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而非西方世界所獨有。當前，歐美的民主實踐不僅受到批評，而且日益成為令人擔憂和失望的對象。其原則也不能免于被批評，福山歷史終結論的預測遠非事實。民主不是西方的發明，中國關于民主的討論也不是對西方的簡單復制，中國的政治文化本身適宜于民主的發展。我們不僅將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去了解，而且還要與其對話、向其學習以及共同學習，以拓展研究視角并合力形成新思維方式，從而更好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當代中國 民主 全人類共同價值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拉美在兩百多年尋求自己真正身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進程中，總是在某種程度上在將歐美思想視為應該借用或反對的模式與有必要回到自己之間來回擺動。為克服這些困難和挫折，我們有必要拓寬“值得注意”的他山之石的范圍。中國是理想的伙伴，不僅因為其是世界大國，也因為其引人矚目地將傳統、現代與創新相結合。
我們不僅將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去了解，而且還要與其對話、向其學習以及共同學習，以拓展研究視角并合力形成新思維方式，從而更好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而非西方世界所獨有
當前，歐美的民主實踐不僅受到批評，而且日益成為令人擔憂和失望的對象。其原則也不能免于被批評，福山歷史終結論的預測遠非事實。
不同類型的民主（自由主義民主、參與式民主、代議制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民粹式民主、協商民主）有不同的運轉原則，它們彼此之間是競爭和合作的關系。因此，當我們聽到“西式民主并不比中國制度具有更強的自我糾錯能力”①“中國或許比早已有明確的憲法制度的國家有更多政治試驗空間”②等說法時，不應感到奇怪。民主不僅是中國的關切，也是國際社會的重要關切。
其一，政治文化。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東方主義塑造了一些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這一觀念也在十九世紀被許多旅行者、作家和政客用來描述南美。值得思考的是，盡管西方在歷史上并非民主的樣板，但西方政治文化卻從未以同樣的方式被質疑過。
東方專制主義受到包括李約瑟、阿馬蒂亞·森和許多協商民主支持者在內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的極大批判。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中國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的歷史上，曾出現過協商、規勸機構，這使得我們有充分理由去反對那些有著怪異傾向的專制主義假說。中國并非“歐洲中心論”思維框架的唯一受害者，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曾面臨同樣的質疑。
簡言之，歐洲將自己視為民主的唯一發源地，這也使其充滿優越感，并將其存在“合法化”。但遍布亞洲歷史的民主實踐（或者是民主的種子），恰恰證實了這一斷言的虛偽性。
其二，民主與現代性。十九世紀末以來，民主和現代性在中國得到系統討論。如果認為這是西方帶給中國的，那便是極大的誤解。因為就本質主義的范疇看待這一問題，“舶來”的概念并不足以充分闡釋本土問題。概念之所以從未反映實際，問題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在新的語境和歷史集群下定義問題的方式。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的中庸之道和實用主義非常有效地規避了這些西方思想所販賣的憂慮。
無論如何，1911年至1949年間，出現了關于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思想以及尋找中國通向民主道路的大討論。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引發了在不放棄激進西方思想的同時更新傳統而興起的文化熱潮，一些人提出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為基礎的思想，力圖以一種新方式結合東西方的長處。
其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毛澤東時代將民主定義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的人民民主，習近平主席進一步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19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上海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的重要理念。2021年10月，在中央人大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對“全過程人民民主”進行了全面闡述，他指出：“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念”，“民主是各國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應該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來評判。國際社會哪個國家是不是民主的，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判，而不應該由自以為是的少數國家來評判。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單一的標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體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否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決策能否實現科學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過公平競爭進入國家領導和管理體系，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權力運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
這既可以被視為對一些西方國家妄圖在“民主與專制”這一老生常談基礎上重新發起一場新的意識形態“冷戰”的回應，也可以被視為對中國民主思想的明確闡釋。歐美觀點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金科玉律，歐洲中心主義的存在并不合理。只要真誠地投身于尋求平等和世界和平，全球舞臺的每個主體都有權利和義務反映自己的價值、實踐和思想。民主并非西方世界所獨有，而是廣泛影響著世界人民的生活。
其四，民主的必要性。民主存在的重要意義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開啟了在公共領域發表觀點的可能性。無論是被詢問、被傾聽，表達需求、喜好和利益，還是在價值多元或利益沖突時與他人和睦相處，都需要一個尋求共識的恰當程序和實踐，其必須建立在同樣尊重和考慮所有參與者的基礎之上。中國在協商民主方面的努力和實踐，恰是選舉民主和其他民主形式應該借鑒的。
民主的必要性既是實踐問題，也是規范問題。因為它是在沒有皇權或宗教信仰的情況下，為一個政權提供合法性的重要方式。當然，經濟增長和不斷增加的福利可以成為一種替代，但如果經濟下行、不平等增加，又會是什么局面呢？
探討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的因果關系非常關鍵。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自由主義者與新左翼就此進行了充分討論。阿馬蒂亞·森認為，當存在討論不同利益和需求的集體程序并以普遍利益和公益為基礎形成公共決策時，經濟會變好。因此，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無疑更易于在經濟和社會事項方面取得成功，因為其政治決策是以人民需求為基礎的。
總而言之，民主不是西方的發明，中國關于民主的討論也不是對西方的簡單復制，中國的政治文化本身適宜于民主的發展。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都有民主實踐。民主之于中國，與所有地方一樣，都是必要的。
對于幾種民主理論的探討研究
進一步討論民主問題，就必須明確所討論的是何種民主。這并不是因為概念能消除理論和實踐問題，而是在于它會以一種不同的視角回應新問題、新挑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學界和政界關于民主的討論不斷增加。隨著中國的高等教育逐步國際化，中國（或華裔）知識分子與其歐美同行開始開拓中國政治科學新領域。八十年代末，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就現代化和民主問題展開論戰。與此同時，一種新儒學的出現，推動了圍繞傳統與現代連貫性的討論。自此，中國（或華裔）知識分子發展了關于民主問題的各種思考方式——民主轉型理論、自由主義、漸進主義、新左派、協商民主、代議制民主、儒式協商，等等。新世紀以來，關于全球民主治理和協商民主的觀點占據了爭論的中心。
第一，民主轉型理論。民主轉型理論興起于后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后應用于拉丁美洲和東歐，再引介到中國。這一理論旨在解釋從專制向民主轉型的政治進程。根據此類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頗受歡迎的理論，拉里·戴蒙德和趙穗生在二十一世紀初總結到，中國出現了明顯的解放，多元主義不斷增長。羅納德·英格爾哈特關于民主化的研究表明：其一，盡管中國的形式民主不多，但有效民主卻得到極大發展；其二，中國的高水平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和民主需求是未來幾十年民主化的指標。
第二，協商民主理論。協商民主在中國的重要性日益彰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出現關于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協商民主理論的熱烈討論。中國以自己的經歷和儒家傳統為基礎，提供了關于社群主義和協商民主理論的新觀點。著名學者何包鋼認為，中國的協商民主實踐已展現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獨立性，西方應該學習中國的協商民主，因為它有著兩千多年的實踐，雖然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更為復雜，但它只是在三十年前才出現。在《尋找中國協商民主》一書中，何包鋼認為，民主化進程不是必然從選舉開始，可以通過民主治理的參與方式演進。他提出了一個混合政治模型，公共輿論和專家觀點各占30%，政府占40%?；旌贤镀?、討價還價、社會存在、傳統權威、地方政府、勸說和協商，以實際考慮和謹慎為基礎，展現出一種中庸方法論和實用主義哲學。這一混合模型不同于西式協商民主，而是有著儒家根源③。
第三，漸進主義。中國著名學者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廣為人知。他對民主的聚焦，出于對政治合法性和長期穩定的考慮，其核心概念是“善治”，指國家和公民合作管理公共生活。俞可平一方面強調，地方選舉和地方政府創新、法律和行政改革及聽證、民意調查等協商程序，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革新；另一方面強調，沒有黨內民主，就沒有民主。對于政治決策制度化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不意味著西方國家的多黨制或分權。民主是人類共同價值，有益于所有人。經濟全球化的好處之一在于讓大家意識到我們有共同的命運和價值，譬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安全、健康和尊嚴。
這些觀點和傳統不只是一種知識分子現象，它們在“中國夢”的政治實踐中有所體現。它們證明了，無論是西方關于思想同質性的神話，還是中國缺乏民主爭論和實踐的偏見，都不適用于當下的中國。
新時代和“中國夢”
不同觀點之間的爭論，無疑還會在二十一世紀繼續。中國的發展壯大，使學界關注的焦點從現代性和民主，轉向以“中國夢”為內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國際和全球問題（全球治理等）。在新時代的概念框架內，關于民主的討論非?；钴S和密集。有些學者認為，新時代是一個非凡的劃時代事件，中國過去和當下的歷史在此交匯，為人類文明貢獻了新智慧。
“中國例外論”是個非常有爭議的概念，它的觀點基于歷史和文化前提，并為今天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成就以及政治改革所強化，綜合了中國和西方的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新的和舊的，自身傳統和外國傳統。但是，例外論可能導致關于為他人所效仿的超級模式的觀點，從而淪為某種東方中心主義或反向的東方主義。
這正是為何習近平主席使用“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而非強調獨特性、優越性或者一種會讓人感覺強加于他人的模式的原因。相反，它是中國為世界提供的經驗。
（作者為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譯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注釋】
①Bell, A. Daniel,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156, in Leib, Ethan and He, Baogang ,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②Bergrueen, N., and N. Gardels. 2013. Gobernanza inteligente para el siglo XXI. Buenos Aires: Taurus.
③He, Baogang, Deliberative culture & Politics: the persistence of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theory, 2014, vol. 42, 58-81, Sage Publishers.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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