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作為國外專門研究中國的學問，中國學正在成為“時代顯學”。但中國在海外中國學上的學術影響力，與現有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相匹配。中國學研究中國，但當前中國學的中心并不在中國。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國內海外中國學研究的知識體系和話語權建構。在此基礎上打破中國學和中國學研究的內外區隔，推動構建融通中外、貫通古今的“世界中國學”，最終實現“讓中國學回到中國”。
【關鍵詞】海外中國學 中國學研究 知識生產 國際話語權
【中圖分類號】K207.8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海外對中國的關注和研究與日俱增，國外專門研究中國的學問——“中國學”也呈現出令人振奮的變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學研究進入勃興階段，新一代中國學專家群體持續擴大，中國學的新議題、新觀點、新方法不斷涌現。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在國際上影響各國中國學知識生產的主要力量仍然集中在歐美資本主義大國；作為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擁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和不斷提升的綜合國力，卻尚未具備對海外中國學產生與現有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影響力。
究其原因，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國內的中國學研究對中國學的影響不足。2023年11月24日，習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致賀信指出：“希望各國專家學者當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開放包容，不斷推進世界中國學研究，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為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讓中國學回到中國”，并非讓國外研究中國的學問變成中國知識界自身研究中國的學問，而是期待國內的海外中國學研究，通過知識體系及話語權建構，在海外中國學的發展上發揮更加積極、更為有效的引領作用。
海外中國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缺失問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學院體制外“中國觀察”到專業的“中國研究”，從“古典中國之學”到“經世致用之學”，海外中國學的理論、視角、觀點和方法等，都為中國本土學術提供了重要的域外參考，不少成果至今依然具有較大借鑒價值和學習意義。但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國外研究中國的學問，海外中國學也時常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疏漏、謬誤乃至偏見。各類中國學尤其是西方中國學，存在不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一知半解、文獻翻譯的明顯錯誤和難以擺脫的刻板印象等問題。學者鄭永年因“西方的中國研究大多‘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意識形態化、西方‘文明優越論’中所包含的文化偏見”等，慨嘆“西方的中國研究已經失去了學術意義，走向死亡。”①“造成這種偏失的原因比較復雜，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有刻意的也有無意的，但無論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是刻意的還是無意的，其根源都在于‘中國缺席’。”②
在全球聯系日益緊密的大環境下，海外中國學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中國的國際形象，乃至于中國國內的發展都有著或隱或顯的重要影響。在“中國研究”的共同論域中發展起來的國內海外中國學研究，盡管在改革開放后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在研究上尚未真正確立起中國話語，也未能從根本上對海外中國學產生切實有效的影響。美籍華人考古學家張光直很早就指出：“20世紀的學術研究，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作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揮。”③印度華裔中國學家、第三屆中國學貢獻獎得主譚中（Tan Chung）在2015年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提出了類似的問題：海外研究中國為什么不看中文書？解釋中國的話語權為什么被西方掌握？王戰在《世界中國學概論》中把中國學者在海外中國學中的話語缺失現象稱作“譚中之問”，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海外中國敘事中的“中國缺席”并非個別問題和短期現象。
海外中國學研究包括國內對海外中國學的再研究，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和評判是應有之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海外中國學研究在定義“何為好的中國學”，這也是構建我國在中國議題上國際話語權的關鍵。當前國內的海外中國學研究存在的中國話語缺失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研究對象——海外中國學——本身存在較為明顯的“中國缺席”。一些研究以歐美的歷史經驗為尺度來研究中國，符合西方主流理論的被視為“好的”，不符合的則被視作“壞的”。中國只是一個用以證明歐美道路“普適性”的具體案例。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就曾批評過中國學研究還停留在套用西方理論的階段，原創性嚴重不足。
這些研究本質上只是在展示西方的優越性而非真正理解中國。具體而言，“一是否認中國道路的合法性，頑固地認為西方文明更加優越，西方模式是衡量人類文明進步的唯一標尺，并以此來分析中國。二是罔顧中國內在的延續性，人為割裂歷史中國與現實中國。認為歷史上中國燦爛輝煌，但作為一種古文明業已消失，現在只存在于博物館中；承認當代中國經濟成就巨大，但不愿意認同中國的政治體制。三是排斥中國空間的整體性，在西方學術體制下，關于中國邊疆的研究獨立于中國研究板塊之外，如美國的新疆研究從屬于內亞研究，歐洲的藏學、蒙學、滿學研究從屬于中亞研究。”④正因如此，這些研究關于中國的判斷也和中國的實際相去甚遠。
其次，國內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早期更為注重對海外中國學著述進行譯介，在中外學術交流上并未形成平等對話，更不用說影響海外中國學領域的專家學者。海外中國學著作的翻譯和介紹，不能說不重要，相反，對于研究中國和中外學術交流有著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周武充分肯定了海外漢學和中國學著作的譯介意義，并特別提到了張西平主編的“大象國際漢學研究書系”和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以及以國家力量推動的“中華學術外譯項目”。但他提到了在譯介基礎上同時開展海外漢學和中國學研究的重要性。⑤
吳原元從學術史的角度出發，認為海外中國學研究在清末民初的發端，就是“基于學術角勝的動態追蹤與學術書評”。當時在新舊轉換、求強求變的社會動蕩和革新中，向西方學習以激活中國學術文化傳統的活力，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取向。因此，一方面譯介域外漢學成為當時中國學者的重要取向，另一方面，撰著域外漢學評述也成為當時的學術興趣點。⑥但很顯然，譯介只是了解海外中國學進展的一種手段，信息傳遞和動態跟蹤單向性質更明顯。中國學的雙向、平等交流和深入對話絕不能停留于這一階段。國內海外中國學研究如果滿足于譯介，話語缺失就會是一種必然結果。
再次，從事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國內學者對海外中國學缺乏批判性思考。近代以來，“伴隨歐美風雨的浸灌和天演之學的流行”，中國學術界進入了一個“‘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的時代。在這種背景下，‘以西格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移用西方的尺度衡量和解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帶有某種支配性的解釋模式，并逐漸內化為不言自明的思維定式和‘心靈積習’。”⑦
盡管當下這種狀況已有較大改觀，但從國內知識體系建構、話語權提升的角度看，國內的中國學研究者在對海外中國學成果的譯介和傳播上，尚未完全跳出“以西格中”的框架。一些研究者高度推崇海外中國學成果，無形之中也把中國當作了西方理論的學術“試驗場”。下意識地沿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仍然存在，用中國實踐來論證西方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甚至有的學者用西方價值觀來評判中國發展。相關表述流傳到我國后，有的國內學者不加批判地運用這些概念、框架，甚至把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作為研究國內改革的理論來源。學者鄭永年對此有過毫不留情地批評，指出中國本土的中國研究存在一種錯誤認知，即“方法論方面比西方還西方，把西方的方法推向極端，沒有任何反思精神。”⑧
最后，國內的海外中國學研究者，對于中國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不夠深入，缺乏與研究中國的海外知名專家進行平等學術對話的實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基于時代變化和學術發展，國內已經開始了對海外中國學研究的重新思考。⑨但相關研究仍然存在過多模仿的現象，從遷就、兼容到創新的路徑還未進入后半程。“如何在接納新知的過程中不失自我，始終保持一種自主的思考和判斷，破除海外中國學研究無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論’和近年來逐漸流行的‘中國中心論’的一元論想象，構建一種真正立足于中國本土經驗，從中國自身的歷史邏輯、思考方法和感受方式出發思考和理解中國，并通過中國認識世界，彰顯中國研究的世界意義的解釋框架，仍是一個異常艱巨的課題。”⑩
國內從事海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只有練好內功，才會對中國發展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才能有學術底氣去評判海外中國學。張西平認為，建立一種批評的中國學研究立場不可或缺，“文化自覺和學術自覺是展開批評的中國學的基本出發點，求真與務實的批判精神是審視海外中國學的基本學術立場，嚴肅科學的分析方法是辯證把握中國學專家學術成果的雙重品格的關鍵。唯有如此，中國學術在全球才能展示自己的學術立場。”?
海外中國學研究的知識體系建構
“讓中國學回到中國”，知識體系的建構是實現從影響到引導、再到主導的較長過程的第一步。從國內海外中國學研究的發展現狀來看，知識體系的建構需要首先考慮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文明交流互鑒的高度，探索建構中國學研究的知識體系。有學者將中國學分為海外中國學和本土中國學，認為國外學者對中國的研究是海外中國學，中國學者對海外中國學的再研究以及對中國本身的研究是本土中國學。也有論者認為中國學研究是中國學的附屬品，學術生產性有限?；痉懂牻缍ú磺?，知識體系的建構就很難取得突破。
海外中國學研究之于海外中國學，或可參照文學研究之于文學，兩者是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關系。這就要求中國學研究跳出“附屬”思維，從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高度上進行把握。中國學的繁榮與發展是中國學研究興盛的關鍵。中國學研究既需要分析中國學的歷史、現狀和趨勢，更需要探究中國學學科的概念、原理和規律；既是創造性再現中國學的優秀成果，更是以學術的方式影響甚至介入中國學的學術再生產。在此意義上，作為中國本土學術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才能和作為外國學術的海外中國學，構成交流互鑒的共生關系。
第二，在“世界中國學”的概念下，統一中國學研究與中國學。中國學研究和中國學需要形成交流互鑒的共生關系并非易事。海外研究中國的學問是“外國學”，國內冠以漢學、中國學、海外中國學、國際中國學等名稱，后面加“研究”二字表明是國內對海外研究中國的學問的再研究。這種狀況本身就反映出國內在海外中國學研究上的力量分散和不統一，也使得國內相關研究的對象和范圍變得狹窄。對此，需要在全國層面聚合形成整體研究力量，把海外中國學和國內對海外中國學的再研究以及國內各種相關名稱進行統一，從而為該學科進入教育部正式學科目錄做好前期準備。習近平主席致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的賀信為我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梢园押Ｍ庵袊鴮W和國內對海外中國學的再研究統一為“世界中國學”。在全國層面統一研究力量，給予政策支持，把“世界中國學”建設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學科。
“世界中國學”成為高等教育體系下的正式學科，前例有美國學（American Studies）的經驗作為參照。美國學是美國國內學者在反思傳統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專門研究廣義“美國精神”的一門學科。在很多美國高校開設這一專業，并向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逐漸擴散，從而使得無論是美國人還是非美國人都有了一致的研究對象，并對美國的發展產生過廣泛影響。毫無疑問，中國學是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專門學問，但這一定義過于寬泛。“世界中國學”成為統一的正式學科，有利于國內外在研究中國時，著力于中外普遍關心的重大議題、焦點問題，并逐步形成統一的研究對象。這既可以在中外學術互動中帶動海外中國學更加聚焦，又可以賦予國內的海外中國學研究“局外”和“局內”雙重視角。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局外視角”指的是國內學者的間接研究，即對海外中國學的再研究；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局內視角”指的是國內學者對中外共同關注的重大議題的直接研究，尤其是關于中國的整體性研究，以及宏觀層面對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國和世界互動的研究。國家層面如能把“世界中國學”增設為一級學科“區域國別學”下的二級學科，把其列入教育部正式學科目錄，將有助于研究對象的界定和研究范圍的統一，能更有效地影響海外中國學，助力我國國際學術話語權的提升。
第三，在交叉學科框架下，把世界中國學建設成為跨專業的新興學科。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明確要求，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這項工作要從學科建設做起，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海外中國學涉及中國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領域，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也需要結合相關基礎學科，才能提出新的概念和觀點，才能形成新興的綜合學科。正如周武所提出的，“要建構出一套既立足于本土經驗又具有全球視野的自主性中國論述”，“以更大的學術定力和理論勇氣提出真正有意義的問題，并在學理上加以求證和解決”。?因此，涉及相關議題的學科都可以介入對海外中國學的再研究之中。如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科的專家，可以借鑒比較政治學、國際關系理論開展對中美關系、中歐關系、中日韓關系、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中文、外語等專業的學者可以從文學和語言的角度開展海外對中國文學的研究；等等。?
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學科影響，除了理論和范式的轉變，方法的創新也不可或缺，這是擺脫當前中國學被認為是理論與方法的“消費者”的可靠路徑。“世界中國學”作為一門交叉學科，既可以借鑒國際政治經濟學與世界經濟、國際關系等緊密聯系的學科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運用歷史學的外史鉤沉、內史爬梳、文獻學理論和方法，以及比較研究、跨學科研究，乃至數理統計和計量模型等方法。這些都可以運用到“世界中國學”的研究當中，以實現綜合性方法運用和跨領域方法引進下的集成創新。更進一步而言，“世界中國學”可以集合哲學社會科學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更多有解釋力的概念和框架，成為一門融通中外、貫通古今的綜合性學科，以真正實現中國學既“是歷史中國之學，也是當代中國之學”，又是“文明交流互鑒之學”。
第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更多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培養更多中國學研究人才。成熟學科的發展必須有一大批相關研究機構的支撐。目前我國高校和科研單位已有一批具備一定影響力的中國學研究機構。如綜合性中國學研究機構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側重中國話語建構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側重周邊中國學的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側重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前身為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側重語言教學和翻譯的北京語言大學漢學與中國學學院。此外，還有依托中文學科的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依托歷史學科的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華東師范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依托國際關系學科的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學研究所，依托社會學的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依托馬克思主義學科的武漢大學海外當代中國研究基地、北京聯合大學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等等。這為中國學研究領域的人才培養和成果產出，打下了比較扎實的發展基礎。
但從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和長期目標來看，全國范圍內的相關研究機構總體偏少，較難支撐起中國學研究知識體系的建構，國際學術影響力也不足。由于海外中國學研究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多分散于不同院系，長期難以整合。再加上一些成立的中國學研究機構并非實體性單位，容易因人而興，一個帶頭人的離開或退休就會導致該研究機構的衰退。此外，盡管有少數大學和科研機構的中國學研究機構，招收本科生、碩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分布于不同學科下，使得專業發展和學生培養都存在過多的可選擇的“差異化”，制約了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也影響了后備力量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需要在國家層面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推動更多高校和科研機構成立中國學研究的實體單位，為統一、成熟的學科建設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海外中國學研究的話語權確立與提升
“讓中國學回到中國”，提高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非常關鍵。這不僅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論”，還需要有一批能夠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中國學研究人才，用有創造性和解釋力的中國話語，在有國際影響的學術平臺上進行學術的交流、交鋒、交融。
其一，破除“西方中心論”，解構種種學術神話，這是“讓中國學回到中國”的前提。這需要擺脫一味模仿的“漢學心態”和唯漢學是尊的風氣，科學認識海外中國學在解釋中國時或明或暗的各種假定，在中國成功實踐的合理敘事“本土化”過程中解構西方學術神話。?“必須對海外中國敘事作出基于學理的批判性反思，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花大力氣徹底摸清海外中國敘事的歷史、現狀及其背后的生成邏輯。”?為此，需要在建構海外中國學知識體系的基礎上，把歷史學、政治學、文學藝術、哲學、社會學、宗教學、經濟學、文獻學、考古學、法學、倫理學等有關中國的研究成果進行系統地吸納，向世界呈現中國學者的新觀點和新方法。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防止出現李伯重曾批評的情況：“許多研究者真正關心的，并不是‘中國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而是‘中國應當發生什么變化’和‘中國為什么沒有發生它應當發生的變化’”。?從而避免兩種可能產生的負面后果：一種把中國當作新的案例，來填補西方理論在運用上的空白，研究中國的理論預設來源于西方而非中國本土；二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論，發現中國和歐美國家的共同之處，就用來證明西方理論的“普遍性”，發現差異之處，就作出合理化的解釋，以維持西方理論所謂的“自洽”。
其二，培養老中青結合的中國學研究國際化人才。目前海外中國學研究人才隊伍存在“青黃不接”與后繼乏人的問題。由于該學科不在教育部公布的學科目錄中，該領域的科研工作者缺乏能夠發表學術成果的陣地，相關研究也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致使當前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存在較為明顯的人才斷層現象。一批年邁的知名專家陸續退休，一批有前途的中青年專家又紛紛轉向，存在人才流失現象，學科發展后繼乏人。因此，需要穩定當前海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隊伍，加大力度吸引哲學社會科學其他領域的中生代學者投身中國學研究。設立世界中國學研究專項人才和團隊支持計劃，給予一定的資助和獎勵，鼓勵優秀的中國學研究團隊及人才潛心治學，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獎項可向中國學相關領域傾斜并提供專門支持。
進一步擴大中國學研究領域的研究生招生名額，為青年中國學研究隊伍建設做好前期準備。目前已有一些高校和科研單位自主設置了相關的研究生專業或研究方向，但總體規模偏小，且學科點往往隨著資深學科帶頭人的退休，研究生培養規模迅速縮小。建議在“世界中國學”正式列入教育部學科目錄前，鞏固和擴大現有在其他專業設置下的中國學研究生招生規模，加快中國學研究后續人才梯隊的培養和儲備。
其三，提高中國學者在中國議題上相關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力。讓中國學者的學術主張在海外研究中國的學者群體中聽得到、聽得懂、聽得進，是提升中國在中國學領域上國際話語權的前提。中國學者需要不斷提升國內中國學研究的國際化程度，不斷加大國際學術的交流與對話。這既要求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論壇以及各類國際學術媒體和刊物上主動發聲，更要求中國學者熟悉國際學術，能把本土的學術觀點或理論轉化為國際化的學術語言。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大力建設本土的國際化學術陣地，發展更多本土的國際化學術媒體和學術刊物，特別是打造讓國外專家學者容易接觸到的學術媒介，為擅長國際學術交流與對話的中國學者提供渠道。此外，還需要注意到中國學也是助力中外民心相通之學。中國學者還需要既善于利用國外大眾媒體，也善于向國外民眾講述中國故事。
其四，搭建有國際影響的世界中國學交流平臺。“讓中國學回到中國”，決不意味著自我封閉。在重視中國學的本土意義的同時，不應排斥國際化的學術視野。“海外中國學研究不再是為了‘攬鏡自鑒’或互相參看’，而是要融通中外并‘以我為主’”。?突出中國學的“世界性”，在國際交流中了解各國中國學的現狀以及關注的熱點問題，并用“世界中國學”框架下的中國學研究和本土學術去影響海外中國學。因此，需要搭建世界中國學交流的國際平臺，為不同國家中國學的專家學者深入交流提供通道和條件。需要深入梳理目前國內各類與中國學相關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在各自功能上實現錯位配置，重點打造基礎條件好、國際影響力大的國際論壇或會議，使資源利用得以最大化。
其五，吸引更多研究中國的學生、學者來中國。中國學者更好地走向世界學術舞臺中央、影響海外中國學的知識生產，對“讓中國學回到中國”非常關鍵。但需要重視的是，一個國家如何研究中國、理解中國，所在國的專家學者是最大的內部力量。一位專家是否來過中國和中文水平的高低，往往對其中國研究有重要影響。歷史上，儒學西傳歐洲并推動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發展，和利瑪竇等傳教士來華并深入研習中國文化密不可分。改革開放后，中國鄉村史詩級的巨變成為國際學術的焦點，和我國在山東省鄒平縣設立對美開放的“中國農村調查點”、帶動大批美國學者駐點調研緊密相關。只有更多海外學者親身來到中國，從“他者”角度闡釋中國經驗和對中國的認知、重塑理論框架和方法立場，中國智慧才能更好地成為這些海外學者所在國自身學術的思想資源，世界中國學的雙向平等交流才會真正成功。這就需要我們吸引更多海外專家，特別是對中國發展感興趣的青年學者，來中國學習交流、工作調研?？梢越枞?ldquo;中文熱”，讓更多國外學子來中國學習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課程，讓更多青年學者來中國開展以中文為工作語言的學術交流、項目研究。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在培養知中國、懂中國的海外青年學者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仍需要進一步堅持并拓展，并推動形成更多類似的培養路徑和方式。
習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致賀信指出：“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有文明的互鑒才能實現共同的進步。”以建構知識體系和話語權為重要目標的海外中國學研究，將助力世界中國學的繁榮與發展，推動新時代的“世界中國學”，為回答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歷史之問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焮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⑧鄭永年：《在西方，中國研究瀕臨死亡》，微信公眾號“大灣區評論”，2021年8月13日。
②⑤⑦⑩??周武：《“世界性的百家爭鳴”與中國研究的三種敘事》，《史學理論研究》，2023年第6期，第27、28、28、28、28、28頁。
③?王戰、褚艷紅：《世界中國學概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1年，第9、18頁。
④沈桂龍、張焮等：《“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學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3年，第15頁。
⑥⑨吳原元：《“整體”的思想：新時代海外中國學研究斷想》，《史學理論研究》，2023年第6期，第32、33頁。
?張西平：《對話與反思：再論建立批評的中國學》，《史學理論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頁。
?張耀銘：《“中國模式”和中國學》，《甘肅社會科學》，2013年第2期，第54頁。
?李伯重：《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頁。
?唐磊：《海外中國學研究學科化三問》，《史學理論研究》，2023年第6期，第39頁。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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