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式現代化在基本價值追求上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其價值內涵和發展特征打破了西方現代化發展定式，展現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共商共建，追求合作共贏，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中心—外圍”的“依附性結構”實現現代化具有很強的借鑒價值，從而成為世界現代化的增長極。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以人民為中心 共同富裕 增長極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作為全球性的世界歷史轉變過程，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是人類社會共同進步的目標。但資本主義現代化存在嚴重的缺陷，制約著人類社會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人類社會需要探索更高層次更高質量的現代化模式。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不斷吸收先進思想，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奮斗，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實現了共同富裕，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為了全世界的現代化作出了貢獻，成為世界現代化的推進劑和增長極。
消除了絕對貧困，邁向共同富裕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推動了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也使這一進程為資本邏輯所主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起點和終點皆在資本增殖，勞動者生存發展屬于資本增殖衍生存在。資本的增殖是建立在對社會的剝奪之上的，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早期階段出現了所謂“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等赤裸裸的剝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越來越通過技術專利、定價權、金融地產、股票市場投機、支配國債、支配國家公共財政、支配貨幣發行權等來直接剝奪社會，其剝奪的能力也越來越強、越來越系統、越來越隱蔽。資本主義現代化一方面使生產得以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作為物質財富創造者的勞動者卻無限接近于生存線的貧困狀態。這主要是因為資本無償占有剩余價值并有意識地借助兩極分化來維護自身增殖的權益，從而產生了異化勞動和悖論性貧困現象：勞動者通過雇傭勞動創造的社會財富越龐大，勞動者就越接近被餓死的邊緣。這種狀況在早期曾經導致激烈的社會對抗，使社會進入“革命和戰爭”時代。二戰后，經過工人階級的斗爭，資本主義國家被迫進行社會福利制度建設，但也僅僅是對資本主義分配制度的小修小補，并引發了經濟滯脹的后遺癥。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壓縮社會福利和公共開支，導致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這說明，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始終難以解決的內生矛盾。
中國式現代化服務于人民，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人為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依靠人民，為了人民”，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遵循。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價值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脫貧攻堅，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96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易地搬遷，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實現了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承諾”，也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關鍵維度。在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共同富裕實現了享受現代化成果人口的增長，是一項偉大的成就。
中國式現代化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范
資本主義現代化發軔于西歐，隨著殖民擴張而向全世界發展，形成了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始終存在壓迫、剝削和不平等。“中心—外圍理論”的提出者普雷維什認為，傳統的國際分工使世界經濟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發達國家組成的大的工業中心，另一部分則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的外圍，中心和外圍是嚴重不平等的，而這種結構性體系決定了外圍國家始終處于不利地位。“現代世界體系”理論提出者沃勒斯坦在研究了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向全世界的擴張之后，把世界體系分為核心區、邊緣區和半邊緣區，認為核心區早期對邊緣區和半邊緣區國家進行殖民擴張和掠奪，后期則憑借帝國主義方式使非西方國家形成對其政治經濟的依附關系。西方現代化不僅破壞了邊緣或半邊緣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基礎條件和經濟前提，還使其成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分工體系和政治經濟秩序的依附性角色，難以擺脫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因此，西方現代化在現代國際體系形成之后一直維持著少數國家占中心地位的格局，世界其他國家則成為這些國家崛起并維持其繁榮的貢獻者，除了少數精英群體之外，廣大的普通民眾完全無法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梢哉f，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在國內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同時也在國際上維持著少數中心國家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壓迫和剝削，形成了邊緣國家依附于中心國家的格局，形成了貧富差距在全球范圍內的放大。
普雷維什和沃勒斯坦都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下發展中國家難以擺脫這種依附性關系。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實現現代化的新路徑，但始終沒有取得成功。中國式現代化在國內追求共同富裕，同時在國際上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共商、共建、共贏，讓中國的發展成為世界發展的機遇，在國際上倡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國式現代化不走西方國家對內壓榨、對外殖民擴張的殖民主義老路，旗幟鮮明地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走出了一條和平崛起、互利共贏的和平發展道路。這和西方國家維持其霸權體系、不允許其他國家發展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式現代化并不尋求構建一種掠奪性的國際關系體系，而是以平等開放的方式打破了西方現代化的自利排他性，走的是一條共同發展的道路。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正是共同富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理念在國際層面的體現，將帶動更多的國家和人民享受現代化所帶來的成果。
打破“增長的極限”，實現可持續發展
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難以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矛盾。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一直伴隨著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資本以無限增殖為其基本動機，這一動機推動著資本不斷擴大再生產，并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消費文化。資本對利潤的追求還不斷刺激生產技術上的革新，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意味著人類向自然索取的手段不斷翻新。隨著西方工業化進程的不斷發展，環境承擔的壓力也就越大。環境退化、資源枯竭、貧困失業和經濟混亂成為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的衍生品。西方國家在升級本國的產業結構的同時，把大量高污染、高耗能的中低端工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甚至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各類“垃圾”，把西方現代化帶來的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擴展到了全世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70年代初，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對人類發展理念有深刻影響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該報告描繪了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之后面臨的種種問題，提出了“增長的極限”這一概念，使人們對人類社會的未來產生懷疑。“增長的極限”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說不要增長，而是說資本主義現代化意味著對資源的無限索取，不突破現代化過程中對資本邏輯的依賴，增長就不具有可持續性。
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為避免陷入西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問題，很早就注意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因此更加注重生態文明的建設，政府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通方式、廢物處理、自然環境、貿易方式等多個領域采取舉措，堅持生態優先的綠色發展之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大多實行“先發展后治理”，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則實行“邊發展邊治理”，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環境保護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森林覆蓋面積只有8.6%，而到了2022年已經達到了24.02%。2013年至2020年的這7年中，中國空氣質量改善的幅度相當于美國《清潔空氣法案》啟動實施以來30多年改善的幅度。中國還大力發展綠色產業，正迅速成為可再生能源和綠色減排領域的全球領導者。中國不僅在國內大搞生態環境建設，還與世界主要國家在氣候治理、環境治理等方面攜手合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建“綠色一帶一路”，積極倡導“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為扭轉工業革命以來環境持續惡化的勢頭作出了貢獻。更為重要的是，這是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上獲得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的增長，1953年至2018年的66年間，GDP年均增速為8.4%，經濟規模從1952年的679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121萬億元。近10年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了38.6%，超過了七國集團國家貢獻率的總和，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增長。中國式現代化既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又堅持科學發展，注重環境的保護；既要物質文明又要生態文明，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破解了西方現代化“增長的極限”的魔咒。
打破“西方化”的迷思，豐富了通向現代化的路徑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找到了一條通向現代化的路線。但是，西方現代化在給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種種災難。二戰后，西方國家竭力宣傳現代化就是“西化”，鼓吹“東方停滯落后”，西方“先進發達”，“東方國家走向現代化必須學習西方，照搬西方模式，徹底拋棄自己的傳統，實行多黨制、市場經濟和世俗化”，等等。冷戰結束后“歷史終結論”被西方學者所鼓吹，就是為了說明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而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也讓“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觀點更加盛行。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實施使主要國家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發展差距拉大，發展中國家除個別國家外并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出現了所謂“第四世界”和“失敗的國家”。不論西方對拉美新自由主義的改造，還是對非洲、中東等國家的所謂“民主改造”，對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沒有任何幫助，反而使他們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或者各種持續的混亂。
對于非西方國家是否必然要走西方的道路這個問題，馬克思曾經進行了深入思考。馬克思并不認為現代社會僅局限于資本現代性社會，更反對把這一“僅限于西歐的結論”即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當作“超歷史的一般歷史哲學”，在晚年更是提出了其他國家是否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經典現代性的“卡夫丁峽谷”直接抵達社會主義彼岸的問題，列寧破除了第二國際理論家們“經濟唯物主義”思想教條發動了十月革命，破除了資本主義現代化一統天下的原初格局，開辟了現代性的社會主義道路，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由于蘇聯的解體而終結，對獨立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陷入了危機。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斷取得新的成就，回應了發展中國家如何走現代化道路的問題。中國倡導的多元主義、平等交往、合作共贏、文明互鑒的新全球化，是對人類社會現代化路徑和現代化模式的豐富和貢獻。中國式現代化向全世界證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完全可以從本國的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走向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中國式現代化在基本價值追求上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各種局限，使更多的人在現代化的條件下實現共同富裕，讓更多的國家擺脫依附性困境實現現代化成為可能，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實現可持續發展，實現對現代化路徑和現代化模式的豐富和創造性發展，成為世界現代化的新的“增長極”，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式現代化在基本價值追求上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資本主義現代化是以資本為中心，遵循的是以資本增殖為基本價值追求；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遵循的是以人為基本價值追求。遵循以資本增殖為基本價值追求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人被異化為資本增殖的工具，貧富兩極分化成為制度性難題，也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必須。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性擴張，形成了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對多數發展中國家壓迫和掠奪的現代世界體系，除了少數精英，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民眾享受不到經濟增長和現代化帶來的好處。資本主義現代化對資本增殖的無限制追求，還導致了人和自然關系的持續緊張。遵循以人為基本價值追求的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是現代化的目的和根本，把資本和市場都作為手段，在國內追求實現共同富裕，在對外關系上堅持共商共建，追求合作共贏，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揚棄和發展，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中心—外圍”的“依附性結構”實現現代化具有很強的借鑒價值，從而成為世界現代化的增長極。
通過討論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之間的關系，思考中國式現代化對人類社會現代化的貢獻，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啟示：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是世界現代化的一部分。中國式現代化是在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推動的，它和資本主義現代化一樣都是世界現代化的重要構成部分。中國自近代以來被迫開放國門，先進的中國人在接觸外部世界的情況下認識到必須追趕世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此，“閉關鎖國”和封建落后聯系到了一起，中國的命運和世界的命運綁在了一起，開始了追趕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現代化也在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互動中得到養分和動力，共同推進了世界現代化。中國的現代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式現代化的活力來自對外開放，只有對外開放才能發展好中國的經濟，才能讓中國經濟更好地融入世界，參與國際分工，積極融入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國從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中獲益，同時又通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作出貢獻。
其次，堅持獨立自主，創新現代化道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歷史告訴我們，走依附式現代化道路，將永遠擺脫不了被壓迫被剝削的處境。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是一個后發國家趕超先進發達國家的過程，既受到西方現代化的引領，又受到西方的壓迫和剝削。要根據自己的國情，走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中國在與西方現代化互動的過程中，經歷了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對外開放，堅持獨立自主，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進行了揚棄，探索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堅持獨立自主，既是中國共產黨武裝革命時期的寶貴經驗，也是黨領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原則。
最后，從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視角看待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在基本價值追求上的差異，決定了兩者在文明形態上的區別。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資本邏輯決定了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明形態，表現為社會兩極分化、對外擴張、物欲橫流的消費主義和拜金主義，充斥著“西方中心主義”和“文明優越思想”。中國式現代化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追求，體現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觀，追求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形成了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念，倡導人類社會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內涵和發展特征打破了西方現代化發展定式，展現了人類文明的新形態。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王峰明：《悖論性貧困：無產階級貧困的實質與根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6年第6期。
②《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
責編/韓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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