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歐美各國的現代化進程正面臨經濟、政治、文化、觀念和技術等多維度、多方位的沖擊和挑戰。其中，經濟不平等是歐美各國現代化最為緊迫、嚴峻和根本性的問題。西方啟蒙時代以降形成的以寬容、妥協、協商為標志的政德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遭遇以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和極化政治為代表的激進政治浪潮的沖擊和挑戰。反智主義加劇了政治信任危機，擴大了身份政治分裂，營造了“后真相”政治氛圍，惡化了政治極化趨勢，也激化了民粹主義情緒。新技術革命催生并型構出新興的政治樣態和治理結構，數字安全、數字不平等、數字利維坦、算法歧視和人工智能是數字時代對歐美各國現代化提出的新的挑戰。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經濟不平等 身份政治 反智主義 新技術革命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現代化是一個國家從傳統到現代、從落后到發達、從貧弱到富強的發展之旅，是整體性發展和螺旋式上升的演進歷程?；阱娜桓鳟惖臍v史傳統、文化習俗和國情民意，世界各國現代化探索的道路和模式可謂五彩紛呈，各具特色，但其中仍有一般性的規律和普遍性的共性可循。面對充滿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的大變局時代，當前歐美各國的現代化進程正遭遇哪些共同的挑戰，面臨著哪些共同的難題，做出了哪些反思和回應？這是本文試圖解答的核心議題。
破解經濟不平等的困境
自啟蒙時代以來，平等一直是西方各國人民矢志追求的價值目標。從某種程度來講，各國現代化的進程首先就意味著平等權利的追索和展開。陳舊制度的革新、落后觀念的更迭以及新型規則的建立，無不以破除特權、克服特殊和拒絕特例為前提和基礎。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平等到“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產權平等，人們不斷享受著現代化進程帶來的普遍而公正的平等紅利。然而，平等權利卻止步于經濟領域。對于財富、收入和分配領域的平等，人們一直眾說紛紜，爭論不止。在崇尚競爭、倡導叢林法則、奉行市場經濟原則的歐美發達國家，有人認為經濟不平等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定程度的經濟不平等不僅是可以接受的，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經濟增長、保持社會活力。
然而近30年來歐美發達國家經濟不平等的態勢卻令人始料不及，貧富差距的程度已大大超出那些認為適度的經濟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人們的想象范圍。以美國為例，在過去的30年間，美國家庭年收入只有頂部5%的增長是明顯的，底部20%不增反降。“在過去30年里低收入人群（底層90%群體）的工資只漲了大約15%，而上層1%群體的工資卻漲了差不多150%，最頂層0.1%群體的工資漲了300%還要多。”收入差距的日趨明顯，直接造成頂層的贏者通吃與底層的長期貧困進一步加劇。收入與財富的不均衡，使中產階層備受打擊，不斷滑向社會底層，萎縮之勢一發不可收拾。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中產階層的生存境況愈加風雨飄搖。學者厄爾·懷松用“雙鉆石模型”形象描述了當前歐美的新型社會結構：隨著貧富差距拉大和中產階級的消失，社會日益列分為20%的特權階層和80%的新工人階級，兩大階級間通道狹窄，流動性和滲透性非常有限。經濟不平等不僅加劇了階層固化的趨勢，也引發了“你窮是因為你窮”的“貧困陷阱”現象，更催生出一系列諸如就業、健康、教育、生存等社會不公問題。
經濟不平等是當前歐美各國現代化面臨的最為緊迫、嚴峻和根本性的問題。“收入不均，個人財富差距過大，極富階層聚斂財富，底層民眾生活窘迫，為保守主義回潮、民族主義復興和民粹主義崛起奠定了社會土壤；分配失衡，貧富群體對立加劇，社會階層分歧重重，為身份政治泛濫、共識政治瓦解和政治信任危機提供了思想和心理準備。”而更為可怕的是，經濟不平等造成的政治極化和社會不公，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財富、收入和分配的失衡，兩相強化，彼此糾葛，使經濟不平等陷入一個無法自拔的惡性循環。
對于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趨勢和不斷上揚的民眾的不滿，歐美各國試圖借助財稅政策、福利制度以及救濟機制進行緩解，然而受富人政治、財閥統治、不對等參與等現實因素的影響，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2016年特朗普上臺前，美國的貧富差距已達多年來最嚴重的程度，但特朗普上臺后仍堅持頒布了號稱數十年來力度最大的減稅法案，不僅未能有效減緩貧富差距的趨勢，更為高收入階層和私營企業主們撐起了保護傘。“庫茲涅茨曲線”中的政策拐點一直未能出現，貧富差距何時緩解已經成為當前歐美民眾心中最大的疑問。
克制激進政治的沖動
進步性是現代化的第一特征。“現代化代表著一種向前、向上的發展趨勢，從專制到民主，從農業到工業，從狹隘到寬容，從臣民到公民，從畜力到蒸汽，其間雖也會有反復、波折甚至顛覆和倒退，但總體方向是前進的，是進步的。”在傳統現代化理論描述的未來圖景中，雖然共同體成員分工不同，但現代化的成果最終要為所有人共享，而不是由個別人或特定階層專享。與此同時，以普選、代議和多數原則為特征的間接民主制成為現代民主的不二之選。從選民到代表，人們按照約定的規則、制度和法律參與政治，管理國家的各項事務，寬容、妥協、協商被視為政治行動者的標準美德。這些約定俗成的體系與規則，自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遭遇以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和極化政治為代表的激進政治浪潮的嚴峻挑戰。
民粹主義是當前歐美世界最為活躍的政治思潮。2016年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崛起被視為當代民粹主義正式躍入世界政壇的三場“黑天鵝事件”。當代民粹主義之所以崛起，源自全球化進程的深化、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陣營的極化，是客觀社會經濟發展與主觀心理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民粹主義代表著真實的民意表達，拓寬了弱勢群體的訴求渠道，對分配矛盾、社會公正、少數群體發展等當下最為緊迫而關鍵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有所助益，具有一定的積極性。但它仇官仇富，反精英，反體制，堅持激進的平民主義立場，對傳統的國家認可、公民身份和協商傳統構成了重大沖擊和挑戰，對各國的國內政治生態、地區間政治關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結構性影響。
民粹主義以“民眾”為名義，毫無節制地傾瀉對不公平現象的憤怒和不滿，不斷裹挾現實政治滑向反精英和反體制的激進路線；民粹主義以主觀性、情緒化的方式片面解讀經濟危機和社會流弊，不斷宣揚極端的平民主義、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民粹主義過分極端地批判現行政治，任由非理性主義泛濫，激起一輪又一輪民眾的憤怒、怨恨和不信任心理亂潮。民粹情緒越濃，非理性程度越深，對共識政治的破壞力越大。當情緒化的社會大眾可以自由地表達政治主張，放縱地操控政治議程，原本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訴求搖身變成怨氣橫溢、破壞力十足的政治宣泄，政府可能被脅迫偏離正確的執政方向，甚至使國家治理倒退到人治狀態。
身份政治是現代政治的“富貴病”，是民主發展的高階困境，呈現顯著的后現代性特征：民主水平越高，身份政治越活躍。從發展方向來看，身份政治代表著等級政治-普遍政治-個體政治的演進，代表著等級身份-經濟身份-文化身份的變遷，代表著由同質、主流的“大群體身份”向異質、邊緣的“小群體身份”轉移?，F實生活中的身份政治往往與貧富差距、文化沖突、女權運動、移民問題、政黨對抗等相互糾纏、彼此影響。個人主義的盛行促使身份認同浮出水面，全球化進程加速引發移民浪潮和文化沖突，本地居民身份“回應性覺醒”刺激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復蘇，互聯網推動關于少數身份極端觀點和激進情緒的迅猛傳播，以及身份部落化加劇社會共識深度的瓦解，都是促使身份政治不斷崛起的影響因素。身份政治助長了少數族群的自我意識，無論是邊緣群體，還是中下層白人群體，基于某種特定身份的自我認同迅速成為各個群體宣泄不滿、表達憤怒、達成共識的通道和平臺。如此一來，原本以追求國家利益和普遍認同為目標的公民政治，淪落為在各自狹隘的少數族群中尋找歸屬的部落政治。身份政治追求基于少數群體差異的同一性，自然排斥立足多數群體認同的一致性，這就造成當代身份政治與公民政治的內在悖論：“小身份政治”越活躍，“大公民政治”越撕裂。當身份政治將抽象的民主政治切割為具體的部落政治，傳統意義上的公民身份和國家認同若想繼續鞏固和維系，勢必難上加難。
政治極化是當代歐美政治發展的最新變化，也是觀察歐美代議制民主困境的全新視角。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衍生形態，政治極化的孕育、形成和發展，離不開以普選、代議和多數原則為根基的現代民主規則和框架，但其本質卻代表著當代民主的畸形發展：民主政治越發達，政治文化越寬容，政治極化越嚴重。政治極化在政治精英和國會議員層面最為明顯，集中表現為政治對抗白熱化、精英立場極端化、意識形態兩極化，并逐漸向社會群體裂痕擴大化、大眾文化沖突升級化、地區合作和國際關系孤立化和緊張化的方向蔓延和發展。
以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和極化政治為代表的激進政治運動，一方面，埋下了否決政治和分裂政治的重大隱患，營造了以對抗和敵對為主旋律的政治氛圍，致使選舉政治中優勝劣汰的競爭關系升級為極化政治中你死我活的敵我關系，另一方面，破壞了以往的妥協精神和協商傳統，削弱了傳統的政治信任和政治權威，導致“后真相”成為政治生活中的新常態。
消解反智主義的魅惑
反智主義是當代歐美政治發展的重要面向，是理解美國文化沖突的又一視角，也是剖析西方民主困境的全新維度。從本質上講，反智主義代表著一種對思想的蔑視，對知識的排斥，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義”，更多只是態度、立場、行為或文化：反感、懷疑甚至仇恨知識和知識分子，拒絕獨立思考，不遺余力地嘲諷、貶低知性生活的意義和價值。
反智主義與民粹主義擁有諸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是對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反映和補救，來源于激烈變遷中產生的危機意識，是防御性的、保守的且獨立性薄弱的思潮。它們都代表著平民的聲音，代表著大眾的立場，是對精英遠離大眾的潛在矯正方式。兩者中心概念都具有明顯的模糊性：反智主義反對的“智”和民粹主義支持的“民”都難以精確界定。這種回應性和模糊性，使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極容易被利用，成為政黨政治和選舉競爭中獲取支持的工具。兩者都主張反精英、反建制，充斥著反理性的感情宣泄；都強調一種排他性的身份屬性，都容易導致身份的對立并激發起身份政治的沖動。
反智主義也與保守主義有很多共同點。二戰以后，隨著左翼政治浪潮的洶涌澎湃，公共知識分子對羅斯福新政、大政府模式、福利制度的認可程度不斷上升。20世紀70年代之后，保守主義浪潮迅速崛起，在批判進步主義改革方案的同時，開始質疑自由主義的干預理念。他們對左派知識分子敵意滿滿，對進步主義陣營恨意綿綿，對被左翼激進自由主義占據的校園文化甚感不安。反智主義猛烈批判知識分子，大學中的教授群體自然首當其沖，成為處處被針對的靶子。由于大學中左派立場的學者居多，從表面上看，反智主義就是在批判左翼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這就與保守主義的立場不謀而合。
反智主義具有多面性，它既泛指一切針對知識本身、掌握知識的人以及傳播知識的機構和場所的“反智思潮”，又專指與知識為敵、與知識分子做對的“反智者”，也意指推崇和倡導草根精神、個人奮斗、福音拯救、大眾政治等“反智文化”。反智主義具有兩張面孔：一方面，它可以挑戰精英階層的權威，制衡精英主義的高傲，突破知識階層長期把控的文化霸權，保持一個健康社會應有的活力和創造性；另一方面，它也會助長無知者的自信，煽動對知識和文化的敵意，撩撥野蠻壓制文明、落后遮蔽先進的狂妄沖動。從理論邏輯上看，反智主義表達了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輕視，對專家和精英的懷疑，但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反智主義的言論和立場雖然打著反專家、反精英的旗號，實際上只是為了迎合或維護特定階層、群體乃至個人的利益。這就使得反智主義內部真偽難辨，迷霧重重。此時的反智主義并非真的在“反智”，而是在“反人”或“反政黨”。反智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無知與有知、感性與理性、民眾與專家的清晰界限，相當于變相拉低了知識、理性和專家的地位與影響，實質上起到了解構傳統社會觀念、沖擊現有政治結構的作用。
反智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不是偶然的，既受歷史傳統影響，也有時代因素推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反理性主義對精神世界的占據、反精英主義對知識分子的排斥、實用主義對智識作用的懷疑、大眾教育對平等主義的推動、大眾傳媒對反智氛圍的營造是當代反智主義興起的歷史根源。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移民浪潮的洶涌，世界的流動性迅猛增強。殘酷的競爭法則，來自異域的風土文化，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外來移民和本地居民：你的身邊有太多與你并不相同的人，這種擠壓感、陌生感和焦慮感，一方面會強化人群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另一方面也為排斥他人埋下了伏筆。一旦有了打破平衡的因素或事件出現，人們內心的理性、寬容就會瞬間瓦解，懷疑、憤怒會成為常態。這些情緒和情感，都成為隨時引爆反智主義的時代誘因，外表平靜如水，底下卻暗流涌動，危機四伏。
反智主義將當前的困境與憤懣不加思考地歸咎于精英階層和現有體制，將精英、理性、知識和專家不予區分地置于大眾群體的對立面，久而久之，必然積累起人們對現有制度機制和規則體系的質疑和不滿。反智主義加劇了政治信任危機，擴大了身份政治分裂，營造了“后真相”政治氛圍，惡化了政治極化趨勢，也激化了民粹主義情緒，是當前歐洲各國現代化的共同難題和挑戰。
應對新技術革命的挑戰
技術的發展與進步是現代化的核心特征。人類正在大跨步邁進一個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為表征的數字時代。隨著數字技術在現代政治和公共管理領域開發和應用的速度、廣度和深度不斷攀升，一場席卷全球的新技術革命漸成大勢所趨。這一結構性變革的優勢很明顯，高效、便捷、透明、公正、綠色、環保……數不勝數，但這一變革也在沖擊、挑戰甚至瓦解傳統的社會制度和大眾文化，激發、催生并型構出新興的政治樣態和治理結構。
數字安全是新技術革命引發的首要挑戰。作為數據治理的基石，數據擁有無可匹敵的重要性。隨著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的運行和決策越來越依賴大規模的數據收集、分析、整理和使用，對于掌握數字技術的個人和機構來說，只要數據足夠，整個網絡世界中的個人和機構完全呈現一種裸奔狀態。此時所謂的數據安全，簡直就是一種奢望。而從現實情況來看，無論是數據的收集環節、保存環節，還是使用環節，都存在潛在的風險。數字壟斷是數字安全的另一大難題。擁有更多用戶、控制更多數據、制造和使用更多智能學習機器的超級數字巨頭漸占主導乃至統治地位。如何約束并合理規范這些數字巨頭的行為是各國政府正在思考的問題。
數字不平等是新技術革命的第二個挑戰。受各種條件和環境的影響，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不同領域間數據的生產、傳播和應用的程度與水平存在一定的不對等和不均衡，有時甚至是天壤之別。雖然在法律和權利面前，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但在信息技術面前，數字平等一時還無法實現：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移動網絡，輕松愜意地用電腦開會、炒股、約車等。數字技能強、信息素養高的個人、群體和地區將擁有更高效的生產能力、更強大的競爭能力和更直接的贏利能力。這時，數字不平等就會轉化成為經濟不平等。這種新型的經濟不平等不僅影響人們的資本占有份額、市場競爭能力和創業潛力，還會影響人們的教育程序、就業機會以及諸如醫療保健等重要的公共服務，這時的不平等就由經濟領域跨越到了社會領域。而社會不平等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劇數字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如此一來，社會就將陷入不平等的惡性循環之中難以擺脫。
數字利維坦是新技術革命的第三個挑戰。當公共權力越來越依賴各種數字平臺、終端、系統和機器時，以數據至上、智能主導為特征的數字權力就會被賦予實實在在的影響力和決定力。數字的賦權性一方面導致傳統政治權威遭遇挑戰，一方面催動新興超級權力強勢崛起，使技術專制和數字利維坦成為可能。數字的賦權性還加劇了新技術革命對傳統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結構性沖擊和顛覆性挑戰，尤其是使傳統權力結構發生重大改組，這種重組分別在體制內和體制外同時展開：體制內的政府越來越依賴以數據治理國家和社會，數字威權和技術專制的趨勢日漸成熟；體制外的數字巨頭通過掌控數據、壟斷技術建立起相對獨立于政府權力的“科技帝國”。
算法歧視是新技術革命的第四個挑戰。算法規則是數字時代的核心技術和主導規則，是數字時代引導一切的“看不見的手”。算法規則本身存在內在的矛盾性：一是逐私利還是謀公利的矛盾，二是倚偏好還是重平等的矛盾，三是技術至上還是人類中心的矛盾。究其本質，算法只是一種技術形式，終極目標是服務人類主體。但在算法所賦予的權力框架內，人的存在由數據賦值，人的意義由數據來界定，作為數字系統中被提取、評估、計算、預測的客體，人已淪為算法操縱、控制的對象，其主體地位岌岌可危。算法規則的這種內在矛盾性決定了其可能的風險性。算法權力逐私利、重偏好、追求技術至上，往往容易形成以數據信息為中心的新型權力，一旦脫離監管或無法合理控制，勢必損害平等價值、公共利益和基本道德，引發諸多社會后果。
人工智能是新技術革命的第五個挑戰。人工智能對社會生活尤其是政治領域的持續滲透和介入，勢必牽動治理體系的變革、權力結構的重組、民主形式的更迭以及統治秩序的重構，讓人們不得不重視人工智能的潛在風險，防范機器統治的灰色未來。在人工智能發展的初級階段，人工智能以弱人工智能為主，僅能介入生產和生活領域，人類將其視為提供便利、舒適、效率和幸福的工具，人類主宰一切。伴隨著人工智能的不斷進步和升級，人類對其依賴性增強，人類雖依然主宰世界，但與人工智能的力量對比已有所扭轉。隨著弱人工智能達到頂峰，人類生產和生活各領域中人的角色與功能被人工智能逐漸代替，人成為最有閑的無用之人。政治領域中的公民被數字虛擬化，算法民主取代代議民主。最后，當弱人工智能最終成功突破“奇”點成為強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便開始擁有自主思維和獨立意識，人類將面臨被淘汰或與機器并存的兩難困境。人類主宰的時代自此消失，機器統治時代隨之到來。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當代西方國家政治極化的源起與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1AZZ00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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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龐金友：《數字秩序的“阿喀琉斯之踵”：當代數據治理的迷思與困境》，《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⑧龐金友：《人工智能與未來政治的可能樣態》，《探索》，2020年第6期。
責編/李一丹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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