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輝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系主任、教授、博導
在充滿光榮和夢想的新征程上，黨的二十大后首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系統部署2023年經濟工作時提出“六個更好統籌”。這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系統觀念的科學方法論，傳承了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秉持統籌兼顧的重要經驗，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引領力量。
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是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首要前提
要盡可能減少疫情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將新冠病毒感染由“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和病毒自然演化規律的大勢所趨。但同時也需妥善應對取消管控措施、加快復工復產、開放入境帶來的病例數快速達峰和經受全球變異毒株沖擊的雙重挑戰。對此，一方面要以疫苗推廣和藥物研發提高整體防疫水平，增強應對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健康基礎；另一方面借助科技手段增加醫療信息化深度，從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方向入手優化資源配置，盡量避免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抑制。
要“以人為本”全力保障人民群眾健康。只有保護好、涵養好人力資源才能在短期內按下經濟發展的復蘇鍵。當前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2021年我國老年人口撫養比達到20.8%。在高齡少子化的家庭結構變化中，老年重癥必然加重家庭負擔并對勞動力復工產生較大影響。因此，在疫情防控優化的過程中做好以重點群體為中心的人民群眾健康保護工作是實現平穩轉換的基礎。過去三年，積極有效的疫情防控工作減輕了勞動人口的健康負擔。進一步地，對于疫情防控需要通過提高健康教育、健全醫療保障體系、繼續強化覆蓋全民的公共衛生服務來完成保障全體居民衛生安全的重任，并著重加強針對重點人群的健康服務，做好重癥預防和治療工作。
更好統籌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更好統籌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的核心在于發展實體經濟。據相關機構測算，2020年中國工業化綜合水平指數已達93，我國已經基本實現傳統工業化，經濟發展較同階段發達經濟體具備更強大的規模優勢。2012—2021年間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7.31%，占全球比重從22.5%提升至近30%，十年來均保持世界第一的絕對優勢，形成了全球產業門類最齊全、產業體系最完整、產業鏈配套能力全球領先的制造業生產體系。但是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改善。這就需要充分發揮我國經濟的規模優勢，以“制造大國”推動建設“制造強國”，打造“以量促質，以質保量”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機制。
要推行分類指導、精準施策的產業政策。目前我國逐漸形成了以數字經濟為引領、戰略性新興產業加速布局、傳統實體經濟賦能升級的產業格局。對于數字經濟產業而言，一方面，應保持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5G通信技術的國際領先地位；另一方面，應逐步向研發設計、關鍵數字技術產品制造和基礎數字技術服務等附加值較高的價值鏈高端環節轉型。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而言，一方面，夯實制造業發展根基，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另一方面，推動形成戰略性基礎產業帶動戰略性應用產業、戰略性應用產業反哺戰略性基礎產業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對于傳統實體經濟而言，要在有序淘汰低端高耗能產業的同時，運用先進技術手段推動其從單一生產職能向生產和服務并重的運營模式轉變。
要完善人才管理機制。歷史經驗表明，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1世紀初，美國信息產業年均30%的高速增長，是在前仆后繼的技術型創新人才助力下實現的。因此，要完善相關產業的人才保障體系，優化海外人才引進機制，建設高精尖產業高層次人才協同創新中心，積極搭建高端人才供給綠色通道，加速提升工業企業、特別是高端技術型企業的人才儲備，形成人才與資本有效互補的配置格局。
更好統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是暢通經濟循環的重要手段
更好統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首先要抓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線。在國民經濟循環中，生產是首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環節。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制造業的創新能力不強，較低質量的供給難以滿足內需市場多層次、高質量的消費需求，導致了國內供給與消費結構的匹配失衡。因此，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要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和促進制造業產業結構高級化為目標，鼓勵現代工業，特別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和現代醫藥等高精尖制造業的發展，通過創造高質量供給，實現供給對需求的引領作用。
更好統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也要激發內需市場的自身活力。發達國家崛起的經驗研究表明，更大的國內市場可助力本土企業通過規模優勢更好地完成自主創新。大國經濟的特征與優勢在于以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我國雖擁有14億多人口，超4億中等收入群體，具備形成超大規模消費市場的巨大成長空間，但若干梗阻導致市場規模優勢未能完全釋放。為構建穩定的消費環境，尤其在疫情沖擊后，確保國內消費者“想消費”“敢消費”“能消費”，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完善分配制度，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消費提質擴容提供根本保障；要創新消費業態模式，促進線上線下消費融合發展，鼓勵“互聯網+服務”開拓新領域，提高文旅、醫療、教育、養老、家政等服務的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促進共享經濟和新個體經濟發展，積極培育綠色低碳消費市場，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選擇空間。
更好統籌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是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有力舉措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隨著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提振發展信心尤為重要。從財政收支上來看。2022年財政支出主要發力在教育、科技、社會保障和就業、衛生健康、農林水、交通運輸、債務付息等方面，為應對化解超預期沖擊，積累潛在增長點提供有效保障。2022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03703億元，達到預算的96.9%，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后較上年增長9.1%，在疫情沖擊下仍保持了財政韌性，這為2023年財政收入恢復性增長，支持“十四五”規劃中重點項目，提供了有力基礎。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妥善應對外部沖擊，促進經濟平穩回升。貨幣政策在結構上指向中小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領域，是保障就業、促進消費、改善經濟循環的有力之舉。人民銀行按照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普惠小微貸款余額增量的2%提供激勵資金，實施碳減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設立了2000億元以上額度的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等舉措，以充足的政策空間和完備的政策工具助力經濟發展。
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面對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要“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新型舉國體制下，我國近年來科技成果顯著，但仍面臨著突破“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的挑戰。政府突出組織作用，企業突出主體地位，人才突出質量與能力，協同發力推動科技創新，以科技上的進展保障發展上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更好統籌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培育經濟發展新優勢的必由之路
更好統籌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首先要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以問題為導向，發掘并解決制約經濟循環的卡點堵點。在生產環節，需筑牢制造大國地位，推動創新引領產業升級。在分配環節，需優化經濟布局結構，提升人均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流通環節，需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建設高效現代化流通體系。在消費環節，需立足人民的豐富需要，深挖內需市場潛力。要以強大生產能力支撐國內巨大市場需求，以國內巨大市場體量反哺生產轉型升級，從而提升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核心地位，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更好統籌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必須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當前我國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比較優勢已經從低成本要素轉變為規?；洕?。要憑借我國廣闊的市場空間以及完備的產業配套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在我國經濟領域集聚，構建一批“以我主導”并“為我所用”的價值鏈、創新鏈與產業鏈。通過市場規模優勢，而非勞動力低成本或自然稟賦豐富，虹吸全球先進技術、資源，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以市場吸引“逆向創新”，把握發達經濟體跨國公司貼近用戶需求的考量，向最終消費地轉移價值鏈高端的研發設計環節等活動的寶貴機遇，促進研發中心在國內建成，通過與本土企業合資合作的方式帶來更為明顯的知識溢出效應。進一步通過“集聚效應”“競爭效應”促進創新，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更好統籌當前和長遠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在要求
從長遠看，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機遇和挑戰之大都前所未有，但危和機并存、危中有機、?？赊D機。在經濟發展中我國的機遇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一是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帶來新機遇，要通過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反哺生產領域、深化產業分工、提升產業高度，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在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二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帶來新機遇，要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機遇，通過前沿技術前瞻指引提升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傳統產業，推動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三是深化改革開放帶來新機遇，要在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政府職能轉變、國資國企、財稅金融、生態環境、社會治理、社會民生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和制度優勢；四是加快綠色發展帶來新機遇，要構建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高度重視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建設，以智能技術賦能綠色經濟，因地制宜培養新型產業，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五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帶來新機遇，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加強與各國的政策溝通和標準對接，努力提升我國對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能力和話語權，提供與我國能力相適應的更多國際公共產品，為經濟發展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