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外部安全環境涉及一國的自然權利、衍生性權利和建構性權利及其所受到的威脅。目前，中國的自然權利，即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已經不再面臨嚴重威脅。衍生性權利，主要指經濟發展權和國際事務參與權，也基本可以得到保障。中國外部安全環境中面臨的威脅，主要存在于衍生性權利中的高科技交流權等個別領域。同時，建構性權利也有待提升。大國不自敗者，勝。戰略選擇陷阱是中國在外部安全環境中所面臨的主要風險。未來，我國要繼續堅持經濟發展優先、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大國外交行穩致遠，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關鍵詞】中國 外部安全 主權國家 自然權利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9.004
【作者簡介】張家棟，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南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中美關系、中印關系、反恐怖和地區安全問題。主要著作有《恐怖主義論》、《全球化時代的恐怖主義及其治理》、《美國反恐怖戰略調整及其對中國的影響》（主編）等。
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題與特征。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外部安全環境的核心問題是國家的自然權利得不到保障，面臨嚴重的主權安全威脅。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使命是反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末，中國外部安全環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應對外部勢力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以及如何保障中國的政治安全。21世紀以來，中國外部安全環境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保護自己的衍生性權利，即如何合理應對國際環境變化對中國經濟發展權益的影響，保障本國的經濟發展權和國際事務參與權等。美國對中國高科技領域的無理打壓，就是要破壞中國的發展權益?？傮w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外部安全環境中存在的問題日益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超越器物層面，向規則和觀念等低級政治領域拓展。
國家外部安全環境的主要內容
外部安全環境涉及一個國家的生存、發展和國際地位，可以分為自然權利、衍生性權利和建構性權利三大類。這體現了國家安全利益從器物層面向觀念層面的拓展，也是國家發展和崛起的三個階段。
自然權利。自然權利主要指國家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是現代主權國家所自然擁有的權利。自然權利所涉及的安全問題，也就是國家生存問題，是狹義的國家安全問題，該權利受聯合國體系保護，也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基礎?！堵摵蠂鴳椪隆返诙l“本組織及其會員國應遵行下列原則”中，第一款主權平等原則，第三款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第四款禁止使用威脅或武力原則，都是圍繞著國家的自然權利展開的。[1]在聯合國成立之前，一些弱小國家的主權和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常有國家因戰敗被吞并。1975年，錫金被印度吞并。錫金是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唯一一個被他國強制吞并并得到聯合國認可的國家。但是，錫金一直沒有加入聯合國。其他的吞并行為，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等，要么失敗，要么不被國際社會認可?？梢哉f，在聯合國體系之下，國際安全環境空前穩定，聯合國成員國雖然偶爾也會遭遇侵略，但其自然權利不會被隨意剝奪。
衍生性權利。衍生性權利以自然權利為基礎，主要涉及一個國家的發展權和國際事務參與權。發展權主要體現在經濟和人文領域，指國家有權利和能力接觸和獲取各類發展資源和市場。國際事務參與權指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和能力，這是國家發展權的延伸，也可以反向促進國家的發展權益。發展權和國際事務參與權是自然權利的衍生，但其本身并不是國家的自然權利，不是國家必然擁有的，也不是聯合國體系所必須保障的權利。一個國家是否擁有這一類權利，不僅要看其主權身份，還要看其與國際社會在理念、機制等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一些國家雖然擁有主權身份，但并不一定擁有這些衍生性權利。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雖然是一個主權國家，但是因其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抵制和排斥，而喪失了部分衍生性權利。朝鮮、伊朗等國家，因為核不擴散問題而受到廣泛制裁，無法正常地享有發展權和國際事務參與權。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的俄羅斯，受到聯合國的抵制和西方國家的制裁，衍生性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反之，一些非國家經濟體，雖然不是主權國家，卻可以自由地獲得發展資源，廣泛地參與國際事務。
建構性權利。建構性權利是一種特殊的權利，只有很少的國家有可能獲得。該權利的享有受一個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國際貢獻水平和國際信譽等因素的影響。一國只有在自然權利和衍生性權利問題解決以后才有可能獲得建構性權利。建構性權利主要包括國際地位和國際形象兩個方面。國際地位指國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對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體系的塑造力。這是國際權力的最高形態，是一種可以直接修改國際規則的權力。國際形象指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享有的尊重和特權，是國際地位在具體事務中的最終體現。歷史上，世界大國和霸權國家的政府、企業、公民和貨幣，總是在國際社會中享有更多的特權，承擔更少的行為成本，有機會以更好的條件參與國際事務。國際地位往往體現在一國貨幣的國際通貨屬性、國民出入境的便利度以及企業融資的高效和低成本等方面。例如，由于美國較高的國際地位，美國政府和企業的融資成本處于全球最低水平，美元擁有國際本位貨幣地位。這些條件給了美國及其企業和國民以巨大的金融優勢。
在絕大多數領域，中國的發展權都能得到保障。中國不僅可以獲得絕大部分所需的能源、金屬礦產和糧食，也可以自由地接觸絕大部分世界市場。近年來，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進行無理的打壓、制裁，但中美兩國間的大部分經貿活動仍然可以正常進行。中國也享有廣泛的國際事務參與權。中國不僅是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原子能機構等主要國際組織的重要參與者，也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倡議者和主要創建者。美西方國家雖然試圖孤立中國，但是在這個多極化的世界里，各國紛紛采取多向結盟或多邊平衡戰略，而非簡單地跟隨美國排斥中國。此外，中國是世界眾多國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國際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
中國外部安全環境中的主要問題
如上所述，當前，中國外部安全環境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自然權利面臨的威脅，而是少量存在于衍生性權利領域，主要存在于建構性權利領域的問題。
衍生性權利領域的問題。中國在衍生性權利領域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個別敏感產品的市場接觸權，科技人文交流活動以及個別新國際機制的參與權問題。
一是少數敏感產品的市場接觸權受到損害。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我國在主要國際市場的接觸權不存在根本性威脅。進入2023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額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與東亞國家基本一致。這主要是由于世界經濟整體下行和價格因素變化而出現的一種正常情況。但是，我國部分高科技產品的市場接觸權受到限制，尤其是數字產品進入一些西方國家市場的門檻明顯提高。
二是人文交流活動受到限制。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部分國家事實上限制了與中國的人文交流活動，導致我國與國際社會的人文交流未恢復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并且，這種限制還有可能出現固化的趨勢，有可能損害我國與國際社會的正常交往。截至2023年上半年，相較于世界其他大國，中國的國際航班恢復率較低。這不僅是受外交和經濟因素的影響，背后還可能涉及民眾間的心理“脫鉤”趨勢等深層次問題，更加值得關注。
三是高科技資源的分享權受到限制。當前，美西方國家在涉及芯片制造、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多個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采取了很多無理的限制措施。2022年，美國先后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商務部“107新規”和行政令等，在高科技貿易和投資領域對我國進行無理打壓。與此同時，美國還試圖將自己的對華高科技制裁行為陣營化，推動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國際組織也通過相應的對華管制措施。這是目前我國外部安全環境中存在的最大威脅。
四是少數新國際機制的參與權受到威脅。中國在傳統國際機制中擁有廣泛的參與權，但是在一些新國際機制中有被孤立的風險，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等。在一些西方主導的國際機制中，我國有被排斥的可能。美西方近期構建的一些重要國際機制或非正式機制，如“印太經濟框架”（IPEF）、“奧庫斯”（AUKUS）等，往往是以中國為假想敵，或排斥中國的參與。
建構性權利領域的問題。如果說，衍生性權利領域的問題會使中國失去一些已經獲得的權益，或應該獲得的權益被剝奪等，那么建構性權利領域的問題則不同。建構性權利主要涉及一些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和主要經濟體，有可能獲得但尚未獲得的權益。嚴格來說，在建構性權利領域，我國面臨的不是將要失去某種權益的威脅，而是如何獲得某種權益的挑戰。具體而言，中國在建構性權利領域，主要面臨兩大挑戰。
第一，如何將國際地位轉化為國際秩序塑造權的挑戰。近年來，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但尚未轉化為國際秩序和規則的塑造權。中國創建的國際機制，如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現在面臨代表權與組織有效性的矛盾問題。為擴大這些國際機制的代表性和影響力，一方面，需要推動增加成員國數量。隨著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從成立之初的6個增加到如今的9個。2023年，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也首次擴員，將增加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6個新成員。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擴員必將擴大這些國際機制的影響力和塑造力，但擴員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增加后，中印邊界問題和印巴沖突也被帶入上合組織，使得上合組織內部意見分歧增加，聯合聲明難以達成，實質性合作的推進更加困難。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一旦擴員成功，成員國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情況將更加復雜，將導致推進合作面臨復雜性上升、凝聚力下降等組織難題。中國在其中的影響力也將面臨新的挑戰。中國的“聲音”更大了，但轉化為現實影響力和國際規則塑造能力的難度也上升了。
第二，如何將國際形象轉化為國際認可度和接受度的挑戰。近年來，中國的國際形象明顯改善，但在國際社會上的被認可度、被接受度仍然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在金融領域，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第五大儲備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的權重排第三位。但是，與美元和歐元等相比，人民幣仍然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根據IMF發布的“官方外匯儲備貨幣構成”（COFER）數據，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約為2.7%。同期，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比約為58%，歐元占比約為20%。[2]在文化領域，近年來，中文和中文媒體的國際地位雖然明顯提高，但是與英語等主流國際語言及其媒體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中國公民的國際旅行便利度等指標，與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貢獻率也仍不相稱。
簡而言之，改革開放40余年來，我國已經歷史性地基本消除了自然權利所面臨的挑戰，國家生存再無威脅。在衍生性權利領域，我國在發展方面已不存在根本性挑戰，僅在個別高科技領域面臨美西方的無理打壓；我國參加國際機制的權利也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已參加了絕大部分傳統的國際機制。但是，我國建構性權利的獲取和維護雖然取得了明顯進展，卻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我國的國際被接受度、被認可度、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仍然與我國的規模和國際貢獻率不匹配。這些是目前我國外部安全環境中存在的主要威脅和挑戰。
中國在應對外部安全問題時面臨的幾個陷阱
在過去200年中，中國與美國、俄羅斯、英國和法國一樣，是世界上少有的沒有被外敵成功征服過的大國。大國崛起的過程充滿機遇和風險，對大國自身和國際社會而言都是相同的。從歷史上看，有一些戰略陷阱是大國在崛起過程中必然面對的，也是必須解決的。
國際秩序變革陷阱。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曾指出，國際體系中如果沒有國家愿意且有能力承擔領導責任，會導致國際社會陷入失序困境。在這個困境中，霸權國因新興國的挑戰而無力繼續提供國際安全公共產品，國際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但是，在無政府狀態中，挑戰國的利益也無法得到有效保障，霸權國反而會因為國際責任的減少而增強了破壞力。
在這種情況下，挑戰國對國際政治權力的需求，有可能會動搖現有體系，反而會進一步損害本國利益。中國的超大規模使得中國發展的國際影響也十分顯著。2000年，中國GDP僅占全球GDP總量的3.54%，2021年時上升到18.45%，僅次于美國的25%。[3]2002年，金磚國家的GDP總和僅占全球總量的8.4%，2021年上升到24%，20年時間提升了15.6個百分點。[4]與此相比，七國集團（G7）的經濟份額則不斷下降。1995年，G7國家的GDP總和占全球GDP總量的65.29%。2021年，該比例為44.68%，下降了20.61個百分點。[5]這一變化讓以G7國家為核心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和全球化進程失去了核心支撐力。這給中國等新興國家的發展帶來了一定機遇。但是，這些變化所導致的國際經濟失序和全球經濟治理缺位也會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帶來嚴峻的挑戰。
帝國陷阱。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著作《大國的興衰》中，曾嘗試從經濟與戰略相互影響的角度，對國際秩序變化作出解釋。有意思的是，肯尼迪用自己的模型去預測蘇聯的未來時，卻犯了錯誤。但后來的學者們認為，他的模型在解釋蘇聯的失敗方面，仍是有說服力的。根據帝國陷阱論，一個大國在崛起以后，有可能走向兩個方向：一是過度擴張。這會讓其自身的安全邊界不斷拓展，在力量使用上會越來越傲慢和分散，最終會導致力量枯竭，帝國體系走向崩潰。二是自我包圍。國家越強大，鄰國越恐懼，敵人就越多。這有可能導致國家因恐懼和傲慢而自我包圍、自我孤立。明朝曾確定了朝鮮、日本、越南等15個“不征之國”，以與朝貢體系和海禁政策相配合。這其實就是要明確明帝國的邊界，防止國家因濫用力量而崩潰。
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隨著國際影響力的不斷上升，國際影響力對國家自身的反作用力也會不斷上升。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模式逐漸發生變化，從“國際社會主導、中國被動反應”的不對稱模式，逐漸向“雙向互動”的對稱模式轉型。1979年，中國的GDP不到美國的7%，而如今中國GDP約占美國的三分之二。經濟實力的變化也會自然傳導為軍事實力的變化，2000年～2002年，中國海軍新下水艦艇總噸位不足3萬噸，同期美國為20萬噸。2022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該年度軍艦下水噸位最多的國家。這使得中國對外部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大，日益成為中國外部安全環境中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中國已無法繼續復制過去的成功經歷。同時，這也意味著中國所面臨的反作用力越來越大。如何平衡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與反作用力之間的辯證關系，是我國面臨的一個新挑戰。如果平衡不好，中國就可能陷入安全困境之中，對外部威脅的重視反而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越為保護自身安全而奮斗，反作用力就越大，中國自身可能就會越不安全。
戰略投機陷阱。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會刺激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增長，進而可能推動國家采取更加強硬、更具有侵略性的對外政策且無法回頭。歷史上，日本、德國等很多國家，都曾無法控制戰略投機的沖動，給周邊國家和人民帶來無盡災難和傷害，最終也自食其果。
所謂“大日本帝國”，其亡始于盧溝橋，終于珍珠港。盧溝橋的槍聲，起因是日本對于中國覺醒、日本將失去侵華機會的恐懼；根源則是日本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之間的嚴重不對稱，無法按照自己的戰略規劃行事。日本試圖以蛇吞象，但其精英知道這一目標是難以持續和實現的。1937年，日本的財政預算為34億日元，其中直接軍事費用占比達43%。1938年，日本軍事預算增加到53億日元，超過上年全年財政預算。[6]作為侵略者的日本，財政狀況居然比被侵略的中國還要堪憂。這讓日本陷入內外兩場戰爭之中。對外，日本要與中國進行軍事戰；對內，日本政府要與民眾進行經濟戰，實施戰時物資管制，把民眾的食物收集起來送上戰場。
但是，在軍國主義、民粹主義思想的推動下，日本這輛戰車無法在合適的地方停下來，國內政治也缺乏有效止損機制。為解決國內的經濟困境和資源危機，日本只好不斷擴大戰爭，試圖“以戰養戰”，迫使中國投降。日本在侵略中國的同時，又先后與蘇聯、法國發生戰爭和沖突。窮途末路下，日本偷襲珍珠港，與美國開戰，妄圖做最后的掙扎，最終戰略投機失敗，付出慘重代價。
戰略自主陷阱。戰略自主是一個總體原則，不是指導實際問題的具體方法。追求戰略自主有可能增加戰略主動權和自由度，但也有可能導致戰略孤立，反而會損害自己的戰略利益。美蘇冷戰期間，美國曾一度處于下風。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主動訪問中國，試圖借分裂中蘇同盟關系，來改善美國的戰略困境。對比來看，美國建立了一個開放性的國際合作體系，可以通過該體系從盟國和伙伴國家獲得人才、資源和其他能力。蘇聯則建立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國際體系，并為維護這個封閉體系消耗了大量的資源，摧毀了自身經濟。最終，美國贏得了冷戰。從這一角度可以說，蘇聯是輸在經濟上，輸在經濟效率上，而不是輸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
東亞國家的歷史也可以證明這一點。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的戰略自主水平很高，但經濟實力相對落后，與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領先水平的差距也不斷拉大。朝鮮追求高度戰略自主，甚至達到孤立的程度，只能依靠自身尋求發展。韓國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可以從世界市場廣泛獲得資源和發展機會。因此，朝鮮雖曾在經濟發展上長期領先于韓國，最終卻被韓國超越。
簡而言之，中國正面臨一個崛起中的國家所經常面臨的戰略選擇陷阱。在過去的100多年中，選擇戰爭的日本和德國，以及選擇脫鉤的蘇聯，都輸掉了大國博弈的長跑。那些具有戰略定力，善于等待和忍耐的國家，卻贏得了競爭。
中國應對外部安全挑戰的策略選擇
如上所述，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會面臨一系列戰略陷阱和諸多選擇困難，也會有很多戰略誘惑。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霸權國與挑戰國之間的位次交換，經常以戰爭為代價，戰爭也經常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案。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主動選擇戰爭的大國，都沒有實現崛起目標，反而給自身帶來了嚴重的災難。民族主義意識的普遍覺醒，讓通過對外殖民實現崛起越來越困難，成本越來越高而不再可行。日本逆時代潮流而動，在去殖民化時代開始推行殖民擴張，打著“大東亞共榮圈”的旗幟卻遭到東亞國家的普遍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大國博弈的方式和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貿易自由化給國家以非戰爭手段崛起提供了可能性。
冷戰結束以后，不僅大國間的戰爭行為是不可取的，大國通過對中小國家發動戰爭來實現戰略目的的企圖也經常難以實現。美國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等案例，都在向人們展示冷戰后發動戰爭的困難。全球化和信息化催生的全球公民社會，削弱了國家對暴力工具的壟斷權，也削弱了國家的戰爭能力。當前，中國面臨的外部安全問題，既不是戰爭狀態，也不是冷戰或新冷戰，而是一種新的多邊疆戰爭。這種“多邊疆戰爭具有多領域、多主體、多形態和多結果等特征。大國間的戰爭不再局限于一時、一地、一領域的得失，而是變成復雜互動、結果不一的多重、多樣的戰爭型博弈。”[7]面對外部安全環境的問題和陷阱，中國要堅持經濟發展優先的基本戰略，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大國外交行穩致遠。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要更加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一個全方位戰略，涉及經濟、軍事和政治等方方面面。堅持改革開放，就要保持戰略定力。在20世紀的世界三次大轉折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中國總是站在勝利陣營一邊。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的歷史，絕非一帆風順、波瀾不驚。中國經歷過幾次重大形勢變化的挑戰，如朝鮮戰爭、蘇聯解體以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這些挑戰嚴峻、復雜，但中國都成功在應對挑戰、戰勝風險、破解危局中不斷前行。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各種風險挑戰接踵而至，其復雜性嚴峻性也前所未有。歷史上，中國在基礎條件相對薄弱的情況下，都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如今，中國的綜合國力顯著提升，可運用的戰略和政策資源也更加豐富，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從過去100多年的歷史來看，很多強國曾因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而失去戰略思考能力，因外部壓力而失去戰略定力并最終失敗。俄羅斯、日本等國的歷史沿革從不同方向和層面，給我們提供了教訓和經驗。
從國際層面來看，中國要推動緩和中美關系，穩住中日、中歐關系，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團結協作。改革是一國的自主行為，而開放則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是雙向互動的結果。國際主流社會愿意對中國開放，中國的開放才會有意義。目前，中國開放的適宜度有所下降，美西方不斷在高科技領域給中國設置障礙，并提出“去風險”“小院高墻”等限制中國發展的概念和政策舉措。但是在更寬廣的經貿領域，世界對中國仍然是開放的。中國要積極抓住機遇，創造對自身更加友好的國際環境。具體而言，首先，中國要積極緩和中美關系。促進中美關系在一個低水平上保持穩定，保持兩國基本的經貿人文交流以及在全球性問題上的有效合作，仍然是可能且可行的。其次，中國要穩住與日本和歐洲的關系。日本和歐洲是中美博弈中的關鍵第三方。日、歐雖然在意識形態上與美國有共識，但是在戰略上與美國有差異，在經濟利益上與美國有矛盾。只要中國淡化美日歐之間的共識，就有機會利用美日歐三方之間的戰略差異和經濟矛盾。最后，中國要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團結協作。目前，全球南方國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大幅上升、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要積極發揮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作用，繼續發揮在其中的重要引領作用，為自身營造一個良好的外交陣地。
從戰略順序來看，要堅持經濟建設優先原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之一。馬克斯·韋伯雖然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在邏輯上是平等的，但仍然認為經濟基礎是至關重要的。[8]安東尼奧·葛蘭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分為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但仍然認為兩者都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9]在冷兵器時代，經常出現一些國家和民族主要通過軍事手段實現崛起的現象。但是在近現代史上，尤其是人類進入科技文明時代以后，國家崛起的路徑就發生了變化。推行軍事優先戰略的國家，如日本、德國等，最終輸給了那些堅持可持續、全方位發展戰略的國家。1898年，美國GDP已躍居世界第一位，相當于排名第二的英國和第三的德國的總和。但美國的軍事力量，卻一直排在土耳其等國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的軍隊規模仍然很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的GDP相當于世界一半以上之后，美國才最終獲得了世界主導地位?？傮w來看，一國所獲得的經濟優勢，要轉化為軍事、政治優勢，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在現階段，中國的GDP居世界第二位，經濟發展仍然是我國的第一要務，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從外交策略上來看，中國要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大國外交行穩致遠。當前，中國最大的外部安全風險，就是被孤立的風險。一方面，中國要堅持不結盟的總方針，保持對外戰略的開放性和靈活性。另一方面，中國要繼續堅持中立原則，低調而積極地進行外交活動。國家所面臨的國際挑戰和阻力，與自身的國力和意愿成正比。鑒于此，中國要通過積極友好的外交活動，盡可能地爭取其他國家的理解，為自身發展贏得更多的時間和空間。
小結
小國之道，在于游走、權衡于大國之間。大國之道，在于平衡內外之間的關系。居中則贏，失衡則亂。為維護外部安全，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中國要超越安全去追求安全，化安全議題于日常行為之中。在國際格局多極化的新框架之下，世界發展格局也會多樣化、多元化。中國要以多維度、多層面、多渠道、多樣式的形態走向世界，與世界形勢的新變化相適應，以對沖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無理打壓。
注釋
[1]《聯合國憲章》，https://www.un.org/zh/about-us/un-charter/chapter-1。
[2]"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COFER)," https://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
[3][4][5]World Bank,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2&series=NY.GDP.MKTP.CD&country.
[6]龐寶慶：《論二戰時期日本戰時軍費籌集機制》，《日本問題研究》，2017年第2期。
[7]張家棟：《多邊疆戰爭：未來戰爭的可能形態》，《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1年5月下。
[8]L. A. Scaff, "Weber Before Weberian Soci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4, 35(2).
[9]E. Morera, "Gramsci and Democrac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0, 23(1).
China's External Security: Core Issues,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Jiadong
Abstract: The external national security consists of a country's natural, derivative and constructive rights and threats to them. Nowadays, China's natural rights, namely,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no longer confront serious threats. And the derivative rights, the righ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f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n also be basically guaranteed. While threats to China's external security primarily lies in such specific derivative rights as high-tech exchanges, the constructive rights also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country that does not lose itself will win. In addition, the trap of strategic choice is one of the major risks China confronts in the external security.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maintain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priorit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China, external security, sovereign state, natural ri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