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倡導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到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憲法，再到接續提出全球發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大倡議，新時代十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斷開創新局面。然而，伴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深刻交織、疊加共振，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各種不確定、難預料因素不斷增多，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也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機遇。新時代新征程，要從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高度看待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始終將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大國外交的出發點；妥善經營好新時期大國關系，維護戰略穩定；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全球多邊治理機制，推動開放、合作與包容的雙邊和多邊合作進程。
關鍵詞:大國外交 百年變局 烏克蘭危機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著重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1]自世界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以來，烏克蘭危機、中東變局、全球新冠疫情等大事件此起彼伏、交織共振，正深刻影響和建構著國際秩序的重塑演變方向，也充分展現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風云激蕩與波詭云譎。中國作為百年變局下最有生氣、最為能動的關鍵變量之一，不可避免地處在這些大事件與歷史潮流的中心，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正面臨著新的考驗和機遇。
正加速展開的國際秩序重構
新時代十年，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斷開創新局面，從倡導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到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寫入憲法，再到接續提出全球發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大倡議，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始終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價值取向與實踐指向。當前，烏克蘭危機的驟然爆發和持續延宕、中東變局的不斷發酵，疊加全球世紀疫情，正使冷戰結束后30余年的國際秩序經歷著歷史性的調整轉型與變革動蕩，中國外交所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突發性甚至顛覆性因素也明顯增多。有學者指出，當今世界已處在國際秩序調整的“黎明破曉前時分”，美西方國家對其曾在冷戰后前20年所宣揚的“開放、自由、市場導向與大國合作”的共識已經動搖，從而使既有國際秩序的前景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和風險[2]。
大國集團競爭、對立甚至對抗風險加大
全球化裂變，以及由此所固化、加劇和不斷凸顯的大國集團競爭、對立甚至對抗風險可能在各種結構性與偶發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重回世界舞臺的中央。如果從歷史總是螺旋式上升的視角出發，冷戰后新自由主義模式下的全球化發展持續了20年左右，但隨著近10年來大國競爭與逆全球化趨勢加劇，世界發展可能再次“掉頭”進入“盤整期”甚至階段性的“倒退期”[3]?？梢钥吹?，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的巨大沖擊下，冷戰后曾長期存在的主要大國間“斗而不破”的共識和基礎正在被逐步打破，大國關系與國際戰略格局調整至少在中短期內會呈現出以下兩個日益明顯的特點。一方面，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盟伴體系再度趨于強化，曾經被法國總統馬克龍稱為面臨“腦死亡”的北約得以重振，美歐、美英、美日韓等雙多邊安全同盟大大增強。歐洲、日本等傳統盟友對美國的戰略依賴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強化。美國學者福山甚至聲稱，未來世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演出現“民主國家”對“威權國家”的陣營對立[4]。另一方面，盡管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普遍反對大國關系重回集團政治與集團對抗的老路，并在烏克蘭危機中大都持勸和促談的立場，但短期內尚難充分發揮“第三種力量”的制衡與“橋梁”作用。這既源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普遍有限，也與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內部復雜多元的文化民族背景、參差不齊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差異明顯的政治制度息息相關。一些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大國出于自身的利益訴求，也有意加入美西方主導下的各種機制，例如長期以“南方大國”自居的印度近年來試圖更加主動地融入美西方倡導的“民主伙伴關系網”，除積極參加G7對話機制、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外，還組建了印日澳、印法澳等小多邊機制。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當今世界發展已進入深度盤整階段，國際秩序將在動蕩與穩定間尋求新的平衡，國際政治未來可能以“進兩步后退一步”的方式向前演進，而如何盡可能減少各種不確定性與曲折反復，推動世界早一些重回歷史進步的方向，將是國內外戰略界面臨的重要課題。
既有國際組織機制疲軟無力，亟待調整改革
聯合國等既有國際多邊組織在應對各類全球性和地區性挑戰中顯得捉襟見肘、難以為繼，甚至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和壓力，主要國際組織機制的調整改革已經擺上歷史議程。烏克蘭危機與世紀疫情再次凸顯了全球治理困境。2019年，習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鮮明指出國際社會正面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四大挑戰。一是治理赤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各種新型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既有治理機制雖然已覆蓋了不少新出現的國際問題與全球問題，但更多的是危機壓力下的被動和滯后應對，許多全球性問題難以得到及時解決。如在網絡與數據安全問題上，迄今聯合國架構下仍未能建立起正式的全球性多邊治理機制，導致一些西方國家以意識形態為由，趁機加緊構建其主導下的聯合國體系外的治理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數字空間對抗和分裂的風險。二是信任赤字。信任是國與國之間開展合作的前提和基礎，但隨著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國際競爭摩擦呈現上升之勢，地緣博弈色彩明顯加重，全球信任赤字日益凸顯，嚴重制約著國際社會合作和全球有效治理。特別地，出于貿易便利與經濟發展的需要，近年來世界各區域內部的自由貿易發展步伐加快，一些新的區域合作機制也在不斷涌現。但這些區域合作機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相對于區域內信任，外部行為體難以分享這種區域合作帶來的信任利益。三是和平赤字。當前全球和平赤字主要表現為：集團政治、冷戰思維加劇地緣政治博弈，地區沖突和局部戰爭多點頻發，極端組織和恐怖主義仍然猖獗，局部國家和地區的人民仍深陷戰爭陰霾之中。烏克蘭危機打破了歐洲的和平夢想和相對安全的局面，暴露和凸顯了當前世界特別是亞歐大陸的安全脆弱性。以色列與哈馬斯再度爆發大規模軍事沖突，中東地緣安全格局正面臨新一輪復雜重組與激烈震蕩，深刻揭示出當前地區與全球安全治理面臨的困境。四是發展赤字。世界發展面臨的難題，沒有哪一個國家能獨自解決。既有全球治理機制主要由美歐國家主導，廣大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有限，存在代表性不足問題。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大部分高級職員都來自發達國家，遠遠超過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所占的比例。而面對全球治理難題，主要國家與國際組織也沒有擔負起應有的責任和義務，反而采取拖延、回避甚至“搭便車”的策略，不愿或難以承擔其應負有的職責[5]。例如，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圍繞巴黎協定所設定的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援助目標，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迄今不愿全面履行，客觀上阻礙了全球氣候治理議程的推進。
全球發展模式和格局面臨歷史性重塑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技術鏈加速巨變，世界發展模式和格局或面臨歷史性重塑。一方面，經濟邏輯與市場邏輯可能進一步讓位于安全邏輯。隨著大國競爭的日趨加劇，經濟要素安全化、政治化可能日益凸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皮埃爾-奧利維耶·古蘭沙預測，隨著大國集團政治重回世界舞臺中心，未來世界經濟可能根據不同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價值取向分化為不同板塊[6]。美歐日大國紛紛出臺確保供應鏈安全與推動再工業化戰略，強調以所謂的“小院高墻”“去風險化”強化對新興大國的技術封鎖，試圖維護其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技術鏈上的主導地位。同時，加緊推動構建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印太經濟框架”“芯片四方聯盟”等雙多邊機制管控高新技術擴散。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西方更是拋出將俄羅斯逐出SWIFT的“金融核武器”，以供應鏈安全為由全面削減乃至取消與俄羅斯能源聯系，微軟、蘋果等跨國公司也大規模撤離俄羅斯，以市場邏輯為圭臬的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遭遇重創。
世界經濟可能步入中低速增長軌道
世界經濟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與風險或持續上升，曾被視為全球增長重要拉動力量的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可能面臨更大困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世界經濟可能長期處于中低速增長軌道，2023年、2024年增速或僅為2.8%、3%[7]。同時，由全球供應鏈全面重組導致的主要經濟體發展走勢大分化，美西方發達國家調整貨幣政策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動蕩，以及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國家所面臨的債務危機等風險可能持續延宕和發酵。需要警惕的是，由于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治理能力不足、經濟社會乃至金融治理模式相對滯后、經濟基礎仍顯薄弱等問題，未來一段時期可能進入爆發經濟金融動蕩甚至社會政治危機的高風險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認為，當今世界經濟與全球發展格局正經歷根本性的轉變，以往所擁有的經濟、貿易和金融合作框架，以及美歐等發達國家相對確定及可預期的經濟金融政策，正在被逐漸改寫，世界可能進入不確定性凸顯、大國對抗加劇、各種經濟金融風險上升的新階段[8]。
中國歷史方位的變化及所面臨的主要課題
世界的變化必然對中國的內外處境產生深刻影響。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決定了人類前途終歸光明。另一方面，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9]盡管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并未改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不可逆轉，但新時代、新征程、新時期中國的歷史方位和階段性任務正不可避免地發生著變化。
中國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同時面臨更多關注與質疑
中國已經從大國關系與國際格局中相對被動弱勢的一方轉變為深受矚目、充分具備能動性與活力、引導世界未來走向的關鍵力量之一。中國作為兼具全球最大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發展中國家、最大亞洲國家，以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多重身份的大國，始終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一直將推動多極化與國際關系民主化作為對外工作的重要目標。新時代十年以來，伴隨中國自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斷開創新局面，走過了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元首外交、周邊外交、多邊外交、公共外交、“一帶一路”外交、“綠色外交”“藍色外交”、高鐵外交、網絡外交層出不窮、推陳出新，各主要大國元首與國際組織領導人紛紛訪華，北京頻頻成為令人矚目的世界“會客廳”。2018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訪華時指出：“中國已成為多邊主義的最重要支柱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不可或缺、值得信賴的重要力量。”
但隨著我們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強，中國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美西方與一些新興大國關注、疑慮、防范甚至圍堵打壓的首要對象。烏克蘭危機則進一步惡化了大國關系氛圍，加大了美西方對華的戰略打壓。2022年美國拜登政府接連出臺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首次公開將中國稱為超過俄羅斯的“壓倒性挑戰”，并將未來十年視為“競贏”（outcompete）中國的關鍵“窗口期”。宣稱美國將集全政府、全社會，以及全球盟友體系的力量贏得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和“巔峰對決”。在高科技領域，美國全面修改出口管制條例，出臺芯片法案、通膨削減法案等文件，以所謂“去風險化”的名義，持續擴大針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實體清單”，將建立所謂“安全、透明、多樣和可持續”的產業鏈供應鏈作為“印太經濟框架”的核心目標，加緊構建遏制乃至徹底削弱中國高科技發展的國際盟伴體系。在安全上，有意將烏克蘭危機與印太安全掛鉤，積極推動北約“向東看”，美日澳印、美日韓、美英澳，以及七國集團、北約、美國與歐盟圍繞中國的戰略磋商與政策協調不斷走深走實；同時，利用臺灣和南海問題加大施壓，不斷強化針對中國的戰略部署與軍事沖突準備。整體上看，未來5至10年將是決定中國發展和中美關系走向的關鍵階段，美國勢必利用中國仍處于發展改革的“爬坡期”與內外矛盾多發期，升級對華打壓以遲滯甚至圖謀中斷中國發展進程。
既有全球多邊治理機制日漸式微，中國立場成為全球焦點
新一輪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多邊治理機制改革調整可能加速到來，中國多邊外交可能面臨新的考驗。烏克蘭危機、新冠疫情再次凸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治理機制失能、失職、失效。一方面，大危機大動蕩大變革下，既有全球多邊治理機制的短板暴露無遺。在傳統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與全球治理架構下，聯合國等多邊機制對主權國家往往僅有建議權、不具強制力，存在明顯的“先天不足”。以應對新冠疫情為例，盡管疫情暴發之初，聯合國與世衛組織就發布全球倡議，呼吁展開全面國際合作，但效果甚微，甚至一度出現美歐各國爭搶抗疫物資的鬧劇，美國特朗普政府還公然以“抗疫不力”為由宣布退出世衛組織。同時，世衛組織每年預算僅有數十億美元，只相當于美國一家中小型私立醫院的經費，長期處于資金短缺、議程超載的窘境[10]。而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聯合國與安理會更是成為大國博弈的“角斗場”，以安理會為核心的集體安全體制遭到嚴重侵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宣布“暫停”俄羅斯的代表資格，美駐聯合國代表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明確要求限制俄羅斯等國否決權，并指責俄“濫用否決權”使聯合國失去“道德權威”[11]。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指出，伴隨各種地區性和全球性挑戰的大量涌現，既有國際機制面臨的治理困境正愈益突出[12]。
另一方面，圍繞未來聯合國等全球多邊治理機制改革的爭論正日漸升溫，中國立場可能成為各方關注的矛盾焦點之一。面對既有全球治理機制暴露出的種種問題，聯合國等主要國際機制的改革正在提速。根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向第76屆聯合國大會提交的報告，未來聯合國改革或包括以下內容：由高級別咨詢委員會確定最需要改善治理的全球公益物和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加強安理會的包容性與代表性，限制否決權的使用；推動聯合國與G20等新型治理機制的共建合作，包括定期舉辦經社理事會與G20磋商等[13]。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英等83個提案國推動聯大通過決議限制否決權的使用，要求聯大在相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投下否決票后的10個工作日內舉行會議，公開說明投否決票的理由，并需就此舉行辯論[14]。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國家和新興大國近期頻頻炒作中國在聯合國等多邊治理機制上的立場，不僅美英等國無端指責中國在烏克蘭危機等問題上“包庇”俄羅斯，印度等部分新興大國媒體還揣測中國可能“阻撓”未來聯合國與安理會等國際機制的改革。
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技術封鎖不斷升級，阻滯中國進步和全球發展
中國正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被動依存者轉變為關鍵塑造者，但也成為美西方各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技術封鎖的首要對象。一方面，隨著中國自身產業結構升級與增長方式轉型，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型、出口依賴型轉變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共同驅動型。中國不僅是世界頭號外貿大國與上百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且連續10多年都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國家。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創造性地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以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為目標，舉辦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創設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共同建設全球發展促進中心，充分彰顯中國作為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展貢獻者、國際秩序維護者的正面形象。
但另一方面，美西方并不愿分享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導權與規則制定權，以“去風險”為由在高科技領域全方位加大對中國的技術與貿易禁運，不斷泛化國家安全范疇，利用單邊制裁、出口管制、構建科技排華小圈子等方式，有選擇地在半導體、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計算等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實施“脫鉤斷鏈”，力圖獨占未來發展制高點和先機。與此同時，隨著全球化與世界經濟發展加速變軌轉型，主要經濟體均將對外經濟合作重點轉向深度區域化經營，未來5—10年，跨大西洋、北美、歐洲、印太、非洲等地區的區域一體化或迎來新一輪高速發展期與深度調整期。而在全球多邊層面，基于具體議題的“菜單式合作”仍將繼續，美西方為掌控世界經濟未來發展主導權仍可能在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等傳統多邊經濟治理架構外搭建各種排他性小型雙多邊機制，客觀上削弱傳統全球經濟治理多邊機制的權威和效能，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對中國新一輪對外經濟合作與改革開放產生不利影響。
新時代新征程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勇毅前行的思考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15]伴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深刻交織、疊加共振，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各種不確定、難預料因素不斷增多。正因如此，對外工作，既要有足夠的戰略自信和時代擔當，也需時刻保持清醒頭腦，堅持發揚斗爭精神，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為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貢獻更多中國智慧。
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是外交工作的出發點
從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高度看待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始終將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大國外交的出發點。內因是變化的依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對外工作必須服從服務于新時代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16]。一要保持戰略定力和信心，始終把做好自己的事擺在首要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面對外部環境的風云變幻甚至驚濤駭浪，只有立足自身發展、專心做好自己的事，才能為中國崛起與新時代大國外交提供足夠的內生動力和支撐。二要守正創新，更加自覺地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維護世界和平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同時以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推動構建中國與世界的新型互動關系，以中國式現代化引領國際社會對未來世界發展方向與治理形態的探索，不斷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進步性而非對抗性，積極探索超越傳統大國關系中“國強必霸”與“修昔底德陷阱”等窠臼的路徑。三要處理好長遠目標與短期階段性目標的關系，在堅持發揚斗爭精神、準備迎接驚濤駭浪的同時，也要把握好節奏和方式方法，積極為自身發展謀求更多回旋空間和時間。
妥善經營好新時期大國關系，統籌好發展和安全
妥善經營好新時期大國關系，維護戰略穩定。一要處理好新階段的中美關系。應該看到，雖然美國已明確將中國視為最重要的競爭對手，但當前的中美關系并不等同于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美國也很難像冷戰時期遏制蘇聯那樣遏制中國。一方面，管控競爭、防止雙方競爭演化成沖突甚至戰略攤牌，始終是美國對華戰略基點之一。另一方面，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防止核擴散等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仍存在共同利益，而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也為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提供了新的合作機遇?；诖?，未來兩國有必要深入探討新的相處之道、找準中美關系的“最大公約數”。二要堅持中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基礎和原則。作為安理會五常中唯一宣布對烏克蘭危機“不選邊站隊”的國家，中國可積極發揮勸和促談的作用，既宣示維護現行國際秩序的基本穩定及權威，尊重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各國領土主權，同時也要反對美西方不顧俄羅斯合理安全關切，奉行排他性、零和安全觀，甚至“甩鍋推責”“禍水東引”，試圖使烏克蘭危機悲劇在亞太重演。另外，在巴以問題上，中國也要堅持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勸和促談。三要運籌好同歐洲的關系。支持歐洲加強戰略自主，重點推進同法德意等主要歐盟大國的戰略磋商和溝通，增信釋疑，增強歐洲國家對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信心。四要維護好周邊穩定。汲取烏克蘭危機的歷史教訓，妥善管控同一些周邊國家在領土領海問題上的爭端，繼續支持東盟在地區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同時積極為地區的發展與安全提供更多公共產品。
堅定維護聯合國權威，引導和推動全球多邊治理機制改革
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全球多邊治理機制，推動開放、合作與包容的雙邊和多邊合作進程。反對單邊主義和集團政治，反對搞針對特定國家的陣營化和排他性小圈子。積極引導和推動聯合國、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制改革，深入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深度參與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高度重視軟實力建設，加快新時代新階段的理論創新，就世界未來發展方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新型國際關系等重大問題進行理論論證、話語體系構建，并制定詳盡的國際傳播方案，努力講好中國故事和中國主張。
【本文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國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員】
注釋
[1][9][15][16]《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9—51頁。
[2]朱云漢：《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導言。
[3]閻學通：《世界已經掉頭》，《國際政治科學》，2023年第2期，第4—7頁。
[4]田飛龍：《俄烏沖突下，福山又來預言了》，觀察者網時評專欄，https://mp.weixin.qq.com/s/x7CyUVb10RPwf8B_emLeEA? ，2022年3月16日更新。
[5][英]戴維·赫爾德著、童新耕譯：《馴服全球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125頁。
[6]Gourinchas P O. Shifting geopolitical tectonic plates[J]. Finance and Development,June,2022:10-11.
[7]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3,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8]《IMF總裁說全球經濟正經歷“根本性轉變”》，新華網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6022821978594769&wfr=spider&for=pc，2022年10月7日更新。
[10]世界衛生組織：《2020—2021年規劃預算》，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0074/WHO-PRP-19.1-chi.pdf，2019年5月更新。
[11]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Remarks by Ambassador Linda Thomas-Greenfield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 on Ukraine,March 23,2022,https://usun.usmission.gov/remarks-by-ambassador-linda-thomas-greenfield-at-the-un-general-assembly-emergency-special-session-on-ukraine/.
[12]Nye J S. Sof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a concept[J].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2021, 14(1): 196-208.
[13]聯合國：《我們共同的議程》，https://www.un.org/en/common-agenda-report/#download，2021年9月29日更新。
[14]《聯合國大會授權再安理會出現行使否決權情況后召開聯大會議》，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04/1102322， 2022年4月26日更新。
責編：羅 婷／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