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 遲福林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這是符合時代趨勢的戰略選擇，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未來，廣東應推進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以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為重要抓手，實施政策體制集成創新，不斷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推進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的高水平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廣東在擴大開放上敢為人先，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在探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進入新發展階段，推進以高質量發展為首要任務的中國式現代化，廣東要率先實現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的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突破。
開放為先，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改革開放之初，廣東的經濟總量低于上海、江蘇、山東等省份；到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過中國香港、2007年超過中國臺灣；到2021年達到12.44萬億元，并連續33年經濟總量居全國第一位。廣東充分發揮毗鄰港澳、面向東南亞的區位優勢，充分利用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率先打開國門搞建設，并通過與香港和澳門的率先合作取得了改革發展的突出優勢?？梢哉f，廣東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
適應大勢，實現制度型開放的重要突破。改革開放40多年來，廣東在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數據顯示，2022年廣東外貿進出口總值達8.31萬億元，比2021年增長0.5%，再創歷史新高，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19.8%，穩居中國外貿第一大省的地位。此外，截至2021年底，廣東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8.9萬家，累計利用外資5239.1億美元。當前，我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在于制度型開放，開放舉措更加強調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內外銜接。在這個特定背景下，廣東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關鍵在于加快推進制度型開放進程，主動對接國際高水平經貿規則。
率先突破，努力打造制度型開放先行區。首先，廣東不僅在外資外貿發展方面位居全國前列，而且擁有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截至2022年底，廣東省實有各類市場主體1633.88萬戶，其中企業超過700萬戶，實現了逆勢增長。同時，2021年末廣東常住人口已達1.27億?？梢哉f，廣東具備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市場規模優勢。其次，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根據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結果，2022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為129118.58億元，同比增長1.9%。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5340.36億元，增長5.2%；第二產業增加值52843.51億元，增長2.5%；第三產業增加值70934.71億元，增長1.2%?？梢哉f，廣東具備推進制度型開放的產業基礎。最后，廣東具備聯通港澳的地緣優勢，同時擁有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范區以及橫琴、前海兩個特別合作區的政策優勢，更有條件在制度型開放上大膽嘗試。未來，廣東將通過對接港澳，實現與國際通行規則對接的重大突破，在服務我國大力提升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水平、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中提供“廣東方案”、形成“廣東示范”。
以制度型開放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
無論是完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重大任務，還是滿足以制度型開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需求，關鍵都在于加快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進程。這不僅有利于深化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而且有利于提升粵港澳發展協調性和經濟競爭力及對周邊地區的引領帶動能力，更是落實“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務實選擇。
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的關鍵在于制度型開放。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粵港澳三地初步實現了經濟融合發展。據統計，1998年—2021年廣東省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貿易額年均增長8%。2021年，廣東與香港貨物貿易額占廣東對外貿易總額的14.1%，吸引香港資本額占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77.8%。據海關總署廣東分署數據，2022年大灣區內地9市進出口總值達到7.94萬億元，占廣東省進出口總值的95.6%，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18.9%。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在設施硬聯通水平大幅提升的同時，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規則、標準、制度等軟聯通水平較低等問題逐漸凸顯。例如，根據《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20）》，大灣區內部跨城市專利合作比率僅為0.95%，遠低于世界其他三大灣區；粵港澳法律、會計等重要商務服務制度存在差異，形成三地融合發展的隱形壁壘。因此，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重要抓手在于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關鍵在于粵港澳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對接融合。
制定實施精簡透明的粵港澳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缇撤召Q易與服務業投資融合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已成為全球服務貿易規則重構的一大趨勢。首先，應盡快制定精簡的粵港澳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從實際情況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有條件把這個“負面清單”限制在40項左右。其次，應全面落實對港澳服務提供者的國民待遇，明確國民待遇的具體標準，包括準入階段的管理權力、要素供給、融資方式、進出口權、稅收政策、法律保護、司法救濟等。最后，除“負面清單”內規定的措施外，可以取消對港澳企業股比限制、配額限制等。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業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對接。首先，在法律、會計等重點服務領域，制定粵港澳大灣區“認可經濟營運商”認證標準，允許符合條件的服務貿易企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自由開展相關服務貿易業務，并將認證范圍逐步向醫療健康、金融等領域拓展。其次，建立仲裁、調節、協商等非訴訟對接平臺，組建由不同法系、不同地區的法律專家構成的法律專家團隊，支持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創建兩大法系仲裁模式，以裁決跨境民商事案件。最后，實行粵港澳服務業資格互認轉換體系，降低專業技能人才跨境執業成本。
以金融市場管理體制創新為重點，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資源要素高效配置。首先，制定實施與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配套的資金支付和轉移制度，依托香港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與監管制度，最大限度便利服務貿易企業開展跨境服務業務，探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實行服務貿易企業跨境支付法人承諾制。其次，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標準，促進資本在粵港澳大灣區內自由便利流動。最后，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協調監管委員會，協調處理粵港澳三地之間有關互設金融機構、貨幣互換和匯兌機制、信用支持、金融信息交換、金融風險防范和合作監管機制等金融事務，推進粵港澳三地金融服務一體化進程。
以制度型開放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制度型開放倒逼深層次的制度改革，意味著對外開放的重點向國內制度層面延伸，要求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在服務業市場開放、公平競爭、反壟斷、市場透明、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強化制度性安排。
在對接港澳規則中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為重要抓手實施政策體制集成創新，有望使廣東在服務業市場開放、要素市場化改革、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等方面繼續走在全國前列。首先，率先將廣東自貿區開放政策擴大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從粵港澳大灣區整體來看，僅靠3個片區不僅難以實現服務貿易一體化的要求，也制約了廣東其他地區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進程。因此，可以將廣東9市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將原來賦予3個片區的服務業市場開放政策擴展到整個大灣區，從而實現廣東對港澳服務業開放的全面突破。其次，目前港澳資本在進入廣東時仍面臨前置審批時間較長、準入門檻較高等障礙。因此，可以探索率先在廣東將港澳資本納入內資范疇，實現粵港澳資本在市場準入與經營范圍的“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再次，推進廣東市場管理體制改革，對標港澳全面實行規則統一的服務業企業自主投資登記制度與簡易退出制度，率先對來自港澳的投資實行“準入即準營”。最后，推動廣東金融、電信、鐵路、民航等服務行業進一步向港澳開放。確立競爭中性規則，提升廣東市場監管部門在競爭政策審查與公平競爭執法中的權威性、有效性以及透明度，強化對服務業領域的公平競爭監管。
推進面向港澳的服務業市場開放布局。依據珠三角9市不同的產業特點，與港澳形成差異化的對接協同。首先，依托深圳的創新平臺、高新技術產業等優勢，全面對接港澳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共建粵港澳科技創新圈；建立港澳科技成果到深圳轉化的直通機制，打造全球科技研發與創新成果轉化高地。其次，依托部分城市先進制造業的產業基礎，制定面向港澳的制造業技術人才單向認可制度，推進某些生產性服務貿易項下的自由貿易。再次，發揮澳門旅游、娛樂、教育培訓的發展經驗優勢，促進珠海、惠州等地與澳門旅游業對接，支持建設旅游教育培訓基地，共同研發具有創意的海上旅游產品。最后，依托廣東制造業、數字經濟等產業基礎，香港遍布全球的商業網絡及國際影響力，共同促進廣東有條件的企業進入東盟投資布局，開辟東盟大市場。
以全面放開與港澳間人文交流為重點實現要素市場開放。首先，盡快建立粵港澳三地人才流動綜合管理服務平臺與社保服務平臺，讓港澳人才能夠更方便地到廣東就業創業。同時，鼓勵并支持粵港澳三地青年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溝通、對話、交流，尤其是鼓勵和支持青年在科技創新方面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其次，推動粵港澳三地高校合作，逐步實現部分高校間的學分互認、課程互認、成績互認。最后，加快推進與港澳公共衛生管理服務的協調銜接，力爭在2025年初步形成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治理一體化的新格局。
發揮橫琴、前海等重大合作平臺的帶動示范作用。首先，在橫琴、前海等特殊區域率先將港澳資本視為內資，全面實行統一管理。允許企業在商事領域自主選擇法律制度，并逐步推廣到粵港澳大灣區。其次，與香港共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依托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合作的基礎，實行與港澳對接的服務業職業資格、服務標準、認證認可、檢驗檢測、行業管理等標準。最后，依托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封關運作”的有利條件，對標澳門實行以“零關稅”為特征的貨物貿易制度和“既準入又準營”的服務貿易制度，并吸引澳門中醫藥等創新成果率先在合作區轉化應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