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萌芽于18世紀初的俄羅斯中國學，歷經300余年、經歷多個政權更迭和滄桑變化而經久不衰。從最初少數知識精英的皓首窮經，到目前發展成為具有歷史性、前瞻性、綜合性的系統研究。俄羅斯中國學熔古今于一爐，集東西方之大成，厚積薄發，別具一格，具備政府扶持、機構健全，自成體系、注重學術傳承，注重學科化、專業化的發展特征，在世界中國學研究的“競賽場”上長期處于領跑位置。中俄兩國文明源遠流長，人文合作與交流穩步發展、成果豐碩，為大國之間文明互鑒、共同發展樹立典范，是中國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推進大國協調與合作的重要體現。
【關鍵詞】俄羅斯 中國學 漢學 中俄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作為一門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學問，世界中國學淵源自13世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踏上發現東方之旅，其游記激發了西方世界關注中國、研究中國的極大興趣。之后隨著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數百年間，世界對中國研究的熱度不減。中國問題研究也由傳統文字、語言、文化領域逐漸轉向以社會科學方法全面分析現當代中國的現代中國學范式。
在世界中國學諸多流變和派別的百花園中，俄羅斯漢學、中國學研究延綿不斷，自成體系。中俄互為最大的鄰國，俄羅斯中國學借天時地利，在300多年俄羅斯漢學—中國學演進歷史中，既有傳承發展，也有曲折和困難。長期以來，俄國、蘇聯至當今俄羅斯形成了別具特色的漢學傳統、中國研究學派和科研教學體系，在中俄交往史上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中俄兩大友鄰的碰面與俄國漢學的興起
追溯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俄國漢學與很多學科一樣，產生于現實的需要。300多年前，為發展雙邊關系，確定邊界線和開展貿易，俄中兩國迫切需要專業知識和能干之才。
18世紀的俄羅斯社會對中國抱有巨大興趣，在此期間出版的120本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文章就是證明。俄羅斯漢學在經歷了17至18世紀上半葉的信息蘊蓄及中國地理、政治知識初探的階段后，乘著18世紀30年代俄羅斯科學院成立和《恰克圖條約》開啟俄中關系新時期的東風，發展成為了一門科學學科。
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漢學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803年俄羅斯科學院通過的新《章程》，以及1804年制訂的俄羅斯高等院校首部章程，都把“東方學”納入課程計劃，這促進了漢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1837年，喀山大學設立漢語教研室，這是漢學課程進入俄羅斯高等教育機構的標志。俄國漢學家謝·米·格奧爾基耶夫斯基認為，俄國漢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社會創造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中央王國的人民”，俄國人與他們的“友誼將造福全世界，以及所有部落和民族。”①
17至18世紀，歐洲社會掀起了一股長達百年的“中國熱”，“中國制造”成為歐洲貴族追求的前沿時尚，這股熱潮在18世紀也傳入了沙皇俄國。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皇村修建了“中國村”。中國村里陳設了大量來自中國的瓷器、陶器、玉器和山水畫等藝術珍品，而在建筑風格上也處處體現中國元素，小橋流水、亭臺樓閣等各種園林景觀隨處可見。少年時期曾在皇村生活學習的普希金，對中國的興趣和喜愛自此生根發芽。
普希金是俄羅斯著名詩人和小說家，被譽為“俄羅斯文學之父”，俄羅斯詩歌的“太陽”。他的作品集思想性和藝術性于一體，在俄羅斯文化史中享有崇高地位和聲望。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中國人”和“中國的”兩詞出現過二十余次，均與美好的詩意相關。1813年普希金寫下了其現存詩歌中最早的一首——《致娜塔利亞》，在給農奴女演員娜塔利亞的詩中，有一句“懂禮的中國人”的描述，表達了他對中國人品格的贊美和形象的認同。1820年，普希金被流放到俄國南部任職，同年普希金創作完成長詩《魯斯蘭與柳德米拉》，詩中寫道：“五月的風給醉人的原野吹來一陣又一陣的涼爽，而在深邃昏暗的樹林中，黃鶯在晃動的枝頭歌唱。”在俄文原著中，普希金使用的是“中國夜鶯”一詞，全詩以大量的“中國畫面”來表達他的內心情感。
普希金與俄國中國學和東方學的奠基人尼·雅·比丘林（雅金夫神甫）保持著深厚的友誼。比丘林曾以傳教士的身份在北京居留14年，在此期間，他投身于中國語言、歷史、地理、道德和風俗習慣的學習中，創作了嗣后在俄羅斯出版的幾乎所有作品。比丘林為普希金講述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并贈送給他多部關于中國的著作和譯著。普希金的藏書中就有《三字經》《中庸》《四書解義》《趙氏孤兒》等中國書籍。比丘林是第一位活躍在國家公共生活的漢學家，普希金稱贊他以“淵博的知識和勤勉的工作照亮了我們與東方的關系”。②1829年，比丘林隨沙皇政府派出的考察團前往中國，普希金在一首詩中直接表達了訪問中國的心聲：“我們走吧，無論上哪兒我都愿意，朋友們，隨便你們想要去什么地方，為了遠離驕傲的人兒，我都愿意隨行，不管是到遙遠中國的長城邊上……”
三百多年間俄羅斯中國研究的曲折歷程
一般認為，與歐洲國家漢學相比，俄國漢學起步稍晚。但俄羅斯漢學后來居上，自成一統。從歷時300多年俄羅斯漢學中國研究的發展歷程來看，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俄國漢學的萌生與勃興。18世紀，第一批俄羅斯漢學家在北京宗教使團中誕生。伊·卡·羅索欣和阿·列·列昂季耶夫將中國眾多哲學典籍和思想、歷史著作譯介到俄國國內，同時編寫了教材和詞典，為俄國的中國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俄國中國學崛起于19世紀上半葉，標志是比丘林的學術活動。比丘林向俄羅斯和歐洲公眾介紹中國和周邊地區的民族史、國家史，出版了《中國，及其居民、禮儀、風俗和教育》《中華帝國詳志》等著作，曾四次榮獲科學院最高獎之一的杰米多夫獎。從比丘林時代開始，中國學著作得以被俄國官方學術界、文化界認可。比丘林的名字是俄國漢學史的時代象征，但他并未掩蓋同時期的杰出漢學家的光芒。1819年當選為科學院通訊院士的巴·伊·卡緬斯基、斯·瓦·利波夫佐夫、扎·費·列昂季耶夫斯基等人為漢語和滿語語言學、中國及周邊國家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俄國中國學追趕歐洲國家，成為僅次于法國的歐洲第二個中國學大國。
19世紀是俄羅斯中國學飛速發展的階段，學者的研究觸角開始伸向各個領域，喀山和圣彼得堡先后成為俄國中國學研究的學術中心。特別是1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中國學發展出現一個新高峰。瓦·巴·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西里）創立了俄國中國學的圣彼得堡學派，他以杰出的學術成就成為首位當選俄國科學院院士的中國學學者。瓦西里耶夫的巨著《中國文學史綱要》是劃時代作品，甚至比中國學界更早涉足這一領域。他的《漢俄詞典》使用了按字形檢索的系統，這是世界首創，隨后被許多詞典采用，至今俄羅斯人學習漢語仍從中受益。正是在瓦西里耶夫和彼·伊·卡法羅夫（巴拉第神父）等漢學家的努力下，俄國中國學保持了當時世界先進水平。③
19世紀下半葉俄羅斯的杰出漢學家中，彼·伊·卡法羅夫、伊·伊·扎哈羅夫等人也占有重要席位，他們中的每一位都為漢學某一領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站到了歸屬于世界東方學知識體系的漢學研究的頂峰。他們的著作標志著俄國漢學研究開始細化，出現了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思想史，以及編纂綜合性語言學著作等不同的方向。④
第二階段，國家支持與全面發展。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在蘇俄及后來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蘇聯時期中國學的奠基人和劃時代人物是瓦·米·阿列克謝耶夫（中文名：阿理克）院士。阿列克謝耶夫對蘇聯中國學進行了全面開拓，以豐厚的學術成果和學科貢獻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形成了蘇聯中國學阿列克謝耶夫學派。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對蘇聯的漢學、當代中國研究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蘇聯政府的支持和經費大幅度增加，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中國學研究的中心逐漸從圣彼得堡轉移到莫斯科。領軍人物阿列克謝耶夫院士被郭沫若先生譽為“蘇聯首屈一指的漢學家”和“阿翰林”。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的學術專長在中國文學和文藝批評，并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漢學家，締造了上世紀50—80年代蘇聯漢學的空前繁榮。正是由于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俄羅斯社會得以了解中國的京劇、國畫，以及中國對美的概念，才有了京劇藝術家梅蘭芳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隨后在20世紀30年代才有了徐悲鴻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行，俄羅斯社會得以了解之后中國的全民抗戰。
在以阿列克謝耶夫為領軍者和代表的蘇聯學者的努力下，蘇聯的中國學發展盡管受到中蘇兩國關系發展跌宕起伏的嚴重影響而曲曲折折，但繁榮時期的輝煌仍讓人驚嘆不已。出版的中國學的著作的數量就是明證：從1917年—1949年總共只出版了大約100本中國學相關圖書，而從1950年—1957年僅僅8年就出版了147本，印數在2300萬冊，又過了兩年，其數量增加到668本。許多中國文學著作被翻譯成俄語，然后還用28種蘇聯民族語言出版了2000萬冊以上的圖書。在1958年開始出版專業性雜志《蘇聯中國學》。雖然隨后中蘇關系轉冷，但中國研究腳步并未停止。1966年，幾乎與中國國內成立的蘇聯研究所同時，蘇聯科學院系統內成立了以當代中國及東亞地區為對象的遠東研究所。
第三階段，在政治劇變、經濟慘淡、社會動蕩中的學術堅守與專業執著。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科學院及知識界受到巨大沖擊，經費捉衿見肘，人才出現流失，以往正常的學術研究和國際合作難以為繼。在此背景下，俄羅斯中國學與俄羅斯科技教育界及人文社會科學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隨著中俄關系正?；由蟽蓢涃Q合作的迅速升溫，中國研究越來越具有吸引力和需求潛力。與俄羅斯社會全面西化、政治民主化、經濟私有化等路徑陷入困境相比，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兩國發展道路與成效的鮮明對比，也激發了俄羅斯一些頂尖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加入到對中國研究的行列中。包括俄羅斯科學院、莫斯科國立大學等主流學術機構紛紛與中國同行建立學術聯系。近年來，俄羅斯學術界與中國社會和學術界的互動交流合作，為俄羅斯中國學走出困境提供了動力和資源。
蘇聯解體后的30多年來，伴隨著中國的發展和中俄兩國關系的鞏固，當代俄羅斯的中國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一是傳統漢學研究在一些領域持續深入，如六卷本《中國精神文明大典》的出版和十卷本《中國通史》的編撰與出版發行，但總體上發展面臨諸多困難。
二是體制內、學院派的中國研究隊伍老化嚴重，中青年骨干“棄筆從商”或身兼數職。
三是與學院派的基礎性研究遭遇困境相反，一些新型智庫對中國當代問題的研究風生水起，受到一些政府部門和新聞媒體的關注。
四是伴隨著兩國經貿合作領域的擴展，有關中國的知識特別是實用性研究和信息傳播受到俄羅斯民眾的歡迎。
五是俄羅斯的漢語熱持續升溫，開設漢語專業的俄羅斯高校越來越多，超過100所。俄羅斯來華留學生也逐年遞增。10多年前，漢語和英語、法語、德語等一樣被列入俄羅斯國家統一考試可選科目。
與西方世界對當代中國的研究立場和框架不同，鑒于俄羅斯專家與中國有過相似的制度、思想和教育背景，俄羅斯對中國問題把握更貼近中國主流敘事、更加宏觀、更具有世界情懷。例如，冷戰結束后不久，伴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西方世界的中國研究界“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與西方智庫言論和輿論截然不同的是，包括普京總統在內的俄羅斯社會各界高度肯定、贊揚中國道路。這其中俄羅斯中國學家功不可沒。例如，時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的米·季塔連科院士高度評價中國發展模式，認為“由于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迅速，中國模式對轉型國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加。今后中國對世界的‘挑戰’不在于人口增長、經濟增長或外貿順差，而在于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書本上的社會主義，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時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遠東問題》雜志主編的弗·波爾加科夫博士認為，“中國在世界政治領域的作用越來越顯著”。
當然，在看到巨大成績的同時，俄羅斯學者也看到中國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與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不同之處在于，俄羅斯學者指出這些問題時立場客觀公正，既不刻意渲染，也不幸災樂禍。例如，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指出，當代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凡的，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是這些改革的代價也是高昂的，今后挑戰也是空前的。身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的季塔連科多次來華訪問，并客觀建議，要關注由于社會保障不夠健全而可能造成的社會問題。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著名中國學學者、哲學教授布羅夫指出，中國要更加重視環境問題，政府和企業要強化責任，加大生態治理力度。
積淀深厚、自成一體的俄羅斯中國研究
萌芽于18世紀初的俄羅斯中國學，歷經300余年、經歷多個政權更迭和滄桑變化而經久不衰。從最初少數知識精英的皓首窮經，到目前發展成為具有歷史性、前瞻性、綜合性的系統研究，俄羅斯中國學熔古今于一爐，集東西方之大成，厚積薄發，別具一格，在世界中國學研究的“競賽場”上長期處于領跑位置。
政府扶持、機構健全。俄羅斯中國學自誕生那一刻起，就有國家力量的支持，也服務于政府地理探索和對外擴張需要。從1818年建成俄羅斯皇家科學院亞洲博物館——第一個東方學文物收藏和研究的機構開始。19世紀20年代，又開設了拉扎列夫東方語言學院（后來在蘇聯時期，改名為“莫斯科東方學院”）。這里匯集收藏了珍貴的中國學圖書（現稱為“俄羅斯科學院中國學圖書館”）。之后又先后組建喀山大學漢語教研室、圣彼得堡大學東方系、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等中國學人才培養和研究中心。
蘇聯時期，隨著中國學的發展，上世紀60年代組建了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加上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1930年成立）、莫斯科大學東方語學院（后更名為亞非學院）、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等中國學的研究基地。這些人才培養和研究基地為俄羅斯中國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自成體系、注重學術傳承。300多年來，俄羅斯中國學研究和教學隊伍歷久彌堅。從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的羅索欣、列昂季耶夫，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劃時代（3個時代）的俄羅斯漢學的奠基者、開創者，再到俄國十月革命后阿列克謝耶夫這樣的里程碑式的俄羅斯漢學領軍人物，俄羅斯中國學先后誕生了圣彼得堡學派、阿列克謝耶夫學派等。
俄羅斯中國學從比丘林時代起開始追趕西方中國學的發展。到瓦西里耶夫為代表的圣彼得堡學派時代，俄羅斯中國學逐漸領先世界。蘇聯時期經過阿列克謝耶夫全面開拓，蘇聯中國學的阿列克謝耶夫學派得以形成。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和發展，俄羅斯中國學形成了獨特的學術傳統，在歐洲乃至國際中國學中獨領風騷。⑤
俄羅斯中國學自喀山大學設立蒙古語教研室和漢語教研室開始，就從傳教士時代向大學時代過渡，創建了獨具特色的俄羅斯大學中國學教育研究體系。
注重學科化、專業化。從瓦西里耶夫時代開始，俄羅斯中國學學科分化日益明顯，研究領域逐漸走向專業化，涉及中國經濟、歷史、哲學、文學、藝術、語言、宗教等問題逐漸從籠統的、學科邊界模糊的漢學—中國學中獨立出來，加以學科化分類，經由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哲學、語言學、考古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訓練的學者進行專業化研究。
研究的學科化、專業化，使得漢學—中國學研究成為與主流學術界比肩的研究領域，這大大提高了漢學—中國學的學科地位以及學術的吸引力、影響力。幾十年來，俄羅斯中國學界有諸如謝·列·齊赫文斯基（中文名：齊赫文）、米·列·季塔連科、弗·斯·米亞斯尼科夫、尼·特·費德林、鮑·利·里弗京（中文名：李福清）等多名蘇聯科學院院士，他們分別活躍在歷史學、哲學、國際關系、語言學等學術領域，在蘇聯科學界享有盛譽。
在文明互鑒中為世界文明百花園增光添彩
中俄兩國是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文化因交流而豐富，心靈因交流而溝通，友誼因交流而加深。中國的繁榮發展、俄中關系的持續穩定等因素都極大地推動了俄羅斯中國學的復興。
近年來，在俄羅斯，官方和民間的中國研究機構數量和質量都穩步上升，學術論壇和會議也成為中國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俄羅斯中國研究中心有7家，均隸屬于俄羅斯科學院，如遠東研究所、東方學研究所和遠東分院等。而俄羅斯高等院校中最大綜合性中國學研究中心當屬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學院。該院翻譯了多部漢唐史和詩歌著作。其次是圣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系。而作為“新生代”代表的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學部，在俄研究中國歷史與漢語教科書方面建樹頗豐，集世界各國東方學專家之所長是其獨有的強項，加上背后強大財力的支持，可謂后來居上。俄羅斯亞洲地區的中國學研究，則是因“近水樓臺”而發展迅速。葉卡捷琳堡大學、伊爾庫茨克大學、哈巴羅夫斯克國立大學都有中國研究中心。其中，伊爾庫茨克大學在研究中國語言學領域有獨特優勢，因為學校位于當年俄旅行家、商隊去往中國的必經之地，繼承并收藏了大量寶貴史料。
除政府背景的研究機構外，近年來也有由非官方或地方政府主導的中國研究中心，這類機構聚焦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中俄關系。目前這類綜合性中國研究機構有6至7家，單項研究中心約有20家。另外，一些定期品牌類的學術會議和友好協會等也是中國學研究的重要補充。如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每年舉辦“中國社會與國家”學術論壇，迄今已舉辦40多屆，涵蓋各類話題的學術分會3000多場，論壇的許多成果已結集出版。
俄羅斯中國學歷久彌新，當前俄羅斯中國研究學科齊全，方法多樣。除聚焦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外，還關注政治、社會領域的演變與發展。中俄兩國關系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始終是俄羅斯中國問題學家關注研究的對象。目前俄羅斯中國學已經出版一些頗具影響的鴻篇巨著。例如，公認的中國學扛鼎之作有俄羅斯外交學院編纂的《俄羅斯—中國：互動的四個世紀》（2013），遠東研究所主編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2006）及《中國通史》（2014—2018）等。
俄羅斯中國學不僅重視研究兩國當前政治經貿關系，也在翻譯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和經典作品方面貢獻良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近期還完成了司馬遷《史記》的翻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個《史記》外文全譯本。俄羅斯孔子基金會主席別列洛莫夫翻譯的《論語》，遠東所翻譯的《道德經》《中庸》等經史典籍可圈可點。季塔連科主編的六卷本《中國精神文化大典》，從哲學、歷史、政治、思想等方面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面詮釋，成為公認的“近年來中國學研究最耀眼成就”，并榮獲由時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親自頒發的“俄羅斯國家獎”，季塔連科也因此被授予“中俄關系60周年杰出貢獻獎”中俄友誼勛章。齊赫文斯基、季塔連科分別于2013年、2015年獲得“世界中國學貢獻獎”，這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學領域國際上最高獎項。
人文交流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廣泛性、持久性等特點。⑥在中俄人文交流的歷史上，小說、詩詞、戲劇、民間傳說等文學作品的譯介和傳播占有重要地位。豐富多彩的文學作品，被兩國人民閱讀、領悟、品鑒和研究，促進了中俄文明互鑒和民心相通。近年來，飛速發展的中俄人文交流，在推動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兩國間多次互辦“語言年、文化年、體育年”等國家年活動，取得了良好效果。中俄語言文化交流內容更加豐富，參與程度更加廣泛，效果更加顯著。中國哲學和文學、中華功夫、中華美食、中醫中藥等深受俄羅斯人民歡迎和喜愛。這其中，俄羅斯中國學學家功不可沒。
2000多年前孔夫子曾說：“德不孤，必有鄰”。中俄兩國文明源遠流長，人文合作與交流穩步發展、成果豐碩，為大國之間文明互鑒、共同發展樹立典范，是中國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的重要體現。思想學術交流在中俄兩國關系發展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式現代化和俄羅斯的復興彰顯出獨特的理論價值和文明意義，這是兩個偉大民族智慧和經驗的結晶，是兩國人民在經歷了多次挫折和失敗基礎上艱苦探索的結果。在此背景下，中俄兩國學術界應攜起手來，密切交流與合作，鞏固和擴大兩國關系的人文和思想基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俄羅斯歷史與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注：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委托項目“《中國通史》第六卷清代卷翻譯”中期成果】
【注釋】
①Династия Цин ( 1644-1911)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Т. 6. ред. 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О.Е. Непомним, Т.А. Пан и др..Ин-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М., Наука – Вост. лит. 2014.с.599.
②Династия Цин ( 1644-1911)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Т. 6. ред. 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О.Е. Непомним, Т.А. Пан и др..Ин-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М., Наука – Вост. лит. 2014.с.594
③朱達秋、江宏偉、華莉：《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中國學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3頁。
④Династия Цин ( 1644-1911)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Т. 6. ред. 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О.Е. Непомним, Т.А. Пан и др..Ин-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М., Наука – Вост. лит. 2014.с.596.
⑤朱達秋、江宏偉、華莉：《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中國學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6頁。
⑥《習近平在俄羅斯“漢語年”開幕式上的致辭》，中國政府網，２０１０年３月２5日。https://www.gov.cn/ldhd/2010-03/25/content_1564218.htm
責編/谷漩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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