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二十大就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作出戰略部署。作為做好新時代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主要任務，構建新安全格局具有特定的邏輯起點、理論指引和實踐進路。進入安全新階段，是構建新安全格局的邏輯起點；貫徹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領的安全新理念，是構建新安全格局的理論指引；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是構建新安全格局的實踐進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征程上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必須進一步立足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為基本特征的安全新階段，貫徹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思想統領的安全新理念，構建以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為基本路徑的新安全格局。
【關鍵詞】新安全格局 安全新階段 安全新理念 總體國家安全觀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9.001
【作者簡介】鐘開斌，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應急管理、風險治理、危機溝通、公共政策。主要著作有《應急管理十二講》、《應急決策——理論與案例》、《中外政府應急管理比較》、《危機管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合著）等。
黨的二十大就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作出戰略部署，強調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的各方面、全過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這是繼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構建新安全格局”的要求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就構建新安全格局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三位一體”有機貫通，在安全領域，亦存在安全新階段、新理念和新安全格局有機聯系、相互作用。三者共同構成新時代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歷史方位、指導原則和路徑選擇，成為新時代新征程上相關研究的邏輯起點、理論指引和實踐導向。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實現高水平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必須明確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為基本特征的安全新階段，貫徹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基本統領的安全新理念，構建以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為基本路徑的新安全格局。
構建新安全格局的邏輯起點：進入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的安全新階段
對歷史方位的準確判斷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1]在哲學視閾中，歷史方位可以從“從哪里來”“現在何處”“走向何方”三個方面加以闡釋，分別回答“來源或依據”問題、“本質與內涵”問題、“去向”問題。[2]黨的十八大以來，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變化，我國處在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各種風險因素明顯增多的安全新階段，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和集中顯露，風險綜合體的特征更加明顯。進入安全新階段明確了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歷史方位，構成我們研究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相關問題、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的邏輯起點。
內外互動：百年變局與改革攻堅交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我們黨正帶領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考驗之大前所未有。”[3]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深刻復雜的變化，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進入改革攻堅期、深水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各項任務艱巨繁重。百年變局與改革攻堅相互交織，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為致力于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更為迫切、更有必要，也更有條件、更有實力把塑造、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擺在新時代黨和國家工作全局更加突出的位置。
從外部來看，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時代大勢和歷史發展規律、從世界力量對比的橫坐標和中華民族前進的縱坐標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經歷著近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著深刻調整，世界發展進入波動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正在發生深刻調整，全球治理體系正在發生深刻變革，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近代以來最具革命性的變化。國內外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世界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的大變局。”[4]世紀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引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性、區域性風險挑戰明顯增多，全球風險社會的特征更加明顯。
從內部來看，我國進入改革攻堅期、深水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的任務之繁重前所未有。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組織開展的偉大變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5]。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質量發展，是我們順利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前提要件和根本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征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對安全穩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推進、經濟轉型和社會轉軌持續進行，必然觸及更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涉及更多利益關系的深度調整，帶來各種新老矛盾問題的交織疊加。
雙期疊加：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6]邁上新征程，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備諸多戰略性有利條件，完全有能力創造快速發展和持續繁榮的新的奇跡。同時，我國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環境，現實存量風險尚未完全消化，潛在增量風險比較突出，意外變量風險時有發生，各種超預期的極端罕見情形難以完全避免，有可能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構成干擾甚至是比較嚴重的沖擊。
我國面臨的風險挑戰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既有內源性的，又有外生性的。從內部來看，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壓縮式現代化過程中，伴隨我國社會轉型與體制轉軌持續加速，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更加突出，我國逐漸進入一個各類矛盾問題和風險挑戰不斷累積、集中爆發的時期，來自內部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各種存量風險和增量風險耦合疊加、相互影響。從外部來看，伴隨世界進入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復雜性、模糊性明顯增多的“烏卡（VUCA）時代”，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特別是百年變局、烏克蘭危機與世紀疫情的影響交織疊加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我國已經進入戰略承壓期，將面臨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影響我國發展的各種外部風險因素顯著增多。同時，在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過程中，外部勢力對我國的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打壓持續增大，我國需要面對的外源性風險挑戰明顯增多。
連鎖聯動：風險綜合體特征更加明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種風險往往不是孤立出現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織并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7]伴隨自然生態環境和人類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各個國家乃至全球都在變成一個更加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在這個開放復雜巨系統中，不同風險之間往往具有相互傳導、相互演化、相互轉化的特征，連鎖聯動、交織疊加，形成系統性、全局性風險，帶來錯綜復雜的后果。對此，國內外理論界近年來提出了“巨災／超級巨災”（catastrophe/mega catastrophe）、“系統性風險”（systematic risk）、“全球／世界風險”（global/world risks）、“跨界危機”（transboundary crisis）、“級聯災害”（cascading disasters）等概念并開展深入研究。[8]
風險綜合體的相互交織、連鎖聯動效應，同時體現在風險的類型特點、時空演化、引致后果等不同維度。在風險類型上，表現為風險的多重性，即各類矛盾問題和風險挑戰之間相互傳導、疊加、耦合，原生風險和次生衍生風險共同構成一個復雜的風險鏈，致使單一性風險演變為復合性風險，區域性風險升級為全域性風險，局部性風險發展成全局性風險，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的非政治性風險轉化為政治性風險。在時間上，表現為風險跨越不同時段進行傳導和演變，在更長的時間范圍內持續產生影響。在空間上，表現為“去在地化”（de-localization）特征，即風險跨越不同地區進行擴散、外溢，致使地方性的矛盾風險挑戰演變為國家性甚至全球性的矛盾風險挑戰、國際上的矛盾風險挑戰演變為國內的矛盾風險挑戰。在后果上，表現為非線性，即風險越來越多地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生態環境破壞、社會失序等多重影響，甚至對國家安全和全球秩序造成嚴重沖擊；同時，這些影響和損失分布在物理空間、虛擬空間、心理空間并可能在不同空間之間耦合、疊加、演化，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強化、相互轉化，進而產生復雜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蝴蝶效應”。[9]
構建新安全格局的理論指引：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新理念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安全實踐是由一定的安全理念引領的。新時代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事業發展的過程，是一個以理念現代化為引領，理念、體系和能力相互配合、互促互進，進而實現理念、體系和能力“三重現代化”的過程。[10]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并確立了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思想統領，以統籌發展和安全為政策取向，以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為行動準則，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安全新理念。[11]貫徹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領的安全新理念是做好我國新時代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指導原則，構成我們研究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相關問題、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的理論指引。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觀是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根本態度和基本觀點，是在國家安全實踐活動基礎上系統化、理論化的安全觀念。國家安全觀的主要內容包括如何研判國家安全威脅來源、演化規律與特征分布，如何確定國家安全的總體目標和具體任務，如何選擇維護和塑造國家安全的手段等。[12]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首次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13]，提出構建集多領域安全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傮w國家安全觀涵蓋領域復雜多樣，包括政治、軍事、國土、經濟、金融、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糧食、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人工智能、數據等。
作為指導新時代我國國家安全工作的重大戰略思想，總體國家安全觀格外關注各種非傳統的國家安全問題，強調要用非傳統思維兼顧、統合傳統和非傳統兩方面的國家安全問題，“是一種高級形態的非傳統國家安全觀”[14]。按照官方的表述，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五大要素”“五對關系”“五個統籌”為核心要義，以“十個堅持”為內涵要求。2014年4月15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用“以……為……”的表述方式，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五大要素”——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會議還以“既重視……又重視……”的表述形式，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五對關系”——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新增“科技安全”；黨的二十大報告沿用該表述，強調“以軍事科技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新表述，在繼續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統籌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基礎上，新增“統籌開放和安全”以及“統籌維護國家安全和塑造國家安全”。2020年12月11日，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十個堅持”的內涵要求——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絕對領導，堅持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堅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堅持統籌推進各領域安全，堅持把防范化解國家安全風險擺在突出位置，堅持推進國際共同安全，堅持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持加強國家安全干部隊伍建設。
作為新時代做好國家安全工作的思想統領，總體國家安全觀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提供堅強安全保障的戰略全局高度，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如何既解決好大國發展進程中面臨的共性安全問題，同時又處理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階段面臨的特殊安全問題這個重大時代課題”[15]?？傮w國家安全觀涵蓋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并且隨著實踐的發展在不斷豐富和拓展。黨的十九大將“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列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寫入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的二十大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16]
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推動發展和維護安全是國家治理需要實現的“一對具有張力的價值目標”[17]，兩者作為治理難題的本質在于“如何可能被一套體制邏輯所統籌容納”[18]。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統籌發展和安全的重大創新理論，并將其納入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想和基本原則。作為因應風險挑戰的重大創新理論，統籌發展和安全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推動發展是“第一要務”，發展和安全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要堅持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并重，努力實現兩者之間動態平衡、相互促進、良性互動。[19]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發展要同步推進。”[20]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本質，是在國家治理過程中辯證把握兩件大事之間的邏輯關系，推動發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在推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更多考慮風險因素，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有機統一、相互促進。適應進入安全新階段風險挑戰更加嚴峻復雜的趨勢，統籌發展和安全要特別強調準確把握我國風險集中爆發期和戰略承壓期風險綜合體的總體態勢和演化特征，全面增強憂患意識、風險意識和責任意識，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全力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重大風險，夯實國家發展的安全根基。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國家安全“兩個十分重要”、應急管理“三個重要”的重要論斷——“國家安全工作是黨治國理政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保障國泰民安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21]；“應急管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及時應對處置各類災害事故的重要職責，擔負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使命。”[22]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總結新的生動實踐基礎上提出的一個重要創新理論，統籌發展和安全“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23]。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既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要義和內涵要求之一，也是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做好新時代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必須堅持的基本政策取向。黨的十九大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24]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統籌發展和安全”列入“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重要原則，并以專章作出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再次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黨的十九屆七中全會強調，要“落實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要求，統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推動高質量發展”[25]。黨的二十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首次寫入“統籌發展和安全”。
堅持“兩個至上”。國家治理是一個多目標構成的集合；在具體情境下，不同的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矛盾沖突的現象，決策者有時必須在這些相互矛盾沖突的目標中進行權衡、取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追求和執政理念，要求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并將其作為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制定風險防控政策的首要考量和衡量風險防控成效的根本標準。2013年11月24日，在聽取青島黃島經濟開發區輸油管線泄漏引發爆燃事故情況匯報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生命第一”的思想，強調“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牢樹立發展不能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這個觀念”[26]。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弘揚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27]。2020年5月22日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思想，強調“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28]。
自提出后，堅持“兩個至上”成為開展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根本價值遵循和權衡取舍標準，并被寫入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規章，成為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面對重大風險挑戰時進行研究部署的行動準則。例如，《上海市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條例》（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規定，“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工作應當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吨腥A人民共和國醫師法》（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規定，“醫師應當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弘揚敬佑生命、救死扶傷、甘于奉獻、大愛無疆的崇高職業精神，恪守職業道德，遵守執業規范，提高執業水平，履行防病治病、保護人民健康的神圣職責”?！吨腥A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2021年新修訂）規定，“安全生產工作應當以人為本，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擺在首位，樹牢安全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把“堅持人民至上”納入我們黨百年奮斗的寶貴歷史經驗，強調“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29]。黨的二十大再次強調“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并將其列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堅持“兩個至上”是人民性這個馬克思主義本質屬性和人民觀這個馬克思主義最根本價值觀的集中反映，是中國共產黨人民立場這個根本政治立場和以人民為中心這個根本執政理念的具體體現。“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是一句空洞口號，必須落實到各項決策部署和實際工作之中。”[30]安全穩定是人民群眾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是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最根本的基礎。堅持“兩個至上”，是面對具體安全問題時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在不同目標任務之間進行權衡取舍的行動準則，是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執政理念在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領域的具體體現，是我國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思想統領的安全新理念的重要內容。
構建新安全格局的實踐進路：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所謂格局，是指結構、規模和式樣。構建新安全格局是做好我國新時代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基本思路或基本路徑。進入安全新階段、貫徹安全新理念，要求構建與安全形勢和安全理念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要以全對象、全主體、全過程、全方法為重點，做到系統整合、全域聯動，立體多元、協同共治，平戰結合、主動塑造，多措并舉、綜合施策，加快構建與有力保障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積極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構成了我們研究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相關問題、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的實踐進路。
全對象：系統整合、全域聯動。構建新安全格局指涉的對象是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風險，針對的是“維護和塑造什么”的問題。進入安全新階段，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面臨的風險綜合體特征要求我們堅持系統觀念，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系統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研究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從全局上把握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整體態勢以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基本規律，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31]堅持運用系統觀念來把握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規律和特征，積極構建系統整合、全域聯動的新安全格局，要求我們從整體上科學把握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風險的時空分布規律，相互傳導、耦合、疊加、演化趨勢以及由此造成的錯綜復雜的后果，精準繪制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風險關聯圖，為科學防控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風險提供科學依據，防止各種“認不清、想不到、管不到”問題的發生。
具體而言，積極構建系統整合、全域聯動的新安全格局，要求我們從類型、時間和空間三個不同維度，從整體上全面把握各類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風險的基本態勢和連鎖聯動效應。在類型維度上，要高度關注由單個或多個致災因子引發多災并發連發形成災害群、災害鏈以及災害遭遇等多災種情形[32]，防止各類風險之間相互耦合疊加、演化轉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要高度重視并及時阻斷不同領域風險的轉化通道”，“防止非公共性風險擴大為公共性風險、非政治性風險蔓延為政治風險”[33]。在時間維度上，要建立健全重大風險多點觸發機制，強化動態監測和實時預警，密切關注各類風險狀態變化以及在經過較長時間跨度擴散演化后可能產生的各種變異，做好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和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在空間維度上，要堅持內外聯動，高度關注復雜開放社會中本地安全與外地安全之間、全球新的動蕩變革期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之間的傳導效應，增強抗干擾、抗沖擊、抗打擊能力，有效避免區域性的社會安全、公共安全等問題升級為國家安全問題以及國際上的矛盾風險演變為國內的矛盾風險。
全主體：立體多元、協同共治。構建新安全格局指涉的主體是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各方力量，針對的是“誰來維護和塑造”的問題?，F代社會追求的“善治”，強調多元主體之間優勢互補、平等協商，形成良好的合作狀態，最終達到最佳的治理效果。多元主體協同共治是指，針對一定社會領域的公共問題或公共事務，國家、市場、社會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體參與治理過程，并注重發揮相互之間的協同作用，從而形成治理的協同效應，進而實現有效治理。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一項復雜系統工程，同樣需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基礎上采取多元主體治理的模式，廣泛吸納不同主體參與其中，從而匯集起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強大合力。
具體而言，積極構建立體多元、協同共治的新安全格局，要求我們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格局，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力量和資源，形成齊抓共管、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圍。一是完善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重點優化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做好國家安全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和總體布局；建立健全黨委統一領導的國家安全工作責任制，銜接好重點領域責任鏈條；完善國家安全決策咨詢和綜合會商機制，提高國家安全工作的智能感知和科學決策水平。二是夯實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基層基礎。重點發揮各級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和戰斗堡壘作用，強化責任落實，提高基層干部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思想意識、責任擔當和綜合能力；以“4·15”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為契機，全面增強包括各級領導干部在內的全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和綜合素養，筑牢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人民防線。三是完善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機制。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加強聯合國框架內的雙邊和多邊國際安全合作，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積極推動構建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世界各國攜手應對各種區域性、全球性挑戰；加強實踐總結和理論提升，對外講好中國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故事，向世界分享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中國經驗、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全過程：平戰結合、主動塑造。構建新安全格局指涉的過程是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關鍵環節和重點任務，針對的是“如何維護和塑造”的問題。作為一種現代化管理模式，全周期管理注重從要素構成、結構設置、功能配置、運行過程、運作結果等不同層面進行全過程閉環式整合，確保管理的各個環節高效運行、有序銜接、密切配合。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同樣是一個包含不同環節的全周期管理活動過程，要求我們堅持平戰結合、標本兼治、關口前移，既要有效維護又要主動塑造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既立足于防又有效處置風險，統籌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和塑造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建立健全常態與非常態有機結合、平戰快速轉換機制，從而實現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風險的全過程動態精準防控。
具體而言，積極構建平戰結合、主動塑造的新安全格局，要求我們以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為主線，以源頭防范、風險監測、應急處突、安全保障等為重點，推進常態治理與非常態治理有機融合，實現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治理的全過程均衡。一是做好源頭治理，推動各級黨委、政府更好地履行“促一方發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職責，做到國家安全與經濟社會發展同謀劃、同部署、同推動，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從源頭上最大限度地避免或減少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風險的發生。二是做好風險防控，建立健全綜合研判、科學決策、統籌指揮、全面動員、高效溝通等機制，抓早、抓小、抓苗頭，全力防范化解各領域重大風險，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全局性風險的底線。三是做好應急處突，增強各級領導干部處理急難險重任務的見識和膽識，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編制應對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的預案方案，提高第一時間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極端突發情況造成的沖擊和損失。四是做好安全保障，提高重要部位、關鍵設施、重點場所的抗壓設防標準，加快健全統一的國家戰略和應急物資儲備體系，強化重點領域安全保障體系建設，完善國家安全力量布局和國家區域應急力量建設，確保重要關鍵時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贏”。
全方法：多措并舉、綜合施策。構建新安全格局指涉的方法是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具體手段、方法和工具，針對的是“依靠什么來維護和塑造”的問題。“政府工具已發展成為當代公共管理學和政策科學研究的一個焦點，并正在成長為一個新的學科分支或主題領域。”[34]政府進行管理服務的政策工具是靈活多樣的，既包括強制性的政治手段和行政手段，也包括誘導性的經濟手段、規范性的法律手段、情感性的思想手段。維護、塑造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涉及責任落實、體系完善、資源整合、力量統籌、意識培養等方方面面，要求我們采取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形成優勢互補的政策“組合拳”。
具體而言，積極構建多措并舉、綜合施策的新安全格局，要求我們打造融政治行政手段、法律制度手段、社會手段、科技手段等各種手段于一體的政策“工具箱”，提高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實際效果。在政治行政手段方面，要依托自上而下嚴密的組織體系，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力以及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的獨特優勢。在法律制度手段方面，要完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方面的法治體系、戰略體系、政策體系、標準規范體系、應急預案體系，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高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水平。在社會手段方面，要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推動建立多樣化、網絡化、便捷化的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參與平臺，夯實維護、塑造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同時，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完善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機制，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科技手段方面，要堅持科技賦能，優化整合各類科技資源，推進國家安全科技自主創新，充分利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積極探索現代科技在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不同場景的應用，不斷提高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智能化和精細化水平。
結論
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是黨和國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進入新時代，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和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新安全格局、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等重大戰略部署。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構想。新形勢帶來新要求，新理念引領新發展，新時代開創新事業。作為做好新時代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工作的主要任務，構建新安全格局以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建設為基本路徑，是進入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為基本特征的安全新階段、貫徹落實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思想統領的安全新理念的主動創新之舉。
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35]理論來源于實踐又高于實踐?？茖W理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具有開放、包容、進化的特征，會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豐富、不斷發展。當前，我國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伴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持續推進，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這個重要命題，黨和國家在認識上將不斷深入、在戰略上將不斷成熟、在實踐上將不斷豐富，為進一步構建和完善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提供更加堅實的實踐基礎、理論基礎、制度基礎，從而推動中國特色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不斷邁上新臺階。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特大城市風險防控體系和能力建設研究”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重大突發事件協同研判與決策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21AZD046、72134003）
注釋
[1][21][28][30][3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61、389、53～54、53、117頁。
[2]韓慶祥、劉雷德：《論新時代“歷史方位”的鮮明標志》，《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1期。
[3][27][3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37、38、97頁。
[4]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95頁。
[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19頁。
[6][16]《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52、47頁。
[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2頁。
[8]張海波：《中國第四代應急管理體系：邏輯與框架》，《中國行政管理》，2022年第4期。
[9]劉奕、劉藝、張輝：《非常規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關鍵科學問題與跨學科集成方法研究》，《中國應急管理》，2014年第1期。
[10]鐘開斌、薛瀾：《以理念現代化引領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應急管理事業發展的一個理論闡釋》，《管理世界》，2022年第8期。
[11]鐘開斌：《新安全理念的邏輯架構闡釋》，《社會科學輯刊》，2023年第4期。
[12]從鵬主編：《大國安全觀比較》，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第37頁。
[1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0頁。
[14]劉躍進：《非傳統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國際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
[15]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總體國家安全觀學習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22年，第4頁。
[17]張海波、童星：《中國應急管理效能的生成機制》，《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18]何艷玲、汪廣龍：《統籌的邏輯：中國兼顧發展和安全的實踐分析》，《治理研究》，2022年第2期。
[19]鐘開斌：《統籌發展和安全：概念演化與理論轉化》，《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3期。
[20][22][24][26]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防范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70、198、14、229頁。
[23]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376頁。
[25]《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2022年10月13日，第1版。
[29]《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6頁。
[32]史培軍、呂麗莉、汪明、王靜愛、陳文方：《災害系統：災害群、災害鏈、災害遭遇》，《自然災害學報》，2014年第6期。
[34]陳振明、薛瀾：《中國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的重點領域和主題》，《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
[3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頁。
Building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Logical Starting Point,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Path
Zhong Kaibin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strategic arrangements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to safeguard China's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with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As the main task of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new era, building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has a specific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path. Entering the new stage of security, acting on the new concept of security and moderniz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pacity, have respectively beco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nd practical path to building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To build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will better safeguard China's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further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new stage of securit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existenc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comprehensive risks, fully apply the new philosophy of security guided by the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build a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pacity as the basic path.
Keywords: new security architecture, new stage of security, new philosophy of security,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