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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供應鏈政策戰略調整與中國應對

【摘要】拜登政府推動美國供應鏈審查和重塑的深層目標是重塑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遏制或延滯來自中國的競爭和挑戰。其具體目標是振興美國制造業,確保美國自身關鍵行業供應鏈安全;推動友岸外包,重塑去中國化的友岸集團供應鏈;推動垂直一體化生產,重構安全先于效率的美國供應鏈。主要特征有:以供應鏈安全為由打破國際分工和工序貿易,試圖推動美國制造業振興和回流;以價值觀和友岸外包為推手,試圖重塑去中國化的關鍵行業供應鏈;以放大供應鏈中斷風險為由,犧牲部分效率試圖推動形成垂直一體化生產供應鏈。對此,應揭露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自利本質;建立統一戰線來分化美國“友岸外包”供應鏈;中短期內應通過存貨、分散來源地、垂直一體化生產提升供應鏈韌性;中長期內則應通過產業政策引導和支持企業創新,以及數字化與智能化賦能來減小供應鏈中斷風險。

【關鍵詞】供應鏈中斷風險 供應鏈重塑 制造業振興 友岸外包 垂直一體化生產

【中圖分類號】F27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3.010

【作者簡介】沈國兵,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世界經濟、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主要著作有《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定下強化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經濟分析》《中美貿易再平衡:美元弱勢調整與中國顯性比較優勢》等。

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一個脆弱性難題

推動供應鏈重塑是拜登政府經濟政策的一大核心,他認為,“美國需要韌性、多樣性和安全的供應鏈,以確保美國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1]。為此,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拜登簽署總統行政令來推進供應鏈安全審查和重塑行動,如簽署關于美國供應鏈的第14017號行政令。二是成立特別工作組并要求各行政部門推進美國供應鏈重塑,如成立供應鏈中斷特別工作組(SCDTF)。三是通過國際會議造勢和友岸外包協調來推動供應鏈重塑,如2022年5月23日,拜登于東京啟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拜登政府鼓吹的加強“美國供應鏈”韌性和安全,直接加劇了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對產業鏈供應鏈莫名的危機感?!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2]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確保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3]可見,提升供應鏈韌性和安全已成為全球主要國家重點關注的脆弱性問題,因此有必要理清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目標本質和主要特征,以期為中國應對策略的提出提供借鑒。

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目標本質

中美已成為當今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貿國家,雙方理應管控分歧,在競爭中實現“共生共贏”。但是,拜登政府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迷誤,把中國視為“最嚴峻的競爭者”進行遏制。依據2022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和白宮發布的有關美國供應鏈的諸多報告,可將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目標本質區分為深層目標和具體目標。其中,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深層目標是意圖重塑去中國化的供應鏈,減少甚至去除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在新興科技行業內與中國展開全面競爭甚至對抗,遏制或延滯來自中國的競爭挑戰。相應地,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具體目標有以下三個層面。

振興美國制造業,確保美國自身關鍵行業供應鏈安全。第一,美國愈加重視政府主導的重振美國制造業計劃。早在次貸危機時,奧巴馬政府就開始關注并重振美國制造業。2009年,美國曾發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戰略報告,旨在促進美國制造業回流,但收效甚微。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分別在2011年、2012年發布《確保美國在先進制造業的領導地位》和《獲取先進制造業國內競爭優勢》兩份報告。2014年10月,美國又出臺了《加速美國先進制造業》即《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AMP2.0)和《振興美國制造業和創新法案2014》等。這些法案聚焦于支持創新、確保人才輸送、完善商業環境等,意在支持美國在高端及先進制造業領域的全球創新領先地位。美國政府主導的國家級制造業戰略,類似于德國工業4.0、中國制造2025。2014年,美國國會還通過《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法案,主張建立關鍵領域的研究所來聚合產業界、學術界、聯邦及地方政府等多個主體,以完善美國創新生態系統。2021年6月,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和競爭法案》,提出美國聯邦政府應通過增加在關鍵領域的公共投資來增強美國的新技術實力。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未來法案》,倡導重點關注多個技術領域并進行投資??傮w而言,這些由美國政府主導的振興美國制造業的計劃和法案等,重點旨在通過增加教育和研發投入來提升美國本土制造業的創新能力。

第二,拜登政府以防范供應鏈中斷風險為由積極推進美國供應鏈重塑。不同于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制造業政策,2021年2月4日,拜登在美國國務院發表“關于美國在世界上地位的講話”,其中明確提出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者”。同年2月24日,拜登簽署第14017號行政令,下令對美國制造商依賴進口的六個行業進行為期一年的審查,并對四大類關鍵產品進行為期100天的審查,提出“美國需要韌性、多樣和安全的供應鏈,以確保美國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2021年6月,美國白宮發布了基于第14017號行政令的為期100天評估,提出振興美國制造業,加強美國關鍵產品的制造能力。2022年2月24日,白宮發布《關于美國供應鏈的行政令:一年的行動和進展》,該報告指出:“拜登總統從上任之初就把加強關鍵供應鏈和振興美國工業基礎作為優先事項”。“拜登總統一直在不懈地關注一項產業戰略,以振興美國制造業基礎,加強關鍵供應鏈,并使美國工人和企業在21世紀的全球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4]。上述包括成立供應鏈中斷特別工作組、通過《2022年美國競爭法案》和《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等在內的行動有助于推動美國制造業和工業實力的歷史性復蘇,推進美國國內供應鏈重塑,加強關鍵行業供應鏈,并冀望在美國本土制造更多的產品,使得美國在全球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但事實上,2021年6月8日,白宮發布“百日供應鏈評估”調查報告已明確表示,“美國無法獨自解決自身供應鏈的脆弱性問題”[5]。

第三,美國由贊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進入全球產業鏈轉向全面遏制中國高技術行業。2022年4月,《美國總統經濟報告》指出“供應鏈由將投入從一個階段轉移到下一個階段的生產商和物流提供商以及制成品分銷渠道的參與者組成”,“與過去幾十年相比,供應鏈變得更加復雜、相互關聯和全球化”,“隨著企業移除過剩產能,供應鏈的韌性降低,這種脆弱性加劇”。[6]因此,需要通過公共部門信息引導和政策制定策略來提升美國供應鏈的韌性,保護美國的安全和利益。中國進入全球供應鏈不僅得益于運輸和通信領域的技術進步,而且得益于制度變革,特別是1999年中美簽署關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雙邊協議及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前后做出的一系列改革。通過這些政策改革,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產業鏈并在一些關鍵供應鏈中獲得了很強的市場力量。比如,中國生產全球97%的用于制造太陽能電池板的錠和晶圓,生產全球73%的用于制造電動汽車的鋰離子電池。鑒于此,2022年7月19日,美國參議院通過520億美元芯片法案,要求接受美國補助的企業10年內不得擴大對中國高端芯片領域的投資,意圖禁錮中國高端芯片10年的發展。由此可見,自詡為高度市場經濟運營的美國也開始急于通過政府戰略或計劃來干預市場、引導行業政策??傮w而言,拜登政府意圖通過法案、產業支持計劃和總統行政令等措施推動美國制造業振興、解決本土制造業空洞化問題,并意圖在確保美國自身關鍵行業供應鏈安全的同時全面遏制中國高技術行業的發展。

推動友岸外包,意圖重塑去中國化的友岸集團供應鏈。第一,美國已由單邊貿易保護主義轉向友岸外包以重構供應鏈。特朗普時期的美國政府奉行較為激進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推行的是“單打獨斗”式的“美國利益優先”政策,直接喊話跨國公司回歸美國本土以期重振美國制造業。而拜登政府施政要務則旨在加強與友邦和盟友的合作,恢復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更強調基于價值觀的友岸外包,意圖通過印太經濟框架(IPEF)、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PGII)等友岸集團來重構供應鏈,將中國排除在友岸外包供應鏈之外。

第二,美國開啟IPEF、PGII等友岸外包來重塑供應鏈。2022年5月23日,美國白宮發布《有關印太經濟繁榮框架的聲明》(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宣稱該框架旨在提高印太經濟體的韌性、可持續性、包容性、經濟增長、公平和競爭力。同時,美國總統拜登在日本東京啟動了“印太經濟繁榮框架(IPEF)”。這份IPEF聲明體現出拜登政府意圖推進友岸外包,形成對中國影響力的友岸集團式遏制。拜登政府推動重塑美國供應鏈的布局,很明顯意在降低對中國的依賴,重塑以美國為主導的友岸集團式供應鏈,形成部分去中國化的供應鏈。不過,從產業鏈供應鏈來看,IPEF中的國家與中國的契合度很高,貿易量也很大,中國幾乎是所有IPEF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美國不可能形成對中國經貿一邊倒的友岸集團式擠出格局。同時,中國需要積極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與更多地區和國家商簽更多的自貿區協定,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實現對美國構建的友岸集團國家的全覆蓋。2022年6月26日,拜登出席在德國巴伐利亞州舉行的G7峰會時,宣布正式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PGII)。拜登表示,美國將在未來五年內為這一伙伴關系籌集2000億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資金。到2027年,七國集團將共同籌集約6000億美元的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投資將用于包括衛生與健康保障、數字投資計劃(Digital Invest Program)、性別平等與公平,以及氣候與能源安全等領域。據此,拜登政府試圖通過G7在基礎設施領域內的投資形成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影響力的遏制。

2022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指出,外包允許牽頭企業與可能具有較低生產成本的企業簽訂合同,這些企業由于用工成本較低或擁有其他優勢而降低了生產成本,生產外包能夠使美國企業專注于高價值的任務,提升美國企業的創新能力。但是,隨著全球聯系的增加,供應鏈的風險也會增加,因為一個國家供應鏈的中斷將影響所有其他國家的關聯供應商。[7]為此,拜登政府以確保供應鏈安全為由,通過召開盟友和伙伴合作會議來推動友岸外包和合作,旨在推進重構友岸集團式供應鏈,提升美國主導的供應鏈體系,這將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產生較大的沖擊。

推動冗余或垂直一體化生產,重構安全先于效率的美國供應鏈。第一,拜登政府以新冠疫情、地緣沖突等增加供應鏈中斷風險為由,推動供應鏈從準時化或精益生產轉向冗余或垂直一體化生產,以保持美國供應鏈的韌性、多樣和安全。從行政部門審查結果出發,美國強調減少四大類產品(半導體、大容量電池、關鍵礦產材料、藥品與活性藥物成分)供應鏈環節中對中國的依賴,同時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委員Borochoff指出,全球化通過外包生產降低了消費者成本,也創造了嚴重依賴中國的更復雜、更脆弱的供應鏈。[8]Goodwin認為,中國在制造業和國際貿易中的崛起使其在全球供應鏈中占據主導地位。美國關鍵供應鏈集中在中國境內和周邊地區,這對美國而言風險越來越大。[9]但是,Bulman認為,美國決策者不應將政策建立在高估中國威脅的基礎上,中國的低成本生產對美國有利,中國不太可能利用供應鏈中斷來獲取政治利益。[10]Dallas認為,即使中國企業在供應鏈某個特定環節中擁有大量市場份額,與中國相互依存也不應被誤導為供應鏈脆弱性。[11]白宮表示,企業垂直一體化生產的決定部分取決于在不同市場中交易的成本是否超過內部運營這些活動的成本。如果每個下游企業都是垂直一體化生產(即生產自己的投入),則一些企業可能會受到中斷的影響,但其他企業可能仍然能夠生產。[12]據此,隨著供應鏈中斷變得越來越普遍,私營企業應通過可見性、冗余和靈活性,以及垂直一體化生產來提高其韌性。

第二,美國推動形成垂直一體化生產供應鏈,使得中美相關行業的產品可能同時存在依存、競爭和脫鉤關系。一是在電子、稀土、鋰離子電池、新能源汽車、光伏、玩具、照明等行業,中國已具備完整的上下游生產體系,美國對中國供應鏈仍然存在極高的依賴性,在短期內無法與中國展開競爭;二是在太陽能電池、大容量電池等行業,中美行業供應鏈的競爭加??;三是在信息技術半導體、客機、發動機、能源和農產品等行業,美國很可能通過限制上游零件如芯片等的出口,或通過專利訴訟來對中國發起競爭,導致中國對美國的供應鏈依存有被中斷、脫鉤風險。

第三,美國推動垂直一體化生產供應鏈,使得多邊體系下中美在供應鏈升級中的競爭加劇,但中國已全面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國家間相互依存度也在上升。以美資跨國公司特斯拉為例,2022年4至5月,上??箵粜鹿谝咔槠陂g采取的短期封控舉措對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準時化生產、零庫存銷售模式造成了一定沖擊,其生產一度面臨嚴峻的挑戰。同時,特斯拉中國出口量也因此大幅下降。由此,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可能引發的中間品進口中斷帶來的風險,純電動汽車公司正在走向垂直一體化生產模式,尋求將從純電動汽車必需的芯片到動力電池所需的金屬礦物等的生產都掌控在公司自己手里。比如,中國的電動汽車龍頭企業比亞迪,已經在汽車和電動汽車生產領域采用垂直一體化生產模式,使其成為能同時生產上游投入磷酸鐵鋰動力電池和下游最終品電動汽車的企業。直面供應鏈中斷的風險,決策者正在效率和安全之間作出權衡,努力推動垂直一體化生產,增強供應鏈韌性。

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主要特征

在新冠病毒變異、烏克蘭危機升級等復雜形勢下,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具有以下鮮明的特征。

以供應鏈安全為由打破國際分工和工序貿易,試圖推動美國制造業振興和回流。2022年2月24日,美國白宮發布聲明稱,“一年前,拜登總統簽署了關于美國供應鏈的14017號行政令”,提出要“把制造業帶回美國,讓美國消費者負擔得起,加強美國供應鏈的韌性”。作為全球最大的國別經濟體和國別消費市場,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使得區域產業分工“碎片化”,破壞了現有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布局。美國在供應鏈上采取的一系列行動措施將迫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變化調整,而這種調整并非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合作,因此,將加劇區域產業分工的“碎片化”,造成對現有的全球產業分工合作體系和全球供應鏈體系的破壞。

比如,2022年8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了《芯片和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根據這項法案,美國政府將提供總計達2800億美元的補貼,其中一項是為美國半導體企業提供520億美元的補貼用于支持芯片的生產和研發;另一項是為科研領域提供約2000億美元的支持,特別聚焦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量子計算等尖端科技領域。該法案規定從資助之日起的10年內,接受補貼的實體不得參與協議中定義的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其他受關注國家在半導體制造能力實質性擴張方面的任何重大交易。美國商務部承諾將優先考慮補貼承諾在未來投資發展美國國內半導體產業的企業。該項法案實質是美國政府企圖通過增加財政補貼和稅收減免等方式提高美國國內的芯片制造產能,同時遏制中國芯片制造業的發展。但是,這種非市場的行政干預扭曲行為將會嚴重破壞現有的全球芯片產業鏈供應鏈布局。同時,囿于美國過高的生產成本,預計此舉也將有損美國在高端芯片領域內的國際競爭力。

據此,拜登政府積極推動供應鏈重塑的特征之一是以供應鏈安全風險為由,打破傳統的基于比較優勢、要素稟賦和規模經濟等形成的國際分工和工序貿易,試圖推動美國制造業振興和回流,重塑基于美國國家安全和生產韌性的供應鏈體系,取代原先的基于利潤-成本構建的國際化生產供應鏈體系。實際上,這種撇開利潤-成本性價比,由拜登政府人為推動的供應鏈重塑,很可能由于缺乏生產效率,將難以實現美國期望加強的供應鏈韌性和安全。不過,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等帶來的供應鏈中斷風險確實刺激了拜登政府加快推進供應鏈重塑的進程。

以價值觀和友岸外包為推手,試圖重塑去中國化的關鍵行業供應鏈。2022年5月23日,美國白宮公布《有關印太經濟繁榮框架的聲明》,宣稱該框架旨在為本地區內的合作、穩定、繁榮、發展及和平做出貢獻。從產業鏈供應鏈來看,IPEF國家和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產業契合度更高,貿易量也很大,中國幾乎是所有印太框架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重要貿易伙伴,但是拜登政府在啟動IPEF時卻人為地將中國排除在外,還大言不慚對外宣稱該框架旨在促進該地區的合作、穩定和繁榮。6月26日,拜登在G7峰會上宣布正式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表示七國集團將籌集6000億美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基礎設施的資金,其實質意圖是通過增加G7集團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來遏制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投資。據此,拜登政府宣揚的基于共同價值觀和友岸外包打造以美國為首的小集團,如IPEF、PGII和G7等,大力推進重塑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全球高技術產業供應鏈,將全球供應鏈限定在“盟友”范圍內,然后按照“價值觀”來分割全球供應鏈,刻意排除享有“世界制造中心”聲譽的中國,實質上意在遏制中國發展,人為地撕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

由此,拜登政府積極推動供應鏈重塑的特征之二是以共同價值觀和友岸外包為推手,推動全球關鍵技術行業供應鏈重塑,將全球關鍵行業供應鏈限定在美國“盟友”范圍內,如啟動IPEF、PGII并提供520億美元用于補貼半導體企業生產和研發等措施,意圖重塑去中國化的關鍵行業供應鏈,以期遏制中國高技術中間品的進口和創新。

以供應鏈中斷風險為由,試圖推動冗余或垂直一體化生產供應鏈。新冠疫情全球反復以及烏克蘭危機等造成全球供應短缺、甚至糧食和化肥供應鏈中斷等風險,直接推動了拜登政府試圖重塑供應鏈體系的進程。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基于對美國供應鏈安全和韌性進行的審查報告,人為放大美國六個關鍵行業、四大類關鍵產品供應鏈面臨的中斷風險、制造危機感。由此可見,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一方面,是從現實形勢出發,試圖通過修復自身供應鏈的脆弱性來提高美國經濟的安全與韌性;另一方面,則反映出拜登政府延續其就任伊始的政策主張,把中國視為“最嚴峻的競爭者”,旨在推動供應鏈布局重構來減少對中國的依賴,進而增強在同中國對抗中的競爭力。

據此,拜登政府積極推動供應鏈重塑的特征之三是以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地緣沖突等事件為由放大供應鏈中斷風險,試圖推動重構冗余或垂直一體化生產的韌性供應鏈,取代準時化(Just in Time)或精益(Lean)生產供應鏈,以犧牲部分效率來提高美國供應鏈韌性、多樣和安全。全球化正在轉向區域集團化、甚至本土化,全球圍繞精益生產建立起來的供應鏈,將向韌性供應鏈體系轉型。

主要結論及中國應對

鑒于拜登在美國國務院發表的“關于美國在世界上地位的講話”中已把中國視為“最嚴峻的競爭者”,并且在具體實踐中,拜登政府以安全為由、試圖犧牲部分效率推動美國供應鏈重塑,加劇了對中國的摩擦和遏制,而此舉也增加了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本文聚焦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目標本質和特征問題,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深層目標是意圖構建去中國化的供應鏈,減少甚至去除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在新興科技行業內與中國展開全面競爭甚至對抗,遏制或延滯來自中國的競爭挑戰。具體目標有:推動美國制造業振興和回流,確保美國自身關鍵行業供應鏈安全;推動全球關鍵技術行業供應鏈重塑,將其限定在美國“盟友”范圍內,意圖重塑去中國化的友岸集團式供應鏈;推動冗余或垂直一體化生產,重構安全先于效率的美國供應鏈。

第二,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主要特征:其一,以國家安全和生產韌性優先取代基于比較優勢、要素稟賦和規模經濟等形成的國際分工和工序貿易,試圖推動美國制造業振興和回流;其二,以共同價值觀和友岸外包集團化為推手,通過啟動IPEF和PGII等小集團,試圖重塑去中國化的關鍵行業供應鏈;其三,以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地緣沖突等為由放大供應鏈中斷風險,試圖推動重構冗余或垂直一體化生產供應鏈取代準時化或精益生產供應鏈,以犧牲部分效率增強美國供應鏈韌性和安全。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揭露美國推動供應鏈重塑的目標本質,即表象上是為了美國供應鏈安全和韌性,實質上則是基于共同價值觀、友岸外包推動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重塑,且具體而言是基于美國自身利益需要、以遏制中國競爭力為目的。在涉及美國切身利益時,即便是具有共同價值觀的盟友歐盟,美國對其打壓也不余遺力。

第二,建立最廣泛的經貿統一戰線,分化拆解美國鼓吹構建的“友岸外包”集團供應鏈。比如,拜登政府啟動構建的IPEF,其成員方對中美經濟競爭也并非呈現一邊倒向美國的態勢,中國需要利用自身擁有超大規模經濟和統一大市場的優勢,著力優化營商環境,同外國商簽更多高標準貿易協定,盡可能對美方構建的友岸集團成員方進行全覆蓋。

第三,中短期內應對行業供應鏈中斷風險的舉措:一是加強與現有供應商之間的供需協調,商簽長期的供應協議,增加高端芯片等供應鏈冗余存貨。二是拓展多元化的供應鏈來源地,尋求構建“友岸供貨”供應鏈。三是推動垂直一體化生產供應鏈,以犧牲部分效率來換取生產供應鏈的安全和韌性。

第四,針對“卡脖子”供應鏈問題,我國需要通過中長期產業政策引導和支持企業研發創新,加大科技創新風險投資,努力創造有利于科技創新的社會營商環境,培育和塑造國際一流的中國企業品牌,化解產業轉移和供應鏈中斷風險。

第五,通過數字化與智能化賦能來減小供應鏈中斷風險。推動數字化與智能化賦能企業發展,管理好更加不確定、復雜的生產供應鏈系統,提升中國制造的效率水平。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雙循環格局下中國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2JJD790013)

注釋

[1]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February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021年3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3]《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5版。

[4]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A Year of Action and Progres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Capstone-Report-Biden.pdf.

[5]White House, "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June,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100-day-supply-chain-review-report.pdf.

[6][7][12]White House, "2022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pril,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4/ERP-2022.pdf.

[8]B. Borochoff, "Opening Statement of Commissioner Bob Borochoff," Hearing on "U.S.-China Compet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June 9,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Commissioner_Borochoff_Opening_Statement.pdf.

[9]C. Goodwin, "Opening Statement of Commissioner Carte Goodwin," Hearing on "U.S.-China Compet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June 9,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Commissioner_Goodwin_Opening_Statement.pdf.

[10]D. J. Bulman, "China's Pos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Testimony presented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ne 9,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David_Bulman_Testimony.pdf.

[11]M. P. Dalla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U.S.-China Competi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June 9, 2022,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6/Mark_Dallas_Testimony.pdf.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U.S. Supply Chain Policy and China's Response

Shen Guobing

Abstrac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underlying goal in promoting a review and reshaping of the U.S. supply chain is to reshape a supply chain decoupled from China so as to contain or delay competition and challenges from China.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are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U.S. manufacturing and ensure the security of U.S. supply chains in key industries, to promote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and reshape a de-Chinaized friendly shore group supply chain, and to foster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 a U.S. supply chain where security comes before efficiency. The main features are: firstly, break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cess trade on the grounds of supply chain security in an attempt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and return of U.S. manufacturing; secondly, use values and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reshape the supply chain of key industries that have been decoupled from China; third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supply chain at the cost of partial efficiency on the grounds of amplified risk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reveal the self-serving nature of the U.S. supply chain reshaping, establish a united front to divide the U.S. attempt for a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supply chain.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term, we should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supply chain through inventories, decentralized sourcing, and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we should guide and support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t empowerment.

Keywords: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risk, supply chain reshaping, revit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iendly shore outsourcing,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責 編∕包 鈺

[責任編輯:包 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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