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賡續不斷的治史、修史傳統，是中華五千多年文明薪火相傳的文脈支點。
自司馬遷著《史記》以來，以貫通古今、涵納天下為旨要的通史撰述傳統，即貫穿于兩千余年歷史演進之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為歷代史家肩負的治史使命，“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成為歷代史家不懈追求的修史精神。“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正是透過浩如煙海的史學典籍，中華民族的成長歷程、發展進程以及思想精華、價值理念得以呈現，得以流傳，得以光大，厚植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歷史底蘊，增強了中華民族凝聚一統、闊步向前的歷史自覺。正是在“承敝通變”的特質導引下，眾多“通史”經典之作，積淀著中華民族最醇厚的基因譜系，系著于歷久彌新的精神塑造，表征于多元一體的基本圖景，構成了中華文明生機盎然的內在機制和演進路徑。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界關于中國歷史的一些通史類著述，雖然多有史實硬傷，觀點失之偏頗，但在國內外學術界和社會上卻有不小影響。編撰《（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就是要繼承和弘揚我國治史、修史的優良傳統，在一代代史學家理論建樹和豐厚學術研究積累的基礎上，按照新時代新要求，正本清源、守正創新，以新理論、新材料、新方法，展現中國史學新成就，呈現中國史學新思想，傳遞中國史學新表達，在國際史學思潮的激蕩中，清晰、堅定、響亮地發出新時代中國史學的正聲，以新時代中國史學的嶄新風貌為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注入強大能量。
中華文明是與古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古印度文明并稱的歷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文明。只有厘清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源頭，才能真正把握中華文化的歷史底蘊，才能培育出文化自信的宏大氣度。探索中華文明起源，一是確立符合中國考古資料特征和中華文明特質的文明形成標準，二是追尋統一多民族中國的歷史雛形。根據恩格斯“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著名論斷，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武器，形成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文明標準：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現；社會結構上出現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出現區域性“古國”政體或“早期國家”，形成各地區“相互作用圈”這一“最初的中國”形態。
在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國各地區相繼進入早期文明階段，“古國”——非嚴格意義上的國家，如“滿天星斗”熠熠生輝。以良渚文化為代表的考古發現表明，距今約5300年前后，中國一些地區已經擁有更多“文明”社會的要素，使“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定論，擁有了充分的考古學實證。
內聚的地理環境、廣闊的疆域和眾多的人口，是中華文明傳承的客觀條件。農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相互交融，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形式與內涵。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儒家學說為骨干的意識形態，為文明成長繁榮創造了條件。獨特的史學傳統造就了源遠流長、延綿不斷的文明傳承意識。同域外文化相互交流交融，取長補短、兼收并蓄，是中華文明豐富發展的不竭動力。歷經長期發展，中華文明培育出以道為統，以儒為基，以天人合一為根本理念，以民本為政治思想基底，以大一統為政治理想核心，以通變革新為鮮明品格，以天下大同為崇高理想的優秀傳統文化，在符合自己特點的道路上生生不息、薪火相傳。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獨特價值，凝聚多元區域和不同族群，匯聚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磅礴力量，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窮變通久、推陳出新中，展現出持久而強大的生命力，為人類進步和世界文明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中華文明具有從歷史演進中探尋不變之常道的理性特質，“通古今之變”具有“究天人之際”的超越性意義。文明史視野在當代中國史學的回歸，映照著新時代最深切的關懷。當代中國的每一次創造，都是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自我更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意味著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不僅帶動了現代世界文明版圖的大變化，而且向世界昭示了人類文明的未來前景，昭示了更大格局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古老的中華文明實現現代化的形態，它根植于深厚的中華文明土壤，以人民至上的核心價值為導引，發揮集中統一的政治領導在組織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效能；它凝聚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了天下一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確立了“和而不同”“不齊而齊”的和平發展、和諧共享的世界秩序觀念。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開創的文明新形態，不是與傳統斷裂的新文明，也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現代化道路，而是從古老文明中走出來、從中華大地上長出來的古今一貫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文明發展之路提供了全新啟示和借鑒。
（本書編寫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