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探索現代社會治理模式的社會發展過程，主要包括社會治理目標、治理主體、治理體制、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科學研判我國社會治理面臨的新形勢新特點，先后提出了“社會管理”“社會治理”重要命題，實現了從“社會管控”到“社會管理”再到“社會治理”的轉變，有力推進了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成就是重大的，其經驗彌足珍貴：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根本保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價值旨歸；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是基本出發點；堅持夯實基層社會治理根基是重要支撐；堅持社會治理創新與其他領域改革協調推進是必然要求；堅持服務國家戰略大局是基本目標。
關鍵詞: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 理論內涵 實踐創新 基本經驗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深入研究社會管理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特點，不斷深化對社會運行規律和治理規律的認識，先后提出了“社會管理”“社會治理”重要命題，對創新社會管理、社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舉措，為完成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完善社會治理體系”[1]的目標準備了必要前提、積累了寶貴經驗。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本道路，其落實到社會建設領域就形成了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探討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理論內涵，回顧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人民不斷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踐創新歷程與成就，總結其基本經驗，對于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推進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理論內涵
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國追求現代社會治理模式的社會發展過程，是一國根據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通過更新治理理念、改進治理方式、完善治理體制機制，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水平，以更好地實現治理目標的過程。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是指中國共產黨立足于中國基本國情和時代特征，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指導下，組織和動員政府、市場主體、社會組織、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到社會治理中，通過不斷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充分發揮多元治理主體的協同作用，有效協調社會利益關系，解決社會矛盾沖突，增進社會認同，促使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最終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整體性社會發展過程。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動態演變過程和理想目標狀態的統一體”[2]，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從實踐層面的發展趨勢和理論層面的發展目標來看，其內涵主要包括如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社會治理目標現代化
在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與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社會治理目標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內含社會治理目標的現代化。改革開放前，為了鞏固國家政權，集中國家力量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任務，我國社會治理的目標更多體現為維護社會秩序、確保社會的安定團結。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家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服務于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社會治理的目標更多體現為釋放與激發社會活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我國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社會治理在注重維護社會穩定與增強社會活力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增進人民福祉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因此，現階段，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是包含秩序、活力與民生的多維度目標，旨在促進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最終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社會治理主體現代化
與傳統的社會管理理念將政府作為單一治理主體不同，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強調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嚴峻的國內外形勢，為鞏固新生政權，快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為現代化建設奠定基礎，我國自上而下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一種能夠全面控制社會資源的“全能主義”體制[3]。黨政機關作為社會管理的主體，推動形成了一元化的社會結構，廣大社會成員處于被嚴格管控的境地。這種體制有效鞏固了國家政權，促進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但同時也抑制了社會活力的釋放。改革開放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階層結構分化，日益呈現出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觀念多樣化的發展態勢。由于不同的利益主體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社會關系變的越來越復雜，社會事務大量增加，僅靠政府單一主體的力量難以滿足愈益龐雜的管理需求。在黨和政府的推動下，社會治理主體日益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社會治理體制現代化
隨著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分化，主體多元化成為社會治理的發展趨勢，不同主體之間的協同合作成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然而，主體的多元化并不代表治理有效性的提升，反而意味著利益訴求的多樣化，不同主體出于自身利益驅動有著不同的行為取向，在相互交往中可能產生矛盾沖突，形成主體間相互關系的不協調。要實現多元主體有序參與的社會協同治理，需要有一個主導力量來發揮引領、協調功能，解決多元主體間的矛盾糾紛、利益沖突等問題，實現多元主體的良性互動。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受到政黨主導邏輯的強烈塑造[4]，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我國現代化事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5]，既強調了要繼續建設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治理體制，又突出了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從而明確了黨建引領下“一核多元”的現代社會治理架構。
社會治理方式現代化
治理方式現代化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依托。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主要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對社會實行管控。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社會關系趨于復雜化，社會矛盾逐漸增多，單一的行政手段已無法滿足復雜多變的治理需求，國家開始重視社會治理方式方法的調整創新，采取行政、經濟、法治等多種手段治理社會。社會治理方式現代化要求“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的總體思路”[6]，充分發揮政治引領作用、法治保障作用、德治教化作用、自治基礎作用與智治支撐作用[7]，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8]。
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
當前，我國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環境，社會治理面臨的問題復雜多樣，迫切需要社會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一是要提升群眾工作能力。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在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要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工作的出發點，不斷改進群眾工作方法，提升群眾工作能力，有效調動群眾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二是要提高風險防范能力。要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提高對各類風險挑戰的預警能力和應急管理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各種“灰犀牛”“黑天鵝”事件，確保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秩序穩定。三是要提高輿論引導能力。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與廣泛應用為社會治理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也給黨的輿論工作提出了挑戰。一方面，要牢牢掌握輿論工作的主導權，借助信息技術的力量積極宣傳黨的思想理論與政策主張，提高運用新媒體引導輿論和動員群眾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緊密關注輿情動態，高度重視群眾呼聲，耐心傾聽網民意見，及時回應社會熱點關切，著力提升輿情應對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治理的實踐歷程與主要成就
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踐創新歷程，就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帶領中國人民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追求和實現社會領域的治理現代化，逐漸達成治理目標、主體、體制、方式、能力的現代化，以不斷提升治理效能，更好地實現社會和諧、增進人民福祉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以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管理上作出了一系列嘗試與探索，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和政府面臨著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在國內，受常年戰亂影響，我國經濟近乎崩潰，社會秩序無序，民眾思想混亂；在國際上，我國面臨著西方勢力的政治敵視、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為了鞏固新生政權，黨和政府在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實行了自上而下的社會管控，通過單位制、街居制、戶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等制度管理社會，將城鄉居民統一整合進國家的嚴格管控體系之中。這種管控模式實現了深刻的社會變革，成功改變了一盤散沙的局面，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社會的組織力與凝聚力，鞏固了國家政權，但同時也壓縮了社會活動空間，導致社會活力的缺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推動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社會治理模式逐漸由“社會管控”轉變為“社會管理”，并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而深化發展，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道路開始形成。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社會管理的提出、發展與成就
改革開放以后，為推動經濟發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力，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新的社會治理模式進行了初步探索，開始放松對社會領域的管控。以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為代表的基層自治制度逐漸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和街居制、單位制等管控制度，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的戶籍管理制度得到調整，社會治理結構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人口流動大大增多，社會發展活力初步得到釋放。
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市場化改革加速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之初，我國在釋放社會發展活力、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因當時“重經濟，輕社會”的傾向，導致城鄉分化、收入差距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和民生保障事業發展滯后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社會矛盾。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重視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加大對社會民生事業的投入。1993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和良好的社會秩序”[9]。這是黨中央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社會管理”概念，表明黨開始將社會管理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任務。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將“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與“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并列確立為政府的四項基本職能，進一步強調了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
進入新世紀，經濟體制改革在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社會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與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社會分化程度加劇。在這種情形下，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構建和諧社會納入到社會治理的目標體系之中。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初步設想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10]的社會管理格局。2005年2月，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首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四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明確將社會建設與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并列設為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標志著社會建設被提高到與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同等重要的地位。與之相對應，社會治理實踐也得到快速推進。2010年，35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被確定下來，并制定、頒布了《全國社會管理創新綜合試點指導意見》，隨后，全國各地涌現出大量社會治理創新實踐。201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成為社會領域的重點工作，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得到進一步推進。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創新成為這一階段我國加強社會建設工作的熱詞。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取得了重要成就。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黨和國家放松了對社會的管制，構建了基于中國國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管理體系，我國的社會治理模式逐漸由“社會管控”轉變為“社會管理”。在此基礎上，我國經濟得到持續高速增長，社會活力顯著增強，民生事業得到重視，和諧社會建設得到大力推進。社會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一環，為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創新突破與深化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的突破、創新與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領域的改革創新，加強黨對社會治理領域各方面的領導。在治理目標、方式、體制機制等方面提出諸多新要求，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推動我國的社會治理模式實現從“社會管理”轉向“社會治理”的重大突破與創新，走出了一條適應人民需求的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道路。
隨著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人民群眾的社會治理訴求變得更加多元化和多樣化。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黨和政府的治理理念發生重大更新。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1]。自此以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成為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其反映到社會領域就是要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稕Q定》還鮮明提出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12]。這是黨首次在中央全會中使用社會治理的概念，正式以“社會治理”取代了“社會管理”。由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這卻反映了黨的執政理念在我國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調整與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背景下發生的深刻變化，社會治理目標、治理主體與治理方式實現重大更新優化。在治理目標上，從注重維護社會穩定轉變為更好地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治理主體上，由黨政權威主體治理轉變為政府、市場、社會與公眾等多元主體共同治理；在治理方式上，由原來更多依靠行政力量轉變為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之后，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加速推進，黨提出一系列新目標新部署，推動社會治理體制機制不斷完善。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在深入分析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社會治理面臨的有利條件和現實困境的基礎上，明確了社會治理的目標、方向與依靠力量，為多措并舉、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供了基本遵循。一是強調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目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二是明確了社會治理過程要由人民群眾共同建設、共同治理、共享成果，還根據各主體自身特點明確了不同主體的職責和分工。三是提出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四化”標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共建共治共享”由“格局”上升到“制度”層面，將社會治理體制“五要素”轉變為社會治理體系“七要素”，突出民主協商與科技支撐的重要作用，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3]。2023年3月，《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決定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這深刻體現了黨和國家的“大治理觀”，將有力推動碎片化治理走向整體性治理。
新時代以來，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在理論層面，伴隨社會治理實踐的推進，我們黨圍繞社會治理創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原創性的思想與觀點，對新時代社會治理的目標、主體、方式、體制等問題作出了系統回答，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理論體系逐漸完善，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理論的中國化與時代化。在實踐層面，黨根據社會結構變化特點和社會發展規律，與時俱進地推動了社會治理目標、主體、體制、方式與能力的現代化，激發了社會活力，調動了不同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有效積聚了群眾力量，提升了社會治理水平，增進了人民福祉，促進了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與持續健康發展，為人類社會治理現代化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經驗
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探索歷程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進程具有內在一致性。改革開放40多年來，黨和政府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不斷推進社會領域的改革創新，在社會治理方面取得一系列偉大成就。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的社會治理形態實現了從“社會管控”經“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歷史演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現代化道路?；仡欀袊鐣卫憩F代化的實踐歷程，可以總結出如下基本經驗。
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最大優勢。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社會治理現代化發展演進的每個階段，黨都始終處于領導核心地位，起著管方向、聚人心的領導核心作用。新中國成立后，黨依靠其強大的組織力、引領力、號召力，最大限度地凝聚社會力量、調動社會資源，帶領全國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社會治理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的社會條件與政治前提。改革開放后，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黨探索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制度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順應社會發展規律與人民需求，走出一條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道路，突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中的黨建引領作用，并通過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增強黨領導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能力，有效提升了社會治理水平。歷史已經證明，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證。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價值旨歸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理念，把維護和實現人民利益作為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價值旨歸。一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社會治理現代化事業指明了奮斗方向。正因為堅持一切為了人民的工作理念，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推進社會治理的奮斗目標，我們黨才有不斷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強大動力，才能根據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與時俱進地更新社會治理理念、調整社會治理模式、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以不斷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更好地解決人民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另一方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社會治理現代化事業帶來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在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中，我們黨堅持一切依靠人民的工作思路，積極貫徹群眾路線，最大限度動員群眾力量，調動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社會治理，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注入源源不斷的強大力量。
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出發點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中國的國情是中國人民進行社會活動的重要物質條件，也是黨和政府制定大政方針的基本依據。堅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制定方針政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要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必須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采取符合中國實際的治理模式，并隨著中國國情的變化與時俱進地調整治理方略。當前中國的基本國情是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發展會表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在不同的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又會發生變化。因此，依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制定新的發展戰略就成為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重要體現。新時代以來，正是由于黨與時俱進地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得以不斷取得新進展。
堅持夯實基層社會治理根基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夯實基層社會治理根基是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撐。一方面，夯實基層治理根基可以為社會治理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治國安邦重在基層，基層是黨員干部聯系群眾、服務人民的最前線，也是社會問題與矛盾的易發地。以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加強基層治理，提升基層治理水平，更好地滿足基層人民群眾的切身需求，有利于化解基層社會矛盾，維護基層社會穩定，厚植黨的執政基礎。另一方面，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可以為社會治理現代化積累豐富經驗?；鶎邮歉母飫撔碌脑搭^活水，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而且需要重視自下而上的基層改革創新，支持基層的探索實踐，充分釋放基層群眾改革創新活力。新時代以來，黨和政府不僅積極鼓勵基層社會治理創新，而且大力支持各地將在實踐中探索的先進經驗在全國進行推廣，從而極大地推進了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
堅持社會治理創新與其他領域改革協調推進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改革是涉及國家發展各領域的全方位系統性工程，每一領域的改革調整都會影響到其他領域。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從全局出發，堅持改革的系統性與協同性，促進各項改革措施之間的協調配套、系統集成。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要樹立系統思維，把握社會領域與經濟、政治、文化、生態文明等領域之間的相互聯系，堅持社會治理創新與其他領域的改革協調推進，使各項改革良性互動、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掣肘、相互阻礙。改革開放初期，由于誤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理解為“以經濟建設為唯一”，部分地區和部門把改革和發展的精力全部放在經濟建設上，致使“經濟建設一條腿長，其他建設腿短”，并引發一些社會矛盾與問題。之后，黨中央高度重視改革與發展的系統性與全面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從“三位一體”經“四位一體”發展到“五位一體”。我國改革的系統性顯著增強，在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社會治理現代化等方面也取得重大進展。
堅持服務國家戰略大局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目標
聯系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一個總觀點。制定國家政策要堅持聯系的觀點，正確處理全局和局部、整體和部分的關系。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治理水平對國家戰略大局的謀劃與推進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必須有利于實現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堅持服務國家戰略大局是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目標。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帶領人民群眾通過消滅舊社會遺留的舊觀念、舊思想與舊制度，建立起社會主義新道德、新文化與新秩序，實現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基礎。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黨和國家采取了具有強大資源調動力與社會整合力的管控型社會治理模式，集中國家力量加快推進國家工業化，為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后，通過不斷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我國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管理體制，為生產力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社會活力。新時代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社會治理改革創新，不斷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為國家發展和安全作出重要貢獻。
【本文作者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系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解決農村絕對貧困問題的路徑、經驗與啟示研究”（項目編號：20&ZD018）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謝兆豪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4頁。
[2]陶希東：《新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內涵、特征與路徑》，《治理現代化研究》，2018年第3期，第77—83頁。
[3]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81頁。
[4]汪仲啟：《中國式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價值內涵與實踐形態》，《黨政研究》，2023年第3期，第91—101頁。
[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頁。
[6][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51頁。
[7]李建偉、王偉進：《理解社會治理現代化：內涵、目標與路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第35—44頁。
[9]《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頁。
[10]《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頁。
[11][12]《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頁。
[13]《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頁。
責編：董惠敏／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