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鑲嵌在絲綢之路上文明互鑒的明珠

中宏網北京11月5日電（記者 王鏡榕）敦煌，曾被視為“世界文明匯流中心”的絲路要塞，自古便承擔著溝通東西方文化的重要角色。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時尚元素展現敦煌文化的無窮魅力，“敦煌國際時尚周”日前在敦煌玉門關舉辦。

“一帶一路”重要文化紐帶

今日中國，正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新時代新征程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必須要有新氣象新作為。這場敦煌文化元素與服飾時尚前沿的深度對話，再度引起公眾對于古老敦煌文化煥發時尚新魅力的矚目與思考。

“縱觀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全部歷史，深刻影響全球文化格局和人類歷史進程的交往框架有兩個。”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李利安接受本網專訪時指出，一是軸心時代之后逐漸形成的絲綢之路，長久維系了中華、印度、歐洲、阿拉伯等四大文明并立互鑒的人類文明總體格局；二是15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后迅速興盛起來的新航路，撬動古代世界文明格局的變革，形成現代化和全球化趨勢。

“前者是多極支撐、平等互鑒、和平漸進的文明交往，而后者則是西方文明強勢崛起之后展開的單極性與擠壓性明顯的文明交往。”李利安指出，從人類文明交往的歷史與現實來看，“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契機便是借鑒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應對新航路以來一極化發展所引發的諸多現實問題。其實，絲綢之路的開辟，無論是西方的亞歷山大東征，還是東方的張騫西行，東西任何一方的彼此靠近，都是努力改變舊有政治、經濟、文化交往格局、實現不同文明跨越式鏈接的結果。其中，東方世界呈向西推進的交往態勢，以敦煌為最具絲綢之路文明交往的象征意義。

“從考古研究出發，傳統文化的具象表達就是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衣食住行與信仰追求，物質生活的變化發展又與精神信仰息息相關。”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館員張小楊接受本網專訪時表示，這些都直觀反映于敦煌石窟的建筑、壁畫、塑像當中。在莫高窟保存的近4.5萬平方米的壁畫中，用生動的圖像資料記錄著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服飾、樂器、家具、建筑、農業等各個角度敘述著傳統技藝的發展進步，解答著今天華夏民族諸多節慶、習俗、工藝、審美從何而來，優秀傳統文化始終與今天的生活息息相關。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館員張小楊接受本網專訪

張小楊告訴記者，以佛教文化為代表的敦煌文化也成為佛教中國化的重要一環，將佛教這一外來思想信仰與本土文化及價值取向密切結合，敦煌文化也正是中華文化強大生命力的切實體現。

“敦煌研究院始終堅持‘保護是基礎，研究是核心，弘揚是目標’的文化使命，讓已流傳千年的莫高窟這一世界文化遺產得到永續發展。”張小楊說，作為莫高窟新一代考古人，出版科學、全面、客觀、準確的考古報告是我們畢生的追求。它不同于對洞窟本體的物質保護，從另一層面將洞窟傳達的信息完整記錄，以達到永久保存。通過對考古人的研究厘清信息，闡釋其真正的價值內涵，通過出版共享于世。如此，才將敦煌石窟中的優秀文化永續傳承。莫高窟的考古報告還需要幾代人的堅持與努力，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沒有理由不繼續。在真正了解到石窟開鑿保護之艱辛與不易，真正領悟了敦煌石窟之意義與美好之后，真正去熱愛敦煌研究事業的人，才甘愿堅守、擔當、奉獻。

“敦煌因其在絲綢之路上的獨特位置，具有接觸東西方文化的天然優勢。”張小楊告訴記者，在莫高窟第249窟中，我們看到既有傳統漢式褒衣博帶、身著寬袍大袖的飛天，也有裸體表現健碩體魄的西域飛天。自古敦煌就是多民族聚居地，正是要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傳統，才能共同促進文化的繁榮。在莫高窟第61窟中，我們既能看到回鶻樣式的服飾，也能看到于闐樣式的頭飾。他們共同組合，形成多元一體的敦煌文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曾對敦煌佛教文化遺產有過評論：“莫高窟地處絲綢之路的一個戰略要點，它不僅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同時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識的交匯處。莫高窟的492座小石窟和洞穴廟宇，以其雕像和壁畫聞名于世，展示了延續千年的佛教藝術。”李利安告訴記者，如今，因為絲路佛教在敦煌的深厚積淀，敦煌學成為享譽全球的一門學問，引發“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學術界和文化界的廣泛關注。而敦煌學背后激蕩的則是一種神圣的信仰，這種信仰在東亞、東南亞、南亞乃至“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和地區發揮著精神認同或文化紐帶的作用，在民心相通及“一帶一路”建設的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人類文明互鑒的歷史豐碑

“今日敦煌學研究也是在國內外敦煌學界的共同努力下，敦煌石窟的神秘面紗被逐漸揭開，敦煌文化的深厚內涵被不斷挖掘，涌現出一批豐富的學術成果及國際學術友好合作的典范項目。”張小楊說。

西北大學玄奘研究院院長 李利安

談到敦煌文化的深遠歷史文化意義，李利安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

第一，敦煌是漢武帝國際化雄才大略的歷史結晶，見證了漢帝國突破強敵壓境困局的歷史變革。在遙遠的東方，從商周，到秦漢，在中華民族不斷崛起的過程中，古老的國際關系也日趨復雜，特別是壓在整個北方的匈奴勢力，以其遼闊的地域和強大的軍事，裹挾著北方諸多小國，并以其不同于漢帝國的生產、生活及信仰體制，形成彼此之間的不斷沖突。漢帝國在經濟繁榮起來的同時，日益難以忍受這種強大的外部擠壓，漢武帝在觀察評估了當時的國際關系后，派遣張騫一路向西，聯合遠在中亞的大月氏，試圖以東西夾擊的戰略打破匈奴對北部邊境的威脅，改變當時中國比較被動的國際環境，以國家力量正是翻開了絲綢之路由西向東推進的第一頁。與此同時，漢匈之間的戰爭也隨之打響，霍去病兩次率軍西征，長達一千公里的河西走廊終于掌握在漢人手中。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鎮，并從內地移民數十萬，敦煌作為四鎮中最西端的一鎮，從此橫空出世。它就像一把插向遠方的寶劍，將漢帝國政治和文化勢力向西推進到大沙漠的邊緣，改寫了中國西部和北部地區國際關系的原有格局，重組了古代中國對外交往的秩序，成為帝制時代中國在對外交往關系中第一座強勢崛起的歷史豐碑。

第二，敦煌是絲綢之路中外文明交往的第一空間節點，見證了古代絲綢之路文明交往前沿陣地的基本架構。以東方的視角來看，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因為敦煌穩穩地矗立在河西走廊的西端，中華文化區得以向西延伸了一千公里。歷史上除了個別階段外，大部分時期內敦煌都控制在漢族政權手里，使這里成為相對穩定的中華文化圈的西部邊界，也是古代所謂“漢地”的西極。加之中國位處歐亞大陸的東端，北界嚴寒，西阻大山與雨林，東部和南部均臨大海，與外部世界交往的第一通道便是河西走廊，而位處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自然成為古代中國特別是漢唐時代與外部世界交往的第一門戶，堪稱面向世界的第一國門。與廣州、泉州等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門南北呼應，在絲綢之路中外文明交往史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歷史上，當中國人一路西去到達敦煌時，便開始向世界招手，從此西出陽關，這里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真正始發之地。當異國人士一路東行抵達敦煌時，他們已穿越了雪上，渡過了茫茫流沙，敦煌張開雙臂迎接萬國客人的進入，這里便成為中國古代接受外來文化的第一站。

第三，敦煌是深度連接中華文明腹地的對外交往前沿陣地，見證了古代絲綢之路文明交往的縱深支撐體系。作為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漢地”的西極，敦煌以國門的位置，西接西域并由此連接世界各地，向東則經酒泉、張掖而東連武威，越天水等隴東之地，遙接長安，形成敦煌-長安這一名震天下的中外文明交往廊道。從地理的角度看，這條廊道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之間逐水草而過，向東則穿越黃土高原，直抵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大地，投入漢唐千年間的國都之地，繼續向東，越潼關而縱橫華夏大地。如此漫長的通道，將西部邊陲上的敦煌緊密而牢固地對接于中華文化的腹地，使其不至于流落為邊塞孤城，而成為具有強大后盾和豐富滋養的中外文明交往前沿陣地。敦煌越隴東遙接關中的態勢，與廣州越南嶺遙接長江的態勢彼此呼應，形成有縱深感的中外交往架構。與此相應，泉州-南京、大理-成都等中外交往態勢，也都共同架構起古代中國對外交往的雄渾氣勢。所以，敦煌不是孤獨的存在，而是深度嵌入中華大地，并匯聚著源源不斷的中華文化、傳承的中外文明交往前沿陣地。

記者王鏡榕在敦煌世界地質公園

第四，敦煌是古代人類四大文明體系和多民族文明交往的融匯之地，見證了絲綢之路人類文明多元包容、和平互鑒的歷史。敦煌既是中印、中波（斯）、中阿、中歐等不同文明體系彼此交往的窗口，也是漢族與月氏、粟特、突厥、吐蕃、黨項、回鶻、蒙古等歐亞草原和綠洲多民族交往的前沿平臺，自然也是佛教、婆羅門教、天主教、摩尼教、景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以及道教、儒教以及漢地民間信仰等各種宗教交往歷史的重要舞臺，留下了極其豐厚的歷史資源，以其全球罕見的多元文明交會歷史與多元并存、友好互鑒的交往姿態，成為絲綢之路人類文明交往的典范。一千多年，敦煌跨越不同文明、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差異，在支撐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過程中，蕩去歷史的云煙，留下深厚的沉淀，散發著絲綢之路文明交往的永恒神韻，為今天的“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提供了歷史的借鑒。

第五，敦煌有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藝術寶庫和最豐富的佛教寫本文獻，見證了絲綢之路人類文明交往歷程中最輝煌的文化成就。翻開歷史，我們發現，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人們，有身揣皇上敕令的使節，有率領千軍萬馬的將軍，有心懷發財夢想的商人，有浪漫云游的邊塞詩人，有隨民族遷徙的民眾，尤其是不絕于途的心懷信仰的傳教士。所以，絲綢之路是商貿之路、外交之路、傳教之路、軍旅之路、漫游之路、遷徙之路等多重文明交往匯聚一體的交往平臺。然而，當歷史的煙塵散去之后，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將軍以及腰纏萬貫的商人們已經不見了蹤影，因精神文明傳播而推動起來的民心相通在信仰認同不斷拓展的過程中獲得了最大的共鳴，這才是絲綢之路上最長久、最廣泛、最深刻的文明傳播。在絲綢之路精神文明傳播中，佛教傳播的規模和影響是無與倫比的。在長達一千年的歲月中，有史可查的就有約千位僧人行走在取經或送經的路上，到唐代時就已有7千多卷佛教經典被譯成了漢文，而佛教的傳入，徹底重組了中華文化的結構，重塑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對中國和整個東亞世界的社會與文化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堪稱絲綢之路文明傳播與交流史的第一饋贈。敦煌作為絲路明珠，如今在全球最具影響的正是其佛教文化的珍貴遺存，這也剛好印證了絲綢之路文明交往中最燦爛的那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