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的容錯機制建設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容錯傳統、理念與原則不僅在體現特定時代的背景特征與任務要求的過程中，明確寬容立場、包容對象、辯證意蘊與目標導向，而且構成了后續階段容錯機制成熟成型的歷史資源和實踐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容錯糾錯機制建設朝向制度化方向不斷發展，容錯與激勵、糾錯等概念的關系界定愈益明確。
【關鍵詞】黨的歷史 容錯機制 容錯糾錯 激勵機制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容錯機制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與改革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逐步創立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手段。中國共產黨于革命和建設時期形成的容錯傳統在改革時期煥發出嶄新活力，并在進入新時代以來逐漸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愈益成為激發黨員擔當意識、提升干部作為能力、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基礎的保障舉措。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容錯傳統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重要講話精神所蘊含的容錯理念和黨在革命進程中開展的容錯實踐，為后來各歷史發展階段的容錯建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和實踐來源。
其一，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錯誤與正確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上，堅持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并批判失誤錯誤，積極幫助和教育犯錯的同志改正錯誤。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將錯誤視為“正確的先導”，鼓勵廣大黨員同志要勤于認錯、敢于試錯、勇于改錯，并對已經犯錯且有悔改態度和認錯意識的同志進行批評教育，幫助他們充分認識犯錯原因從而少走彎路。1942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品質。
其二，中國共產黨在合理看待失誤錯誤產生原因的過程中，強調對于錯誤的寬容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分析錯誤原因時，應清楚區分“確實不負責因而不能完成任務者”和“因客觀困難或能力關系而不能完成任務者”。當然，允許試錯并非毫無底線和原則的一味寬容，黨在體諒部分過失錯漏的同時還主張分清犯錯誤的同志是否具備良好的動機以及改正的信念。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刻闡述了動機與效果的辯證關系，“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
其三，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容錯傳統以糾錯改錯為實踐目的，初步明確了知錯就改和有錯必糾的原則與方針。針對黨在一定時間內存在的錯誤斗爭傾向和斗爭方式，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首次提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強調“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這種以改正和糾正錯誤為目標導向的做法有力地推動了黨員斗爭素質的提升與黨內容錯氛圍的形成。中國共產黨也在數次會議中貫徹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糾錯方法，幫助同志改正錯誤。在全黨范圍內召開會議不但能夠保證犯錯誤的同志加深思想認知、深刻反省自身錯誤，也有助于黨組織了解犯錯誤的同志的真實想法，追根溯源查找問題所在；此外這種糾錯形式更是一種生動的學習教育大會，能夠對其他黨員起到警醒示范作用，從而最大程度提升糾錯效果。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容錯實踐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對建設過程中失誤錯誤問題的寬容態度和改正決心不僅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擔當作為和盡職盡責的政治品格，而且調動了廣大黨員同志和愛國人士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
其一，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工作方法，客觀分析錯誤問題，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重申必須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一團結全黨的方針，要求黨內黨外分清是非，允許犯錯誤的同志在改正錯誤后繼續參與革命建設任務，并強調能否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1956年9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同志在會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團米高揚等人時，再次強調要給犯錯誤的同志改正的機會，“不能一棒子打倒”。1957年全黨整風運動期間，中國共產黨深入探索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工作方法，在批評的準度、檢查的深度和自我批評的真誠度方面提出了若干新要求。這種認真對待是與非、功與過、對與錯的立場和態度奠定了這一時期容錯糾錯實踐的前提和基礎。
其二，中國共產黨堅持唯物辯證法尤其是矛盾論的觀點主張，依據容錯對象的實際情況，科學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在“三反”運動期間，中國共產黨將改造與懲治相結合、嚴肅與寬大相匹配作為工作方針，依據失誤錯誤的情節輕重分別采取教育、改造、批評、嚴懲等多個手段。這種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事而異的處理方法不僅給予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的機會，使其充分認識貪污受賄以及浪費行為的嚴重程度與錯誤所在，而且在建設時期發揮了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與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作用。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毛澤東同志辯證地看待容錯主體與容錯客體的有機聯系，強調犯錯誤的同志在吸取經驗教訓后“也可以少犯錯誤”，同時指出“倒是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容易犯錯誤”。
其三，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強化糾錯意識，并積極開展調查研究以防止犯錯、廣泛進行自我批評以更正錯誤。在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良好開端和初步成果的過程中，由于缺乏經驗和未對實際情況加以全面判斷，政治經濟領域出現了幾次“左”傾錯誤，“受到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嚴重困難的教訓，全黨逐步清醒過來”。一方面，黨中央提高調查研究的工作水平，積極獲取實地調研資料，推動政策調整并抑制不良后果蔓延。1961年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之后，毛澤東同志直接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同志也紛紛下到基層參與調查。另一方面，黨中央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逐步糾正工作中的“左”的錯誤，鞏固了成長中的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容錯經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如何正確認識并處理建設時期的某些失誤錯誤，如何防范改革時期可能出現的失誤錯誤，成為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問題。
其一，中國共產黨遵循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客觀看待改革時期可能出現的失誤與錯誤，繼續秉持允許試錯、寬容失敗、有錯必糾的思路與原則。改革開放沒有現成的藍本與確定的路徑可言，這一過程需要社會各方面力量“摸著石頭過河”，持續探索改革和發展的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在對“歷史大轉變”時刻舊思想、新事物以及其他社會政治因素加以分析的基礎上，強調錯誤出現的必然性與聯系性，并指出對錯誤失誤的包容要以糾錯為目標前提，“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凡是過去搞錯了的東西，統統應該改正”。“對于犯錯誤的同志，要促進他們自己總結經驗教訓，認識和改正錯誤”，“對過去的錯誤，處理可寬可嚴的，可以從寬；對今后發生的問題，要嚴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鼓勵廣大黨員干部敢于嘗試、勇于試錯、穩步前進，為更好建設社會主義積累更多寶貴經驗。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指出，“獨立思考，敢想、敢說、敢做，固然也難免犯錯誤，但那是錯在明處，容易糾正”，極大鼓舞了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決心與恒心。
其二，中國共產黨依據錯誤的性質、程度與出現原因等因素，運用恰如其分的方法處理失誤錯誤問題。中國共產黨人遵循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共性與個性關系的理論主張，在關注失誤錯誤問題普遍特征的同時注重分析各項錯誤的性質與程度，并在合理判斷失誤問題界限與類型的同時積極思考各類錯誤的最佳處理方式。1981年7月，鄧小平同志在《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強調，“批評的方法要講究，分寸要適當，不要搞圍攻、搞運動”，為改革時期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開展指引了正確方向。關于判斷錯誤的性質，正如1986年4月胡耀邦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的矛盾的問題》中所指出的，“輕微錯誤”與“重大錯誤”、“一時一事的錯誤”與“不可挽救的錯誤”、“對抗性的問題”與“工作上認識上的不同意見和失誤”是有本質區別的，因此要運用歷史的、全面的眼光看待各個具體的錯誤問題。
其三，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繼承發揚黨在革命、建設時期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在其革命建設實踐中曾多次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批評、教育犯錯誤的同志并幫助他們改錯，致力于營造團結合作與安定有序的黨內黨外環境。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這一工作方法，將團結與統一作為容錯改錯的主要目標。在教育歷史上犯有嚴重錯誤的人時，胡耀邦同志建議對于已經吸取經驗教訓的犯錯誤的同志，“在結論和處理上不要再加碼了”，否則“不利于安定團結”。這一階段的容錯范圍也進一步擴展，不僅包含了允許改革實踐存在失誤問題，而且涉及包容理論層面的探索失誤，例如：江澤民同志在《理論工作要面向實際》的講話中主張對待理論探索失誤，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裝袋子”。胡錦濤同志在《堅持和發揚黨的三大作風》的講話中對“團結—批評—團結”方式的范疇加以明確，“如果對錯誤的東西姑息遷就，發現干部有問題還哄著、捧著、護著，這才是既害了同志，又損害黨和人民事業”。
其四，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更為關注糾錯改錯方式的制度化建設，逐步推進糾錯、究責、免責機制完善與發展。革命和建設時期的歷史經驗使中國共產黨意識到，制度的好壞是影響失誤錯誤問題產生的更為決定性和根本性的要素，徹底改正錯誤需要在制度層面構建糾錯機制。改革開放進程中仍然存在諸多更深層次的問題和更具規律性的實踐，這要求中國共產黨建立健全發現問題、糾正錯誤、預防出錯等方面機制，“促使發現的問題迅速得到解決，防止小錯拖成大錯”。這一階段我國免責機制也得以初步確立，為容錯機制的構建奠定了制度基礎。例如，2006年3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頒布的《深圳經濟特區改革創新促進條例》明確規定了在符合條例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免于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容錯機制建設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將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容錯傳統、理念與原則轉化為國家治理的現實機制，通過嚴格區分失誤錯誤與違紀違法行為、科學判斷過失行為的性質與程度、積極健全寬容過失的保障措施，不斷推動容錯機制的制度化、常態化與長效化。
其一，中國共產黨將允許犯錯、寬容失誤、鼓勵突破等理念貫徹到黨的重大戰略部署，并為全國及地方的改革探索實踐賦予制度保障。系統完備的頂層設計、科學規范的制度體系與周密細致的行動準則可為鼓勵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大膽試錯、提高其積極性與創造性提供制度依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謀長遠、布全局、開新局，從中央重大戰略部署的高度明確“寬容改革失誤”的基本理念，并在推進地方基層試點工作有序開展的過程中鼓勵人民群眾大膽嘗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將“寬容改革失誤”思想納入頂層設計，2015年10月召開的部分?。▍^、市）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上進一步提出“容錯機制”的表述，諸多實踐充分表明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將革命、建設與改革時期的容錯傳統與理念落實為具體機制，黨風廉政建設的責任制度基礎不斷鞏固。
其二，中國共產黨對容錯的具體內涵、性質程度、處理程序加以闡述，從底線、紅線和高壓線的角度系統說明了失誤錯誤與違紀違法行為的根本區別。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提出了“三個區分開來”的容錯理念。2018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闡述了在處理“一般性問題、能如實說明的”和“違反紀律的”錯誤時，處理方式應有所區別。2018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意見》，將容錯的范疇正式界定為“干部在推進改革中因缺乏經驗、先試先行出現的失誤和錯誤”“尚無明確限制的探索性試驗中的失誤和錯誤”“為推動發展的無意過失”三大類。這一科學判斷從干部隊伍為公為民的底線、嚴守紀律的紅線與敬畏法治的高壓線層面，深入解釋了新時代黨員干部在推動改革發展過程時需秉持的工作原則，更為有力地表明容錯不等于徹底“松綁”、免責不等于完全“無責”。
其三，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容錯機制與激勵機制的有效銜接，實現激勵與約束、嚴管與厚愛相結合。黨內問責制度的建立有益于強化廣大黨員的責任政治思維，從原則性上為領導干部履職盡責設置“警示燈”和“報警器”，而以激勵和厚愛為特色的容錯機制建設則從更為靈活性的角度探索干部隊伍積極性的激勵之道。2015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七次會議上首次將激勵機制與“允許試錯、寬容失敗”相聯系，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建立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新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明確增加了“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的問責原則。2021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強調，“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深化運用‘四種形態’，做到‘三個區分開來’。精準規范用好問責利器。嚴格執行黨員權利保障條例，激發黨員干部干事創業內生動力”。這種愈益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問責鏈條將激勵鞭策與容錯糾錯相匹配、嚴格管理與關心信任相統一，為全體黨員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設置行動指南和方向指引，并為保護領導干部試錯行為、激發領導干部工作斗志培育良好氛圍。
其四，新時代容錯機制與糾錯機制的聯系更為緊密，問責與免責、容錯與糾錯、約束與動力協同發展的程序進一步落實。中國共產黨將“拉一把”、常提醒、多督促等理念納入黨內監督范疇，不斷推動容錯糾錯機制的制度化。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共中央首次從頂層設計的高度提出“建立容錯糾錯機制，寬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別是改革創新中的失誤”。新時代容錯糾錯機制建設一方面確立了事業為上、實事求是、依紀依法、容糾并舉的四項原則，在重視績效與關注素質、肯定成績與承認不足、嚴明紀律與貫徹執行、寬容過失與有錯必糾之間實現均衡發展。另一方面，容錯糾錯機制建設的主體要求、權責分工、信息公開、意見反饋、考核指標等事項更加明確，各地方基層試點工作中出現的容錯糾錯案例也逐步推動頂層設計的優化完善，形成了地方創新助力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引導基層探索的雙向互動過程。
（作者為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中國政治學會副秘書長）
【注：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廳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國共產黨制度建設的歷史進程和經驗研究”（項目編號：JJKH20220941SK）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毛澤東選集》（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鄧小平文選》（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④《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⑤《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⑥《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上、中、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
責編/韓拓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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