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建“一帶一路”是一項廣受歡迎的國際合作倡議，但受近年大國競爭回潮影響，其安全發展面臨一定挑戰。經濟問題政治化、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人文交流問題武器化、疫情問題污名化等是影響“一帶一路”安全發展的主要風險。 作為應對，共建“一帶一路”要堅持全球共同發展理念與實踐，大力推動21世紀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積極創設共建“一帶一路”相關的新型國際話語框架，妥善應對大國競爭對“一帶一路”的影響。同時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對中美關系牽動作用的日益顯現，需要以適當形式促動美國實質性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打造共同利益空間。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 安全發展 大國競爭 中美關系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7.010
【作者簡介】張耀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全球治理與語言安全。主要著作有《“一帶一路”語言安全面臨的現實挑戰及治理路徑》（論文）、《“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路徑》（論文）、《數字“一帶一路”的挑戰與應對》（論文）等。
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一些國家民粹主義泛起，全球治理失序。面對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的深刻調整以及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革，美國“霸權危機”和焦慮感加重。部分美國戰略界人士對華認知較為負面，認為中國崛起是美國面臨的最為錯綜復雜的國際挑戰，美中之間的根本矛盾是結構性的權力之爭，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正在改寫大國關系均勢，顛覆現行國際體系，重繪地緣政治版圖。[1]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發布報告稱，2050年之前，美中關系大概率是相互碰撞的競爭性對手關系。[2]針對中國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持續上升，美國重拾大國競爭戰略工具，顯著提升對華博弈烈度。中美關系基于“結構性矛盾”而來的“系統性風險”短期難以化解，美國偏好以零和思維應對中國發展的路徑依賴短期難以改變。“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對外開放和對外合作的管總規劃，[3]被部分美國官員視為撼動美國全球霸權地位、重塑未來國際秩序的工具。美國聯合盟友，以政府-智庫-媒體多主體協同聯動的方式，從多個領域、以多種手法遏制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共建“一帶一路”安全發展面臨大國競爭帶來的風險挑戰。
“一帶一路”安全發展面臨的大國競爭風險
共建“一帶一路”跨越世界多個熱點地區，受國際發展失衡、全球治理失序及部分共建國家內部運行失當等因素影響，部分國家或地區和平赤字問題突出，共建“一帶一路”發展存在安全短板。主要安全風險既涉及民族宗教、地緣博弈等傳統安全，也涉及數據跨境流動、有組織犯罪、網絡沖突等非傳統安全。當前大國競爭回潮，中美博弈加劇，其風險外溢所導致的輻射傳導和層累疊加效應加劇了共建“一帶一路”面臨的安全挑戰，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問題政治化。共建“一帶一路”旨在推動共建國家共同發展以及攜手世界各國共同實現現代化，而美國及其盟友卻將中國對外經貿投資議題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勞工、環境、國家安全等問題掛鉤，不遺余力制造“安全與發展二元對立”的國際話語敘事，意圖促成質疑、反對中國經貿投資活動的國際輿論和政策壓力，以此左右“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政策議程和決策選擇，削弱中國與共建國家經貿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基礎。
美國聯合盟友抹黑共建“一帶一路”的言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一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論”，妄言“一帶一路”是中國地緣擴張工具，旨在謀求勢力范圍，破壞現行國際規則，是“銳實力”支撐的“權力游戲”。二是現代版“朝貢體系論”，聲稱“一帶一路”是中國為解決國內問題而推行的經濟外交，意在轉移落后產能，對外掠奪資源、破壞生態環境，是中國為保障自身能源安全而轉嫁危機的“新殖民主義”。三是“國家資本主義論”，指責“一帶一路”規則機制不透明，降低環保、勞工等國際標準，擴大軍事存在，造成惡性競爭。四是渲染“一帶一路”面臨融資、安全等風險，聲稱“一帶一路”投資不透明，加劇所在國財政負擔，制造“債務陷阱”，形成“經濟脅迫”，認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目的不是為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融資，而是借機推行人民幣國際化。[4]五是散布“中國崛起頂峰論”，渲染“脫鉤斷鏈”“去風險”，構筑“小院高墻”，加大對華投資審查，阻撓外資赴華，阻礙共建“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上述不實言論有意挑撥中國與共建國家關系，對中國與“一帶一路”合作伙伴正常經貿投資往來造成了消極影響，如中緬合資建設的密松水電站項目被擱置，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單方面撕毀州政府與中方簽訂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和框架協議等。[5]
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當前，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演進，大國數字博弈成為國際競爭新焦點，數字絲綢之路成為美國遏華戰略的重心和前沿。美國從“數字地緣政治”思維出發，將數字絲綢之路視為“規則顛覆者”和服務所謂“‘一帶一路’地緣政治聯盟”的“技術地緣政治戰略”；宣稱中國借助“一帶一路”左右全球技術標準制定，推廣所謂中國的“數字威權主義”治理模式，意圖將共建國家納入中國主導的“數字秩序”，改變目前全球技術治理秩序；聲稱這種新型“數字殖民主義”在意識形態和發展理念層面對美西方構成嚴峻挑戰。[6]
為應對所謂中國“數字擴張”，遏制中國“數字影響”，[7]美國相繼牽頭召開“布拉格5G安全大會”，拋出“5G清潔網絡”，成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組織”，發起“網絡規范倡議”，與日本、荷蘭等國就限制向中國出口先進芯片制造設備達成管制協議，強拉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組成“芯片四方聯盟”等。美國還以其所謂民主價值觀為旗號，試圖將價值理念與科技發展掛鉤，構筑以“價值觀”為基礎的“韌性供應鏈”和“友岸外包”，要求盟國棄用華為等中企的通信設備。在美國的施壓利誘之下，澳大利亞、日本、英國、法國、波蘭、斯洛文尼亞、瑞典等美國盟友宣布立即或分階段禁用華為等中國企業生產的5G通信設備，印度政府則“暗示”國內電信供應商避免使用中國的電信設備。2024年2月，繼美國、加拿大禁止在政府設備上使用TikTok之后，歐盟正式啟動對TikTok的調查，主要內容是審查其是否違反保護未成年用戶、研究人員數據訪問等歐盟《數字服務法》有關規定。美西方在數字空間組建類似北約的“數字聯盟”，限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制造“技術勢力范圍”，意圖迫使中國掉入“中等技術陷阱”。
人文交往問題武器化。美國將文化視作“一種相對便捷而有效的權力資源，是國家間開展權力斗爭的利器”。從權力政治的視角出發，美國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將人文交流演化為控制人心的“工程”和爭奪頭腦的“斗爭”，利用文化手段“不戰而勝”成為其實現外交目的而運用的一種政策工具。[8]近年來，隨著共建“一帶一路”逐漸從中國倡議走向國際實踐，中國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國際人文交往的中國范式日益凸顯。美國重拾對華意識形態外交做法，宣稱美中之間的競爭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斗爭”，[9]通過操縱“銳實力”“影響力行動”“中國威脅論”等話語來渲染炒作中國對外人文交往造成所謂“安全沖擊”，竭力將“一帶一路”抹黑成為一種“安全威脅”，[10]并以意識形態滲透為由打壓、關閉孔子學院，阻遏“一帶一路”人文交流發展。
同時，美國加大與盟友協調力度，對我國進行多方面施壓。早在2019年3月歐盟便將中國列為“制度性對手”，宣稱雙方在價值觀上分歧最大。2021年6月，匈牙利個別政客反對中國復旦大學在布達佩斯建立分校。2022年11月，英國首相蘇納克在其就職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稱中國是“英國價值觀和利益的制度性挑戰”，強調中英兩國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11]2023年7月，據德國《南德意志報》報道，德國埃朗根－紐倫堡大學發言人向該報確認，該大學未來將不再接收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來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12]此外，近年越南政府以南海問題為借口在文化宣傳領域采取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13]可以預見，未來一段時間內，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可能會在“一帶一路”人文交流中投射更多消極影響。
疫情問題污名化。從國際關系視角看，污名化是權力政治在國際話語領域的延伸，指國家間權力博弈時所使用的帶有侮辱、貶損性質的指稱。[14]污名化按照“貼標簽—固化刻板印象—聚合負面情緒—引發排斥、歧視、偏見”的作用機理，使污名客體身份信譽受損。[15]新冠疫情在全球暴發以來，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不斷制造“疾病歧視”，給新冠疫情貼上種族標簽，強化病毒的“國別”屬性，借疫情污名化中國的做法層出不窮。其中大量不實言論和情緒傳播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受眾對于共建“一帶一路”的認知與判斷。[16]
當前，美國的污名化行徑仍在持續，并出現值得關注的新動向。2021年9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在拜登的指示下杜撰溯源報告，給出模棱兩可的所謂“結論”。2023年3月，拜登簽署《2023年新冠病毒起源法》，再次動用情報部門進行新冠病毒溯源，要求美國情報部門公布“可疑”的中國研究人員名單，公開病毒溯源信息，關注中國研究機構與新冠病毒起源的“潛在聯系”。[17]疫情污名化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治理體系較量和意識形態之爭，以輿論交鋒、信息對抗和國際話語權爭奪為主要形式的中美“全球敘事斗爭”，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之間合作的民意基礎，這進一步凸顯了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共建“一帶一路”面臨的國際輿情形勢的嚴峻復雜性。
全球治理模式差異化?，F行國際秩序主要由美國在二戰后主導建立，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式全球治理理念與做法仍然沉湎于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干涉主義、保護主義等陳舊范式，機制封閉化、規則碎片化、合作排他化等問題突出，代表性、包容性和公正性不足。“一帶一路”把握全球治理體系演進邏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供了新思路，回答了霸權主導的全球治理模式失靈之后國際體系如何運作的時代之問。[18]
美國聯合盟友加緊尋求“替代方案”，意在抗衡共建“一帶一路”日益提升的影響力。2017年，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宣布恢復“四方安全對話”并于2021年將其提升至領導人級別。2019年，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三國聯合發布“藍點網絡”計劃，宣布將聯合制定全球基礎設施領域援助標準，協助“維護發展中國家主權”，避免其陷入債務陷阱。2021年，歐盟通過“全球聯通歐洲”戰略和“全球門戶”計劃；2022年，美國繼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計劃之后宣布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倡議”，歐美均宣稱將以新型融資方式構建全球基礎設施網絡，制衡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影響的意圖明顯。2023年9月，美國和印度宣布聯合歐盟、沙特、阿聯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共同建設“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梢钥吹?，美國聯合盟友羅織的小多邊框架和基礎設施建設計劃試圖削弱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影響，這使得國際經濟環境中不穩定因素增多，增加了共建“一帶一路”外部安全風險。其根本目的在于以“去中國化”消解“一帶一路”國際影響，唱衰中國發展道路和全球治理模式，折射出當今全球治理體系主導權爭奪的激烈復雜程度。
推進“一帶一路”安全發展的主要舉措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并非以安全為目標導向，但一定程度上被“安全化”，[19]面臨大國競爭外溢風險。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并面向所有國家開放共建，堅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為價值基礎，強調共同發展和合作共贏理念。針對美國貶抑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我國需保持戰略定力，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同時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積極落實全球安全倡議，始終將安全發展貫穿于共建“一帶一路”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攜手共建國家樹立底線思維，強化危機預防和風險管控。在具體實踐中，聯手搭建“一帶一路”安全風險識別、防控和應急體系架構，完善安全風險評估、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工作方案，防范和化解影響共建“一帶一路”的各類風險和挑戰，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
堅持全球共同發展。發展是硬道理，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要始終聚焦共同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努力匯集人類共同發展最大公約數，以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中宣布的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八項行動為導向，通過實實在在共贏的國際合作獲得共建國家民眾的認可和支持。落實全球發展倡議，以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為目標，推動發展問題重回國際議程中心位置，加強全球南方國家的政策溝通和務實合作，積極擴大共建“一帶一路”朋友圈，共同解決全球發展赤字。[20]注重多邊協同發展，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各國發展戰略深度對接、優勢互補、有機融合，提高全球發展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可持續性，有效改善全球發展事業供給。企業始終是共建“一帶一路”謀發展的主體，要聚焦項目成本、運營、所在國的經濟社會預警等方面風險，不斷根據實際情況調適出海項目的對外交往功能，將維護國家利益寓于企業日常合法合規經營行為之中。從中國企業在部分共建國家所遇到的經營問題來看，國外普通民眾對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尚不甚了解，也因此易被西方媒體和非政府組織帶偏，對共建“一帶一路”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有必要根據對象國的實際情況設立國際公關部門，利用當地資源，以潤物無聲的精細形式面向所在國民眾介紹共建“一帶一路”基本情況，突出宣介中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參與慈善救助活動等為當地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努力獲得對象國民眾的好感與認同，為“一帶一路”安全發展掃除認知障礙。為有效減少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可加強“小而美”項目合作，在快速增加就業、稅收和改善民生的同時，也能對大型基建項目發揮輔助作用。
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堅持破立并舉應對科技問題意識形態化。一方面，要向美國闡明，美國構建“數字聯盟”破壞全球技術信任體系，將割裂原本緊密的全球技術和生產供應鏈，不利于一個開放包容、普惠合作的數字世界的構建。中國的發展是以創新驅動的，打壓中國科技就是遏制中國高質量發展，剝奪中國人民的發展權利。[21]另一方面，要努力增強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和核心技術原始創新能力，將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數字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符合全球經濟社會發展數字化潮流，也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了新的投資機遇、合作領域和商業模式。積極開展“一帶一路”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破解美國以意識形態劃線、制造全球技術對立的做法，搶抓全球數字化發展主導權、國際話語權、規則制定權和空間創設權。充分發揮《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北京倡議》《中國—東盟關于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中阿數據安全合作倡議》《金磚國家數字經濟伙伴關系框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等合作倡議的作用，引導各方共同構建和平、安全、合作、有序的數字空間，攜手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數字發展環境，呼吁各國政府和企業等共建主體共擔責任、合作應對安全風險，加強全球數字治理、促進數字絲綢之路和全球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22]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構建“一帶一路”風險防控和應急體系，繪制“一帶一路”全域風險地圖和全樣本風險數據庫，精準評估共建國家和地區安全狀況，以可視化方式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大數據支撐，加強風險應急能力建設。針對網絡監聽、網絡攻擊、網絡恐怖主義等問題和挑戰，要推動共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加強“一帶一路”人文交流和新型國際話語創設。針對人文交流問題武器化風險，推動落實全球文明倡議，加大“一帶一路”中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鑒力度，多做民心相通工作，爭取國際社會更多理解和支持。堅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通過與共建國家協商逐步明確“一帶一路”人文交流的目標定位、重點任務、路徑方法和具體措施等，探尋各方價值觀念交疊和共識地帶，推動中外人文交流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匯聚更多人文共識力量。注重對接共建國家的社會文化心理，在遵循對外文化傳播規律和分享共建“一帶一路”發展紅利的同時，推動共建國家增進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理念認同。以平和理性的心態對待美西方非理性、情緒化指責，有理、有利、有節、有效回擊“文明沖突論”“文化擴張論”等的消極影響。從長遠看，在部分美西方國家污名化中國的語境下，有必要創設新型應對話語框架，爭奪“國際認知空間”，破解“中國威脅論”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為此，可重點推動“話語轉型”，創新“一帶一路”人文交流話語體系，突破對于單一話語體系的路徑依賴，改變靜態和刻板的跨文化溝通方式，創新多渠道、多媒介、多主體的傳播方式，下大力氣講好共建“一帶一路”人文交流故事，努力做到全球化、區域化、國別化和在地化相結合的中國表達。下大力氣培養一支深諳西方媒介話語體系并能以英語等國際通行語言進行有效交流的媒介團隊，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多模態符號資源和龐大用戶群體優勢，[23]對中國和平發展成就進行積極闡釋和解讀。加強“全球南方”國家團結合作，共同構建國際敘事網絡，維護共同國際話語利益。
著眼應對未來風險。共建“一帶一路”目前尚處于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脆弱性依賴”階段。[24]中美大國競爭的發展走向日益成為關乎共建“一帶一路”行穩致遠的重要因素。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大國實力為基礎，以制度建設見長，通過打造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重在向全球推行美式自由民主價值觀和市場經濟體系。中國的和平發展建立在國內治理效能的基礎之上，主張“和而不同”的國際發展實踐，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中美兩國的發展模式都是各自歷史進程和文明積淀的產物，代表不同的制度形態、發展路徑、價值取向和國際愿景，其理念共識、動力機制和運行機理存在深刻差異。美國高度重視相對安全收益，偏愛競爭對抗、零和博弈的國家安全思維方式，[25]導致兩國結構性矛盾和系統性競爭的基本面難以發生根本性改變，大國競爭將始終貫穿兩國關系。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和推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臺，不可避免會受到美國及其盟友的牽制，這是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一項世紀工程和世界工程，其安全發展需要著力應對的未來風險點。作為因應之道，共建“一帶一路”需要更加關注各國國內發展與大國競爭的密切關聯，將全球發展的普遍性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多樣性相結合，包容多元異質行為主體，構建立足于共同利益和凝聚共識互信基礎之上、超越泛安全化意識形態對抗的全球治理之路。
促美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紤]到中美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不僅存在競爭的一面，也有利益共享的一面，不少美國企業如通用公司、花旗銀行、霍尼韋爾國際等事實上已參與并從共建“一帶一路”中獲益，[26]進一步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符合中美雙方特別是美國企業和普通民眾的利益。由此，可進一步深化中美“一帶一路”溝通交流，引導美國以適當方式參與建設“一帶一路”，通過為美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預留一定合作空間促美發揮作用。從中美全球競爭態勢、大國博弈格局和地緣利益糾葛等因素綜合來看，可參照如下思路推動中美“一帶一路”合作：發揮市場作用，推動美國企業率先行動，以“市場引導政府”；發揮地方作用，推動中美地方合作先行；發揮政黨作用，從旁多做深入溝通，以政黨外交促進政府外交；發揮人文交流作用，以人文溝通為中美經貿投資合作架起韌性連接紐帶，特別要著眼長遠，加強青少年民間交流；調動智庫和研究機構為中美“一帶一路”合作出謀劃策，營造平和理性氛圍，淡化官方對沖色彩，特別要積極培育新生代知華友華智庫力量，避免斷檔；推動三方合作，有效對接美國先進技術、中國優勢產能和發展中國家切實需求，調動美方積極性，打造共同利益空間。
結語
大國競爭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常態，并不必然導致“結構性無序”。主動塑造和引領大國博弈，關鍵在于避免使大國競爭滑向沖突甚至戰爭。當前，中美兩國無法切斷深度依存關系，雙方在應對氣候變化、環境保護、推動人工智能向善發展、核不擴散等跨國威脅與挑戰上仍需合作引領全球性協調行動，相互之間必要的戰略穩定仍有條件得以維系。隨著美國霸權護持的戰略意圖與“掌控世界”的能力之間的落差加大，美國的絕對優勢將逐步縮小，中美戰略博弈態勢將漸趨均衡。這是一個相互適應的長時段過程，需要雙方增強戰略共情，探索構建“競爭性伙伴”關系，避免邁向“敵對式共存”和“破壞性沖突”。中美雙方即使在短期內難以開展深度合作，至少也應進行必要協調，在大國權力分配和責任分擔、國際秩序維護和全球安全保障供給等方面尋求平衡路徑，引導雙方競爭向正和博弈方向演進，努力構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中美關系。這其中，共建“一帶一路”作為雙方構建良性競合關系的重要試驗場域，如何規避大國競爭外溢風險，進而成為中美關系良性健康發展的新領域，仍需未來持續予以深入研究。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國全球語言治理面臨的問題和對策建議”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1BYY080；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代建琛、孫安寧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Joseph S. Nye, Jr., “America's New Great-Power Strateg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new-great-power-strategy-by-joseph-s-nye-2021-08; 孫吉勝、薛麗：《敘事競爭與中國“一帶一路”敘事體系建設》，《外交評論》，2023年第6期。
[2]A. Scobell et al.,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Calif.: Santa Monica, 2020, pp. 6-9.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人民日報》，2023年10月11日，第12版。
[4]金鑫：《天容海色本澄清——駁斥西方抹黑“一帶一路”的幾大論調》，《紅旗文稿》，2019年第8期；張耀軍：《“一帶一路”：實實在在共贏的國際合作》，《北京日報》，2018年10月22日，第14版。
[5]范若蘭、龍泰格：《中國海外投資的“安全化”與“去安全化”問題研究——以馬來西亞“東鐵”項目為例》，《南洋問題研究》，2020年第4期。
[6]M. J. Slaughter, D. H. McCormick, "Data Is Power: Washington Needs to Craft New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16/data-power-new-rules-digital-age; J. Hemmings, "Exploring China's Orwellian Digital Silk Road,"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exploring-china's-orwellian-digital-silk-road-111731; 趙明昊：《美國對“數字絲綢之路”的認知與應對》，《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4期。
[7]E. Ratner et al.,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of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Ris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Renew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Indo-Pacifi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9; D. Kliman, A. Grace, "Address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Power Play,"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8.
[8]弗蘭克·寧柯維奇：《美國對外文化關系的歷史軌跡》，《編譯參考》，1991年第7期。
[9]"Because China isn't 'Caucasian,' the U.S. is planning for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19/05/04/because-china-isnt-caucasian-us-is-planning-clash-civilizations-that-could-be-dangerous.
[10]毛維準、王欽林：《大變局下的中美人文交流安全化邏輯》，《國際展望》，2021年第6期。
[11]趙俊杰：《價值觀外交將讓英國保守黨付出代價》，《環球時報》，2023年11月14日，第14版。
[12]Maximilian Gerl, Erlangen, "Bayerische Universität schließt chinesische Studenten aus," https://www.sueddeutsche.de/bayern/bayern-fau-promotion-china-studenten-ausschluss-1.6070796.
[13]"Phim n??c ngoài cài '???ng l??i bò': C?n ch?n ??ng âm m?u xâm l?ng v?n hóa," https://tienphong.vn/phim-nuoc-ngoai-cai-duong-luoi-bo-can-chan-dung-am-muu-xam-lang-van-hoa-post1550273.tpo.
[14]伍斌：《新冠肺炎疫情下美國的仇視亞裔問題及其根源》，《美國研究》，2021年第6期；周嘉希：《美國國會對華議程設置中的“污名化”》，《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3年第6期。
[15]舒紹福：《病毒污名化：隱喻、意識操縱與應對》，《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22期。
[16]張耀軍、焦思盈：《風險社會視域下“一帶一路”人文交流風險特征識別與管控路徑探析》，《國外社會科學》，2022年第5期。
[17]S.619-COVID-19 Origin Act of 202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bill/619?s=7&r=1&q=%7B%22search%22%3A%5B%22COVID%5Cu201319+Origin+Act+of+2023%22%5D%7D.
[18]張耀軍：《“一帶一路”：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中國方案》，《光明日報》，2018年10月10日，第12版。
[19]趙明昊：《“一帶一路”建設的安全保障問題芻議》，《國際論壇》，2016年第2期；趙明昊：《“一帶一路”與中美競合關系的塑造》，《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20]張耀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與支撐》，《人民論壇》，2023年第22期。
[21]《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人民日報》，2023年11月17日，第1版。
[22]張耀軍、宋佳蕓：《數字“一帶一路”的挑戰與應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23]吳遠征、馮德正：《社交媒體環境下的多模態話語治理——以新冠肺炎疫情中抖音短視頻新聞為例》，《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22年第2期。
[24]高程：《中美競爭與“一帶一路”階段屬性和目標》，《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4期；王義桅：《中美就“一帶一路”開展合作是否可能？》，《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8期。
[25]鄔超：《美國國家安全思想：理念源流與核心要義》，《國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
[26]A. Browne, “China‘s World: Beijing Tightens the Belt on Its Silk Road Trade Plan,“ 10 May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tightened-belt-china-skimps-on-its-grand-trade-plan-1494322587; K. Bradsher, "US Firms Want in on China's Global 'One Belt, One Road' Spending," 14 May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5/14/business/china-one-belt-one-road-us-companies.html.
責 編∕包 鈺 美 編∕梁麗琛
Develop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isks and Responses
Zhang Yaojun
Abstract: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has been welcomed across the world. Yet it faces increasing security challenges imposed by the resurgenc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The politicization of economic issues, ideolog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issues, weaponiza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issues and stigmatization of pandemic-related issues are the primary risks jeopard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 To address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it is essential to stay committed to the global vision and practice of common development, build the 21st Century Digital Silk Road, deepen cultural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within the BRI framework, create a new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for the BRI and properly handl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major-country competition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has notable implications for China-US relations, it is imperative to facilitate substantive US participation in the BRI through appropriate means to foster space for common interest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major-country competition, China-US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