來，第一次在黨代會的報告中沒有明確提出我國發展仍處于戰略機遇期，而是代之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對戰略機遇期的判斷發生了根本改變？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我們發展的國內外環境，也在不斷調整我們對發展環境的判斷。如果我們對發展環境的判斷發生了根本改變，不再存在戰略機遇期，那就意味著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將發生改變。因此，如何全面、準確理解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戰略機遇期的新表達，既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和現實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戰略機遇期的概念提出及其演變
自2002年黨的十六大正式提出“戰略機遇期”的概念到2022年黨的二十大召開，我們對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實現條件的認知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主要是確認存在戰略機遇期，我們的任務是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1]。黨的十七大報告再次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2]。從這兩次黨代會的報告不難看出，戰略機遇期內從來都是機遇與挑戰并存，只是在這段時期內，黨中央判斷“機遇大于挑戰”。這與這段時期中國面臨的總體國際環境有利有關：經濟上，中國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貿易有了更好的制度保障；安全上，2001年的“9·11”事件導致美國的戰略中心轉移到了全球反恐戰爭中，美國的全球反恐需要與中國合作；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也需要中國在G20框架下與美國合作共同應對危機。
第二階段，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到2022年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前，這段時期，我們對戰略機遇期的理解不斷演變，總體上黨中央判斷我們仍然存在戰略機遇期，但存在的挑戰更加突出，我們的任務從利用好戰略機遇期，到主動應對挑戰、塑造戰略機遇，特別是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贏得機遇。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到二〇二〇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3]。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戰略機遇期的表述為，“當前，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復雜變化，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4]。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當前總體形勢提出了新的判斷，“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5]?？傮w上看，從2012年到2022年的這十年間，黨中央對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認識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肯定了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這與黨的十八大之前保持一致；二是黨的十八大前對“機遇大于挑戰”的認識相對比較明確，但是黨的十八大后隨著挑戰逐步上升，關于挑戰與機遇孰大孰小的表述并不明確，如何應對挑戰成為把握機遇的關鍵；三是將我國的戰略機遇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緊密聯系在一起，戰略機遇期不只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與世界總體的大變局有關。
第三階段，黨的二十大召開以來，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關于我們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判斷發生了明顯變化，二十年來，我們第一次不再在黨代會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發展仍然處于戰略機遇期，但是依然承認存在新的戰略機遇。這主要是因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中，中國仍占有一定先機，“東升西降”的國際力量對比格局于我國相對有利。然而，與此同時，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主要表現為，安全上局部動蕩頻發，外交上單邊主義盛行，經濟上保護主義上升，思潮上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對于中國來說更加特殊的是來自美西方的打壓隨時可能升級。由此，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6]。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戰略機遇的表述是黨中央基于對國內、國際形勢最新的變化作出的科學判斷，它區別于前兩個階段的主要表現為：其一，不再單獨提戰略機遇期，而是提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其二，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源于戰略機遇還是存在，但是動蕩變革更為突出；其三，對未來不確定難預料因素有更為充分的評估。
通過對戰略機遇期內涵演變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過去二十多年對戰略機遇期理解的演變呈現如下特征。
第一，戰略機遇期的內涵是動態的。黨的十八大以前，戰略機遇期的內涵是以機遇為主、挑戰為次；從黨的十八大到黨的二十大的這十年間，戰略機遇期內機遇仍然存在，但挑戰在逐步上升；黨的二十大以后，機遇與挑戰并存，挑戰更加突出。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雖然字面上沒有提“戰略機遇期”，但也并沒有否定戰略機遇期的存在，只是更加強調戰略機遇期內挑戰性一面。
第二，戰略機遇期的演變是漸變的。這種漸變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關系變化的影響。2002年到2012年，中美關系對戰略機遇期的挑戰是局部的、限于部分議題領域的，美國對華戰略還是以接觸戰略為重點。隨著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對華強硬政策逐步升級，從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時期全面戰略競爭的展開，再到拜登時期進一步延續和加強對華競爭戰略，美國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外部市場和機遇，轉變為最大的外部挑戰；再加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和思潮的變化，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面臨日趨嚴峻的挑戰。
第三，戰略機遇期的運籌是復合的。運籌戰略機遇期大致經歷了從把握、抓住用好戰略機遇為主到應對挑戰、塑造機遇為主。黨的十八大之前，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相對緩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讓中國發展獲得了制度化的有利環境，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快車道；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面臨的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壓力和挑戰急劇上升，發展的國際環境變化以及新冠疫情帶來的國內發展的壓力上升，此時，在應對挑戰中塑造機遇成為我們對戰略機遇期的新認知。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自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實力差距乃至綜合國力差距逐步縮小，中國塑造國際體系和影響國際環境的能力在上升，中國塑造自身發展戰略機遇、延續戰略機遇期的能力也顯著提升。
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期出現的背景
黨的二十大報告作出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的判斷，是黨和政府根據新的國際環境的變化作出的理性、科學判斷。相對于之前“我國發展仍然處于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新的判斷無疑更加強調風險挑戰性的一面，但風險挑戰并沒有吞噬戰略機遇。
第一，中美關系變化導致中國發展面臨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2017年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調整導致的中美關系變化是中國發展戰略環境面對的主要挑戰，也極大沖擊了我們的戰略機遇期；但同時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在世界市場中的重要作用，也使得無論是美國，還是西方其他經濟體，與中國進行經濟脫鉤的企圖，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這就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的挑戰是可控的。楊光斌教授近期在一篇評論中指出，未來5～10年內，中國依然處于“風險可控的戰略機遇期”，其背后的根本邏輯是世界市場的形成以及中國在世界市場中的地位。[7]當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眾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在世界市場分工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市場分工的雙贏和共生機制導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離開世界市場就難以存活，離開中國、與中國脫鉤就無法正常發展，甚至其本國民眾生活都會受到影響。但同時也正是中國在世界市場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引起美西方國家的焦慮、失落和恐懼，民粹主義的對華對抗情緒上升并主導其對華政策。
第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多重復雜影響。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涵，以及其對中國戰略機遇期的影響，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盡管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各種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是普遍的共識是，大變局首先體現為世界權力格局呈現“東升西降”的趨勢，在“東升”層次上，中國的崛起尤為突出。一方面，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急劇上升，導致中國影響國際體系的能力在提高，塑造于我有利的戰略機遇的能力也在增強。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快速提升，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與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實力在不斷接近。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擁有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全產業鏈優勢，并且在產業配套、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方面的綜合競爭力突出。[8]再加上中國巨大的市場優勢、黨的二十大后更加堅強的領導優勢及持續穩定的政策優勢，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望繼續提升，影響國際事務的能力、創造戰略機遇的能力也必將持續提升。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上升，引起了美西方戰略上的警惕和疑慮，直至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了對華全面施壓和遏制，拜登時期更是聯合西方國家集體遏制中國，對中國發展機遇構成了嚴峻挑戰。
第三，有效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是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基本保障。盡管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成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威脅，世界仍然很不安寧，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在加重，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地緣政治的回歸、局部動蕩持續且有升溫趨勢，所有這些局勢嚴重威脅著國際和平與安全，也成為世界發展的重要障礙。然而，當前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很小，無論是美俄之間、還是中美之間，直接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很小。世界大戰難以爆發除了傳統因素即核武器巨大殺傷力威懾外，還因為今天的國際社會已經成為高度相互依賴的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世界大戰面前任何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無法獲得歷史上兩次世界大戰勝利者的戰爭紅利。美國也在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在處理對華關系上加“護欄”，即加強危機管理；在烏克蘭危機中避免直接與俄羅斯發生沖突。國際社會的其他力量，即便是美國的同盟國家——歐盟、日本也不愿意陷入可能的世界大戰的風險。中國作為維護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的實力增強本身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強。從這個意義上看，即便存在風險挑戰，但風險挑戰也還是可控的。
如何在機遇與挑戰并存的背景下維護和延續戰略機遇期
黨的二十大報告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國家安全、外交、黨的建設等諸多領域作出的戰略部署，是我們在機遇和挑戰并存時期獲得新的戰略機遇、實現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系統工程。從具體策略上看需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內為主、內外兼顧，主動塑造戰略新機遇?？陀^來說，過去我們對戰略機遇期的理解，主要著眼于外部世界，強調國際環境，尤其是國際安全環境和發展環境對我們的影響。在新的形勢下，不斷爭取優化外部環境依然重要，而客觀的環境變化，也需要我們主動適應變化并適時調整我們的發展格局，這就需要以內為主、內外兼顧，主動塑造我們的發展機遇。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指出：“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客觀上有著此消彼長的態勢。”[9]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10]2023年2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主動權。”[11]新發展格局并不是否定對外開放，而是“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12]。
第二，重視美國、均衡其他，塑造對外關系新格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格局”[13]。所謂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新格局，就是要求我們在認知上真正改變過去過于依賴中美關系的觀念，而是將中美關系放在大國關系新格局中加以審視。中美關系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但中美關系不是中國對外關系的全部。在中國對外關系格局中，我們不能僅僅聚焦中美關系的特殊性，而忽視了均衡發展其他雙邊關系的重要性。[14]特別是在中美關系出現結構性矛盾、美國不斷升級對華競爭戰略的背景下，如何爭取其他力量的支持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國獲得新的戰略機遇的重要支撐。因此，重視美國，同時均衡發展其他大國關系、周邊關系及發展中國家關系，既可以推動中美關系一定程度的回旋，其本身也是中國新戰略機遇的重要方面。例如，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國主動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我們主動塑造對外經貿合作新格局的戰略舉措，“一帶一路”倡議十年來的實踐確實為我們創造了新的戰略機遇。黨的二十大之后中外領導人互訪和在國際多邊會議上會晤的安排，也體現了中國外交均衡發展的新動向。
第三，反對單邊、踐行多邊，維護國際公平正義。近年來，針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中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奉行單邊主義、拜登政府實際上推行的偽多邊主義，中國從理念、政策和實踐層面旗幟鮮明地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15]。在全球治理議題上，美西方長期以來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治理理念和實踐，日益顯現出困境，不僅沒有治理好其國內的問題，而且在向世界其他地區推行的過程中遭遇“水土不服”，反而衍生出更多新的問題，帶來了全球治理的困境。因此，全球治理體系亟待結構性轉型。從全球治理體系看，“發展議程與發展中國家意愿上升為世界主流治理邏輯更增加了中國對外戰略話語地位”。[16]中國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超越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不同的文明，日益引起了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視和參與，中國創立亞投行、提出并實踐“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達成，都是重要例證。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維護公平正義，充分尊重和照顧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利益，為中國在新一輪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變革中贏得了先機，必將在后疫情時代為中國創造更多新機遇。
第四，明確既有優勢、直面風險挑戰，拓展戰略機遇。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幅提升，經濟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二，中國已經成為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中的重要一員，即使與2002年剛開始提出戰略機遇期時相比，我們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和動員力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我們直面風險挑戰、進一步拓展戰略機遇的重大優勢。這一優勢既是我們過去二十多年把握、利用戰略機遇期的成果，也是我們進一步拓展新的戰略機遇的重要基礎。黨的二十大之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建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續領導中國開辟新征程，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是我國巨大的政治、制度優勢。與西方近年來政治極化、社會分裂、民粹主義上升等亂象相比，我們在政治穩定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優勢愈益明顯，這種政治優勢也必將成為中國拓展新的戰略機遇的重要制度保障。
結語
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要增強戰略的前瞻性，準確把握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敏銳洞悉前進道路上可能出現的機遇和挑戰，以科學的戰略預見未來、引領未來。”[17]過去二十多年中，中國一直是在機遇與挑戰的交織中獲得戰略機遇期的。如前所述，即便是2002～2012年戰略機遇期的第一階段，我們也不是沒有遇到挑戰，無論是國內的改革還是對外開放，無論是內部治理還是對外交往，挑戰一直存在，在某種程度上，西方對我們的打壓從來沒有停止，只是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打壓的方式和程度存在差異。因此，過去二十多年我們積累了足夠豐富的應對挑戰、把握機遇、贏得戰略機遇的經驗。特別是近年來，我們對內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全面深化改革，在脫貧攻堅、疫情防控、經濟發展等領域取得重大成就；對外應對美國的極限施壓、美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滲透、邊境摩擦，在涉臺、涉港、涉疆、涉海等問題上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斗爭。上述所有經歷都為我們下一階段應對風險挑戰、拓展戰略機遇贏得了巨大的經驗優勢和心理準備。
黨的二十大確立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8]戰略目標已經確立，從大戰略理論出發，我們需要有足夠的、不斷優化的戰略手段與既有的總體戰略目標匹配，而戰略手段的選擇直接與對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的環境評估相關。我們往往習慣于從戰略機遇期出發來思考如何通過手段選擇實現戰略目標，實際上我們還需要從戰略目標出發思考如何通過讓手段與目標匹配，從而贏得戰略機遇期。戰略機遇期是一個主觀與客觀相互調試的進程。因此，在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期，能否拓展戰略機遇、延長戰略機遇期，根本上取決于我們的戰略選擇是否有利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型國際關系構建進程中的中國角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9AGJ001）
注釋
[1]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2年11月18日。
[2]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3]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
[4][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決定召開十九屆五中全會》，《人民日報》，2020年7月31日。
[7]楊光斌：《為世界秩序托底的世界市場》，2023年1月3日，http://comment.cfisnet.com/2023/0103/1327152.html。
[8]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如何理解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2頁。
[9]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0年8月24日。
[10][12][13][15][1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32、61、62、24頁。
[11]《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主動權》，《人民日報》，2023年2月2日。
[14]方長平：《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構建大國關系新格局》，《俄羅斯研究》，2022年第6期。
[16]劉偉：《維護并延長對中國發展有利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黨政干部論壇》，2022年第1期。
[17]《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
Understanding the Period of Concurrenc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How to Extend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Fang Changping
Abstract: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ggested that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development in which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are concurrent and uncertainties and unforeseen factors are rising. By examining the three stages of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since it was proposed, we can find that it is dynamic in meaning, its evolution is gradual, and the planning is complex. At present, the context of the new judgment on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lies in the changes in China-US relations, the impact of the world's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challenges and effectiv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face of a situation whe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how can we extend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for China's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do the following: firs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hape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by focusing on the domestic situation while balanc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econd, shape a new pattern of foreign relations b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balancing it with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rd, uphold international equity and justice by opposing unilateralism and practicing multilateralism; and forth, expand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by identifying existing advantages and addressing risks and challenge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equity and justice
責 編∕陳璐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