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進步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新興產業集群是促進創新和產業融合發展最有效的途徑。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我國需要發揮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加強政策協調，建立科技、產業、金融之間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明確工作重點，加快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在“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方面實現突破，搶占國際科技創新高地；以國家高新區為平臺，集聚足夠的資源要素，打造世界一流的產業集群，構建富有活力、有競爭優勢的現代產業體系，提高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構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將科技成果轉化作為金融支持重點，創新金融服務模式和產品，完善風險分擔機制，推動產業數字化、現代化轉型。
【關鍵詞】新興產業集群 戰略性新興產業 科技 產業 金融 良性循環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202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發展壯大技術含量高、成長性好、增加值大的新興產業，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加快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由之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我國需要強化科技創新與產業的深度融合，不斷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發揮金融“加速器”的強大推力作用，增強宏觀政策的協調力度，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構建富有活力、有競爭優勢的現代產業體系，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塑中塑造經濟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始終將科技進步作為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
科學的本質是尋求知識并在生產實踐中應用科學技術，因而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力量。每一次重大的技術革命，都推動人類社會經濟出現一次突飛猛進的長周期增長。18世紀80年代，以蒸汽機為主的動力技術在工業生產中的廣泛應用，實現了大機器生產代替手工工場生產，世界邁入“工業時代”。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電力取代蒸汽機成為工業生產中的主要能源和動力，推動了通訊行業、汽車和航空工業、鋼鐵、石油、精密儀器和化學工業快速發展，帶動了世界經濟增長出現第二次和第三次長波周期。20世紀40年代，以原子能、航天技術、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等技術的發明與應用為標志，引發了以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并帶動了世界經濟增長出現第四次長波周期。
隨著人類對經濟增長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創新和技術進步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大衛·休謨、亞當·斯密等英國經濟學家認為，技術進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細化勞動分工，促進國民財富增長。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完善的”，強調創新是技術進步的主要源泉，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首要原因。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為，只有“創造性毀滅”機制所帶來的技術進步才能推動經濟高速、長期增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在其發表的《技術進步與總生產函數》一文中，揭示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水平效應”，并推算出1909年—1949年間美國制造業總產出的88%是技術進步貢獻的。
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技術等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催生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興產業和新的增長引擎，標志著“人類已經進入第四次科技革命時代”。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高度重視科技進步，制定金融、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持續大規模吸引外資，“以市場換技術”，承接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有效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構建了全球工業門類最齊全的產業體系，成為“世界工廠”。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我國的科技創新取得了長足進步，2021年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總量為2.8萬億元，R&D經費投入強度（R&D經費與GDP之比）為2.44%。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2022年我國的綜合創新能力排名全球第11位，較2012年躍升23位。由于科技創新能力較強、產業現代化水平較高、金融較發達的國家能夠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搶抓先機，容易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技術壟斷，在科技賦能下產生貧富分化更嚴重的“馬太效應”。為了獲得持續的發展新動力，我國需要大力發展科技金融，加大研發投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掌握產業現代化的主動權，為金融發展提供雄厚的經濟基礎，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助力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目標。
致力于鍛造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涌現了一批具有“高精尖”特征的新科研成果與新興技術、可引領產業轉型發展與結構優化升級的新興產業。新興產業是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與驅動力，對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科技基礎、歷史文化千差萬別，新興產業發展重點和路徑也各不相同。從實踐上看，制造業作為經濟的“壓艙石”，成為各國新興產業發展的核心和大國競爭的焦點。例如，美國提出了“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重點發展工業互聯網計劃中的新一代信息產業、先進制造業計劃中的高端裝備制造；德國推出了“工業4.0——未來智能制造”發展規劃，重點發展“工業4.0”戰略中通過物聯網實現的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和服務化的制造業；日本實施了“提高產業競爭力法案”；英國發布了“成為世界最具創新力國家”戰略；法國提出了“新工業法國戰略”；韓國制定了“制造業新增長動力戰略”，重點發展半導體、電子設備、交通設備、機械設備、精密儀器；巴西提出了“國家科學技術創新戰略”；印度提出了“國家電子化聯通政策”；南非提出了“先進制造業技術戰略”，等等。中國提出了“建設制造強國”，將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材料、生物產業、新能源汽車制造、新能源、節能環保產業、數字創意產業以及相關服務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政策上予以大力扶持。
21世紀的國際經濟競爭歸根到底是新興產業的競爭。誰擁有更多高科技，誰就擁有發展新興產業的優勢，誰就能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中贏得更大主動權和話語權。2021年，我國R&D經費投入強度（2.44%）雖高居發展中國家首位，與歐盟大抵相當，但與以色列的5.4%、美國的3.5%相比，科技創新的投入產出能力仍然有較大的差距，使得我國新興產業的競爭力較弱。按照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產業分類標準，美國的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通信、金融、商業服務業、教育、醫療的優勢更大，這些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增加值占全球的40%。而我國的優勢主要體現在電氣設備制造業、機械和設備制造業及機動車輛制造業三大產業，盡管我國中高R&D密集型產業的增加值全球占比超過四分之一，但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不足10%。由于存在一些突出的技術短板，我國新興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當前還難以在國家產業鏈重構中獲得足夠的話語權。
新興產業集群依據信任與承諾建立起組織間長期的交易關系和關系網絡，有利于聚集資本、勞動力、能源和其他專業化資源，降低信息搜尋成本和議價成本，有效克服市場和內部組織失靈，具有創新驅動力更為強勁、知識溢出效應更大、產業自我升級強化能力更強等特征。日本的東京灣區、美國的硅谷等實踐證明，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集群是促進創新和產業融合發展最有效的途徑。截至2023年2月，我國已建設177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2022年9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我國有21個世界領先的科技集群進入百強名單，在數量上首次追平美國，并列世界第一。我國需要繼續通過高新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增長極效應和知識溢出效應，進一步促進高新產業集聚①，提高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強大的新動能。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科技、產業基礎相對薄弱，存在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高新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較低、產業鏈價值鏈主導性較弱等突出問題。加上美國千方百計維護自身霸權，2016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原則，實行保護主義，增加關稅，挑起中美貿易摩擦，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將微電子、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生物制造、量子計算、先進清潔能源和氣候適應技術確定為本國的“領先技術和國家安全基礎”，通過出口管制和阻止在這些領域投資對中國進行封鎖，削弱中國技術創新能力。2020年以來，拜登政府聯合盟友大搞“友岸外包”，運用“長臂管轄”打擊我國科技企業，強制實施對我國的“脫鉤斷鏈”，進一步出臺出口管制措施，阻止中國獲得尖端半導體及其生產所需設備，迫使產業鏈中下游企業離開中國。這些赤裸裸的霸凌方式凸顯了美國不惜代價阻礙我國實現技術上的躍升，確保美國保持“盡可能大的領先優勢”。對此我們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發揮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建立科技、產業、金融之間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機制，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實現“彎道超車”，搶占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構的制高點，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夯實發展根基。
強化科技產業發展的金融“加速器”功能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提供的跨時空、跨代際配置資源的技術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為實體經濟注入了新鮮血液。每一輪技術革命都會引發一場工業革命，而金融則是引領資源和要素匯聚新興產業、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力量。毫無疑問，哪個國家能夠盡快建立與第四次科技革命需求相匹配的金融體系，將金融活水源源不斷引入科技創新企業和新興產業，哪個國家就能贏得科技競爭的勝利。
目前新興產業大多處于研發階段，呈現出知識技術密集、產品個性化以及更新迭代快等特點，需要金融資本根據新興產業發展的階段性要求，不斷完善金融功能，靈活運用現代金融工具，充分發揮金融體系的清算支付、資金融通、資源配置、風險管理、價格發現、激勵功能，提供覆蓋戰略性新興產業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使金融資本和技術革命之間實現互利共贏，更好發揮金融的“加速器”作用。
第一，完善金融結構，不斷健全金融功能。由于傳統文化、制度、社會治理模式不同，支持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金融體系千差萬別，但是從全球范圍來看，主要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另一種是以德國、中國、日本、韓國為代表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這兩種金融體系在配置金融資源、分散風險、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各有利弊，在特定的社會土壤、環境下都能很好地支持產業發展，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最優金融體系。一個好的金融結構不僅能夠很好地發揮金融功能，還能夠很好地激勵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例如，英國由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共同構建的銀行網絡體系，推動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使英國實現了工業的跨越式發展；德國建立了銀行主導的全能銀行制度，德意志銀行既經營政府貸款、鐵路證券，又經營工業、建筑業和保險業，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對于德國在短短30年內實現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從農業國快速發展成為世界工業強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工業化進程與德國有異曲同工之處，主要依靠三菱、三井、住友等銀行資本推動工業資本積累，20世紀70年代迅速成為“世界工廠”；美國在“大蕭條”之后，采用分業經營模式，促使金融體系從銀行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轉變，支持美國完成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成為全球霸主。實際上，在一個產業從萌芽、興起、發展、成熟的全生命周期中，離不開多元化、多層次的金融支持，信貸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保險市場，所承擔的金融功能各有側重，可匹配于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兩種金融模式在不斷地優化、變革、揚長避短，需要根據科技創新、產業現代化的發展情況進行動態調整，比如，投貸聯動這樣的融資模式，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出現了更多的融合發展趨勢。
第二，健全風險投資和創業投資制度，促進科技項目研發成果轉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風險投資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發揮了獨特的推動作用，推動電子計算機、核技術、納米技術、航空等高新技術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創業投資匯聚了金融機構、保險基金、社?；鸬?，通過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現代投資機制，幫助高新技術中小企業迅速成長壯大。得益于風險投資和創業投資，美國硅谷成功孵化出微軟、蘋果、惠普、雅虎等著名企業，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科技企業聚集地和最具有創新能力的高新技術產業群。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生物智能、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和數字創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高科技公司大多為中小企業，正處于生命周期中的種子期和初創期，創新創業最大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大、失敗率高，較高的研發風險和產品市場化風險常常使企業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根據美國的研究，研發投入、產品化、產業化的資金需要量之比是1：10：100，從科技創新到形成新興產業，金融資本投入將呈幾何級增長。為了解決風險問題和規模問題，激發研發創新能力與產業升級動力，需要政府制定積極的扶持政策，利用財政杠桿撬動更多社會資本，拓寬高科技企業早期融資渠道，建立完善的風險投資制度和創業投資機制。作為傳統金融投資和產業投資創新融合的特殊投融資機制，創業投資不僅通過提供資金，還通過整合資源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務，推動創新創業企業快速成長。創業投資的資金主體大多是個人資本、機構投資者資金、私募證券基金和共同基金，需要繼續擴大創業投資的資金來源，增加數額大、收支間隔長的養老基金，更好適應創業投資周期長的特點。創業投資方式需要以有限合伙制為主，形成創業投資家、創業者、創業企業和投資者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格局。暢通資本市場退出渠道，通過并購和企業上市，為大量中小創業企業打開資本市場大門，便利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獲利退出，增強金融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壯大的活力。
第三，加強金融科技創新賦能，創新金融服務模式和產品。一是創新理念和信貸技術，提供子市場全質押貸款。調整銀行傳統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增加無形資產的抵押功能，將技術流與資金流并重，為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輕資產企業提供信貸支持，擴大高科技企業的信貸可獲得性。二是創新投貸聯動金融模式，加強金融機構之間的聯動與合作。信貸投放與股權融資相結合是一種新型融資方式，資金供給者主要包括商業銀行和風險投資機構。商業銀行可自行成立一個具備投資功能的子公司，在向企業投放信貸的同時，通過子公司對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商業銀行也可尋求專業的風投機構進行合作，共同開展投貸聯動業務。三是發展產業鏈供應鏈金融模式，提升服務中小企業能力。產業鏈供應鏈由龍頭企業、核心企業主導，具有組織穩固性和規模經濟效應。產業鏈供應鏈上的中小企業具有較強的科技創新活力，是創新的主力軍，但由于種種原因存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發展產業鏈供應鏈金融模式，從企業上下游相互關聯角度提供金融服務，金融機構不僅可以獲得龍頭企業、核心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訂單、物流、信息流及資金流等信息，更好了解中小企業，同時還可以獲得龍頭企業、核心企業提供一定程度的擔保，切實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商業銀行、基金公司、保險公司、保理公司等金融機構需要加快數字化轉型，運用智能化平臺等新技術，與龍頭企業、核心企業加強合作，大力發展產業鏈供應鏈金融模式。
第四，構建金融風險分擔機制，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第四次科技革命對產業、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利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一批新興產業蓬勃興起，不斷加速傳統產業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萍寂c產業的深度融合要求進一步強化金融的杠桿、放大器作用，促進商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多流合一，有效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資源。尤其是，新興產業發展和傳統產業升級改造，在投資項目、技術研發、重大裝備國產化、兼并重組等方面催生了新的金融需求，也產生了沉沒成本和新的風險，需要出臺系列財稅、金融等促進政策，建立有效的金融風險分擔機制，為產業、高新科技與金融資本之間良好的結合保駕護航。一是發揮政策性金融的支撐作用，提供利率優惠的長期資金。通過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貸款、投資、資產證券化等綜合性金融服務，支持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車、新能源、節能環保及數字創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促進國家重大戰略性工程建設和全球產業鏈調整布局。二是設立政府專項投資基金，構建引導社會資金的保障機制。在風險較高的創新投資、科技成果轉化、軍民融合、中小企業發展領域，建立數量多、規模大的專項政府引導基金，實行政府引導基金、母基金、子基金三級聯動投資架構，政府承擔部分金融風險，通過直接融資方式、市場化運作，實現政府和市場的有效結合，投資于促進工業轉型升級的項目和技改工程。三是完善融資擔保體系，對知識產權質押融資、供應鏈融資、中小企業信用貸款等金融創新，需要有融資擔保公司、再擔保公司來分散風險，調動銀行擴大貸款的積極性。保險公司也需要開發科技成果轉化保險產品，例如，首臺（套）保險，為企業應用新技術提供保障。四是以產業園區、高新區為抓手，建立金融綜合服務平臺。以“政府引導、網絡交流、資源共享，面向企業、服務園區”為原則，依靠大數據和智能管理技術手段，建設集數據信息收集、清洗、加工及存儲功能為一體的投融資服務平臺，匯聚技術研發與應用融資項目庫、投資機構庫，配套建設信用信息、政策咨詢、人才服務、投資咨詢等子平臺，降低產業園區、高新區企業開展金融業務的成本，提升金融機構與實體經濟的對接效率。特別是要大力發展完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體系，在科技成果的產生到實現產業化的過程中，離不開中介服務機構提供必要的信息、資源和服務。美國硅谷的成功經驗表明，科技中介在高校、企業和風險資本之間牽線搭橋，提供人力資源、技術轉移和法律服務，大大提高了科技、產業、金融結合的效率，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
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的工作重點
一是堅持“四個面向”，加快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希望廣大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負起歷史責任，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斷向科學技術廣度和深度進軍。”這為我國科技創新指明了方向。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瞄準電子信息、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制造等技術的最前沿，力爭在新一輪國際分工、全球產業鏈重構中搶占先機，提高國際競爭力，夯實經濟較快增長的科技基礎。從維護國家安全出發，重點解決糧食、能源資源、重要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中的“卡脖子”問題。中國有14億多人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加大醫藥、生命科學研發力度，提升應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的能力。
二是堅持推進產業體系現代化，全面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發展是硬道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物質生產極大豐富是必要前提。“十四五”時期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需要保持不低于5%的年平均經濟增長速度，這一目標的實現對于2022年GDP達到121萬億元人民幣、人均GDP達到85698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我國還面臨人口老齡化、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諸多約束，離開科技進步的貢獻，僅靠傳統生產要素投入很難實現如此高的經濟增速。經過不懈努力，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01年的39%提高到2021年的60%，科技進步對實現產業發展和經濟跨越式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從專利成果轉化看，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有效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6.7%，這與美國、德國等創新型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當前美國、德國等創新型國家牢牢把握著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諸多尖端技術的主導權。當務之急是徹底改變高校、科研機構及企業生產與需求脫節的局面，明確企業科技創新的主體地位，加大政策和資源傾斜力度，促進科技創新、科技與產業的深度融合，使我國早日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將科技成果轉化作為金融支持的重點，制定科技成果轉化率倍增計劃，強化科技賦能作用，推動產業數字化、現代化轉型，提高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雄厚的經濟基礎。
三是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守住風險底線。首先，擺正金融與實體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防止金融“脫實向虛”滋生金融泡沫和金融風險，避免資金在金融市場內“空轉”，構建順暢的渠道和機制，確保資金及時足額進入實體經濟，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其次，運用直接融資手段提供更多的長期資金。無論是科技研發還是成果的產業轉化，都需要規模巨大、具有不同風險偏好的長期資金，需要大力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提高企業股權資本、創業投資資本、長期債權資本的比例，改善企業的財務結構，降低經濟金融風險。再次，推動金融數字化和金融模式、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把戰略性新興產業、傳統產業數字化、綠色低碳轉型作為金融支持的重點，不斷完善知識產權質押模式、產業鏈供應鏈金融模式、技術改造融資模式，完善產業園區、高新區金融綜合服務機制，支持產業龍頭、核心企業做大做強，支持中小企業創新，鞏固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健性。最后，加強金融規劃，整合金融資源，促進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協調與合作。充分發揮金融控股集團的金融資源整合作用，堅持市場導向，建立鼓勵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公司、租賃公司、投資基金公司、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協作發展的激勵機制，更好發揮這些金融機構在資金供給、風險分散方面的特長和專業優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針對企業在不同產業鏈中的角色和定位，及其所處特定生命周期的金融需求，由最合適的金融機構提供相應的金融服務，更好實現金融功能。
四是堅持打好政策“組合拳”，營造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的政策環境。在當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下，要破解美國的技術封鎖、出口管制以及“脫鉤斷鏈”難題，需要加大政府引導和推動作用，加強頂層設計，促進科技政策、產業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協同發力，打好政策組合拳，形成政策合力解決好科技創新、產業升級、金融可持續發展中的市場失靈問題?？萍颊咝枰劢龟P鍵核心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重點科技創新項目；產業政策需要聚焦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性；貨幣政策需要穩健靈活，聚焦金融資源向優化配置的方向引導，以及形成科研成果產業化的定向激勵；財政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充分發揮專項債券、財政貼息、政府引導基金、知識產權融資擔保的保障作用，發揮政策性金融的政策引導和扶持作用，放大政府資金的導向作用和引領功能，推動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
五是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無論是商品市場還是資本市場，都將從以前的要素型開放為主轉向以制度型開放為主，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在更加開放的環境中推動“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搭建更多低碳、清潔能源、數字經濟、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區域、多邊、雙邊國際科技合作平臺，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鞏固和提升上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揮資本的推動和“加速器”作用，優化配置全球金融資源，致力于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以擴大貿易和鞏固產業鏈供應鏈為目標，鼓勵企業增加跨境雙向投資，以科技創新驅動產業升級，以強有力的金融支持推動新發展格局的加速構建，充分挖掘疫后經濟增長新動能，共同實現跨越式發展。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財政金融學院教授）
【注釋】
①張可、徐朝暉：《產業集聚與區域創新的交互影響——基于高技術產業的實證》，《財經科學》，2019年第1期，第75—86頁。
責編/謝帥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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