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大別山區中共革命是由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引入的。這些革命知識分子由城市陸續轉入鄉村、由聯絡地方精英到專注民眾動員，其動員農民匯入革命洪流的革命實踐有一個地方性因應特征，即由一個非正式組織網絡動員向組織化動員轉向的趨勢。這種動員趨勢大體可呈現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第二階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階段重點是反富農的再動員。需要指出的是，在沒有相關剎車機制的制衡下，其間的兩難困境凸顯了蘇維埃革命本身的不可持續性。
【關鍵詞】中共 農民 革命 組織化動員
一、 引言
《開放時代》2011年曾發表拙作《革命播火：知識分子、城市串黨及革命下鄉——以大別山區早期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0～1927)》一文，是以革命知識分子抱團、串聯為主線，對大別山區早期中共革命由城市轉入鄉村、由聯絡地方精英到專注民眾動員的轉型脈絡進行了梳理。①本文承續前文研究理路，繼續深入挖掘。需要指出的是，國共合作破裂前，其中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識分子與農民存在接觸狀態，但正因為有這些涓涓細流存在，國共合作破裂之后才迅速匯成湍急的江河。那么，這些回鄉革命知識分子進行鄉村革命實踐時，其嵌入鄉村的方式是怎樣的?他們是如何動員農民匯入中共革命長河的?他們動員農民革命的過程中又會產生怎樣的困境及其解決困境的狀況如何?本文擬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二、“嵌入自主”的方式與仇恨的階級化整合
中共自成立起到1923年5月，工作重心基本都在城市，確實并未太多關注農民運動，但自1923年6月中共三大至國共分裂之前，農民運動對革命的戰略作用，已在中共相關文件中被凸顯出來，有關農民運動的決議案也越來越具體、系統和激進。國民革命時期，大別山區農村戰略如中共上層及其他地方一樣有膜拜農民群眾之風，但地方性革命實踐，其主流卻是聯絡地方精英或者通過拉攏地方精英動員農民群眾，并未普遍與農民群眾接觸。不過，不斷激進化的農民運動政策對大別山區的地方性革命實踐確有指導意義。國共分裂前，這些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已有部分與農民群眾進行星星點點的接觸。這正如陳德軍所言：
長篇大論的農運政策如花瓶墜地，其中的一些碎片立即為當地的革命知識分子所揀取、吸收，而其他部分被遺置一邊。然后，只是這些“殘篇斷章”卻激發了地方新的政治氛圍。當地革命者通過對各種地方的資源的動用，展示出輝煌的慶典式的革命場面。②
大別山區早期革命運動充分展示出一個輝煌的慶典式的革命場面，這無疑仰賴城市運動向鄉村運動的過渡及其革命知識分子的成功倡導。
大別山區最早發生暴動的地方主要是鄂豫邊地，至于為何會發生農民暴動，當事人鄭位三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談話可謂一語中的： “(鄂豫邊)黃麻地區群眾生活與窮的地方比較并不很苦，革命卻搞起來了”，“關鍵就在這個地方要發動農民。發動農民是共產黨的功勞，要發動農民非要共產黨不可，但還要有條件。一個重要的條件是革命知識分子多，農民就容易發動。”③不過，他又補充說：當時“黨員干部的幾人作用大，組織作用小，容易造成個人信仰。只要那個人能力強些，群眾有事就找他多些，有事找個人不一定找組織，成為一般的習慣。”④因此，可以說，起初弱小的中共組織是鄉村社會走向革命的發動機，而其構成核心是頗多下鄉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才是兩地農民走向暴動的火種，這與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特性相關。這些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普遍出身于鄉村地主、富農家庭，后來又多在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并觸及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中共農運政策。當他們因各種因素回鄉進行鄉村革命實踐時，因對鄉村實際情況比較了解而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因此他們能夠根據鄉村老百姓的習俗，以老百姓所能理解的語言來宣傳、解釋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并能撿拾中共鄉村農運政策的要點，領導農民在鄉村進行革命實踐。
早在1924年，兼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主任委員的董必武就曾告誡因各種因素回鄉從事鄉村農民運動的革命知識分子，要他們注意四點：
(一)注意看房子，青磚瓦屋一般較富，要求找貧苦農民，取得他們的信任;(二)先不宜作空乏宣傳，要閑談，與農民靠攏;(三)幫助農民辦好事，寫信記賬，助工助教，多幫忙，不要使農民吃虧;(四)領導農民斗爭，開始選擇容易取勝的事情干，先小后大，注意團結農民。⑤
這四步，最關鍵的就是革命知識分子下鄉發動貧苦農民等邊緣群體進行鄉村斗爭。遺憾的是，即便董必武有如此告誡，在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回鄉革命時，也只有少部分下鄉革命知識分子與農民群眾有接觸，國共分裂前，這些接觸應該屬于細枝末流性活動。不過，即便當時只有少部分革命知識分子在鄉村動員農民進行“造暴”活動，⑥但也不能忽略、矮化他們的歷史功績。鄭位三指出了當時這些地主富農出身的革命知識分子回鄉干革命的特點：
(他們)就把地主、富農家庭分化了，這一分化對地主不利，地主孤立，容易打倒;這一分化農民就勇敢些。假若一個村有二十家地主家庭的知識分子，十家地主子弟參加了革命，就把地主分成了兩種家庭，有兒女參加革命的家庭和沒有兒女參加革命的家庭。這一分化，地主的秘密都知道了。農民看到很多地主子弟參加革命，膽子就大些、勇敢些。這是當時革命迅速搞起來，成與不成的主要關鍵。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愈多，剩下的地主就愈孤立，農民就愈膽大。這樣革命就迅速得很，快得很。⑦
鄭位三所言極是，正是這部分革命知識分子在鄉村的辛勤耕耘，農民才被動員起來。至于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與農民群眾接觸并嵌入鄉村社會的路徑問題，筆者在梳理地方性資料后發現，他們當時嵌入鄉村社會多采用的是鄉村“日常行為軌制”。這些“日常行為軌制”基本都是鄉村長久積淀的習俗，這些習俗是型塑、承載鄉村民眾相互交往、交流的主要載體，包括“串親戚”、“交朋友”、“談天”、“唱山歌”等方式。
其一，串親戚。“串親戚”是發展革命極為重要的路徑，當時“串親戚”發展革命最厲害的恐怕要屬王樹聲，他1926年加入中共之后，即串聯其家人及親戚參加革命，甚至造成“全族革命”的氣勢。⑧后來，據王宏坤回憶，王樹聲、王幼安家“兄弟姐妹全部參加革命斗爭，而且十分積極，其中大部分同志擔任了領導職務。最后全家除王樹聲和一個出嫁的侄女外，都為革命犧牲了。”⑨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通過“串親戚”的方式，一旦與貧苦農民串聯成功，這種傳播路徑又會進行再生產，當再生產達到一定規模，加強其組織化、可靠性及安全性就成為必要，當時鄉村頗多農民協會就是通過“串親戚”的方式建立的。
其二，交朋友。早年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如李梯云、肖方、周維炯等人，最早在商南太平山開展秘密活動時，多以“小販”、“教書匠”等正當職業偽裝，“假借結拜兄弟為名”，“串聯窮苦農民廖炳國、羅炳剛、汪品清等十八位同志”，“在太平山火焰腦建立了黨的秘密組織——‘十八兄弟會’”。⑩這種“拜兄弟”的“交朋友”方式是鄉村最傳統的習俗，中共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利用此類“兄弟會”進行大規模串聯革命，本身就具有優越性。但是，成立“兄弟會”又并不是最終目的，它只是中共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進行鄉村動員的“過渡”團體。比如早年下鄉革命知識分子熊少山、杜彥威、殷仲環等人，回光山縣殷區開展革命工作時，就是以“焚香結金蘭、拜兄弟的形式，建立‘窮人會’、‘竹林會’、‘兄弟會’，每會幾十人或百余人”，但是后來，“黨組織及時引導殷區農民在‘窮人會’、‘竹林會’、‘兄弟會’的基礎上，公開成立農民協會。”11當時大別山區頗多農民協會就是在這些灰色組織的基礎上改造、建立的。
其三，談天。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多找“貧苦農民交心談心，單線發展”。12這種“交心談心”式的“談天”，其實就是鄉村最常見的“拉家常”方式。他們多聯系到農民個人的境遇，從不同的話題入手，進行鄉村革命啟蒙與宣傳。這種事例非常繁多，或許可從吳煥先以“談天”方式串聯佃農吳先恩革命的事跡中得到些許樸素的認識。1926年暑期的一天，吳煥先發現吳先恩看著谷子發呆，就問：“今年的谷子長的(得)好嗎?”吳先恩答：“谷子長得不錯，一交租就剩不多了。”吳煥先又問：“你家要交多少租?”吳先恩答：“二十五石啊!”吳煥先接著問：“不交不行嗎?”這時，吳煥先拉了一下吳先恩的衣服，兩人一同坐了下來，吳煥先繼續說：“現在全國各地都在鬧革命，快參加革命吧，北伐軍已快打到漢口啦!地主、軍閥都可恨，共產黨要領導農民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斗倒了地主，分了地主的田地，我們就可以不交租了，誰種的田歸誰。”13吳煥先成功動員吳先恩走向革命，其采取的就是鄉村最常見的“談天”方式。不過，有時下鄉革命知識分子為創造與農民“談天”的機會，又不得不啟用非正常性手段：
許多是裝作生意人與群眾聯系，對群眾進行黨的宣傳，還用下款子的方法發展黨員。如有的給窮人一個要錢的條子，窮人無法只好賣豬賣羊，然后我們裝作買牲口人找他們談話，告訴他們不要怕，我們不是要錢的，我們希望農民起來打土豪，許多農民很受感動，參加黨的活動。14
其四，唱山歌。美國學者卡林內斯庫說：“宣傳要富有效力，就必須求助于最傳統、圖式化的甚至是簡單的話語形式。”15山歌是鄉村農民最為喜聞樂見的藝術，當時大別山區流行的革命歌謠基本都是以山歌的形式傳播，目前這些革命歌謠存世的不少，筆者查找到的亦不少。其中，《為什么貧富不均》這首頗具代表性。16諸如此類的革命歌謠在鄉村的流行肯定與下鄉革命知識分子所創并與其傳授有關，他們當時“投合普遍的農民藝術上的要求，練習一種歌調，把革命的精神納入其中，去滿足他們藝術上的要求，順便輸入革命的思想。”17而暗含革命思想的這些革命歌謠在鄉間一唱就懂，一懂就萬人傳，對動員民眾革命極為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還只是個案的一對一的舉證，其實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動員農民時都采用多種方式交叉互用的方法，比如在麻城，除上文提到的王樹聲之外，胡靜山、徐其虛、徐子清、桂步蟾、凌柱中等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在乘馬崗一帶活動，多“以串親戚、談天和交朋友的方式”，“發動農民起來斗爭”，并且“經過一段時間的秘密活動，黨在乘馬崗、大河鋪一帶逐漸有了根基，一批忠實可靠，苦大仇深的貧苦農民成了扎根串連的對象。”18乘馬崗地區即是如此，周邊其他地方亦可想而知。
不過，筆者在梳理材料的過程中發現，這部分下鄉革命知識分子最初在鄉村動員農民的實踐中，也確實存在失策之地方，因此農民群體中的個體反應不一，既有專注之人，亦有懷疑、拒斥之人，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之后，他們已稍稍注意到農民文化及學識的低下問題，因此不與農民長篇大論地交流馬列主義理論，也很少空喊反帝、反軍閥之類的口號，而是結合鄉村農民的實際情況，去根治農民傳統宿命論觀念，告訴他們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是帝國主義、軍閥在鄉村的統治基礎，是導致農民走向貧困與破產的剝削根源，鼓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鏟除他們。19關于此，曹學楷、王樹聲、江竹青等人在家鄉發動農民走向革命的魅力話語，或許能夠幫助我們闡述清此類問題。曹學楷在黃安七里區劉家園創辦農民夜校時總是非常親切地問當地農民：“我們這些種田佬，成年累月拼死拼活的勞動，打下的糧食能鋪滿地，能堆成山，為什么總是缺吃少穿呢?”有的說，這是因為窮人的“八字”不好，“生來命苦”;還有的說，是因為窮人的墳山不好，風水不濟。曹學楷就告訴大家：
我們種田佬受害受苦，絕不是什么“八字”不好，命里注定，也不是墳山所應，天生應受罪，而是這個世道不好。在這個黑暗的世道里，豺狼橫行，豪紳霸道，勞動者終年勤勞而不得溫飽，剝削者四肢不動而花天酒地，一切真是顛倒著的。我們窮人要想有田種，有飯吃，有衣服穿，過上好日子，就必須團結起來，打倒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壞家伙，推翻這個吃人的舊世道。20
王樹聲在麻城乘馬崗甘家堂大廟指著泥菩薩鼓動農民參加農民協會時也說：
過去，我們對這些泥菩薩燒香磕頭，求神靈保佑，可我們發財沒有?沒有。天天燒香，天天受窮，這全是騙人的。真正能夠救我們出苦海的，不是“救苦救難”、“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而是中國共產黨!我們窮人要想有田種，有飯吃，有衣穿，過上好日子，只有跟共產黨走，組織起農會跟那些吸血鬼干!21
江竹青在黃安余家灣村組織秘密農民協會時，同樣對窮苦農民宣傳說：
窮人種田，土豪收租，這是極不合理的事情?，F在我們要把土豪打倒，自種自吃，再不受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土豪能不能打倒?我們若是一盤散沙，就沒有力量去打倒他們。如果我們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力量就大了，土豪定能打倒。22
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與農民接觸時，多從馬列主義階級視角出發，向農民宣傳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是鄉村剝削與壓迫的根源，鼓動農民組織農民協會打倒他們。這一方面確實體現了鄉村長久流傳的公平正義觀;另一方面下鄉革命知識分子也關注到鄉村農民的切身利益，體現出了中共鄉村革命正義道德的合理內涵。不過，這種貧富、官民二元對立及簡單有力的邏輯歸罪，只會扭曲為變形的階級二元敵對。正如雷蒙·阿隆所言，在馬列主義歷史哲學中，階級定義的細節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懂得階級的對抗性、斗爭的必然性，以及組織這場斗爭。23
這無疑是一種獨特的動員、斗爭方式，即由下鄉革命知識分子聯動鄉村農民，特別是貧雇農，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目的乃是培養農民階級的自我認同意識，這種自我認同其實就是“個體根據個人的經歷反思性的理解到的自我”。24在革命知識分子的啟發之下，農民一旦有自我認同的階級歸位，革命知識分子與貧雇農之間即達成一種默契，由革命知識分子帶頭動員民眾組織農民協會也就成為可能。農民協會一旦建立，膽小的農民也就有了組織力量，有了組織力量的農民才會有膽量與鄉村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等鄉村舊勢力作斗爭。
早期革命知識分子下鄉動員農民革命，基本都是通過“串親戚”、“交朋友”、“談天”、“唱山歌”等鄉村最常見而非正式的“日常行為軌制”嵌入鄉村社會的，但是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嵌入鄉村社會又不是被動的，而是一個“嵌入自主”的過程。這種“嵌入自主”的方式，包括兩層含義：一方面中共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充分借用了傳統資源;另一方面，他們嵌入鄉村后，進行的又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傳統農民暴動，而是具有階級斗爭的深刻含義。農民個體化抗爭直接被疏導成集體化的階級斗爭形式，其本身應該潛藏兩個層面的內蘊：
其一，邊界意識的型塑。上文已揭示出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就要打破鄉村傳統的宗族、血緣及地緣的維系鏈條，一方面把農民建構為“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自己干”的“好漢”;另一方面又把地主建構為“成日游蕩不做工，閑著雙手不做事”的“社會寄生蟲”。25這樣一種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區隔建構，在鄉村不但型塑了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邊界意識”，26而且還型塑了善與惡的邊界意識，窮苦的農民代表“好漢”、代表“善”;富足的地主就代表“寄生蟲”、代表“惡”。一旦階級及善惡邊界得到農民的認同，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領導農民組織農民協會與鄉村舊惡勢力作斗爭，就具有了階級斗爭的特性。
其二，矛盾及仇恨的統合。其實，光有邊界意識，而無矛盾及仇恨，亦不會激活階級及善惡邊界意識而走向階級斗爭，不過，傳統鄉村社會提供了這樣的契機。在革命知識分子下鄉之前，隨著傳統鄉村權力網絡的武化與劣化，鄉村各個角落散落著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等。這些矛盾與仇恨不管是結構性的，還是私怨性的，大小、形式亦不同，但不可否認其存在。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最為厲害的地方就是用階級矛盾及仇恨去整合鄉村散落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一旦這些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階級矛盾及仇恨之后，俗稱“地主老財”的豪紳地主及貪官污吏，也就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階級敵人，下鄉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鄉村斗爭也就具有階級斗爭的意義。
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采取鄉村“日常行為軌制”嵌入鄉村社會后，他們通過自己一點一滴的工作，使農民心理上對自己的地位角色期待徹底發生翻轉。當時的《漢口民國日報》就有報道說：經過下鄉革命知識分子的轉換與調適，農民一般都“從大夢中驚覺起來，睜開了他們的眼睛，看清他們所受的痛苦，不是‘天上降下來的’，也不是‘命不好’所遭遇的，完全是軍閥官僚劣紳土豪制造給他們的，于是都知道起來找出頭的路，去謀本身痛苦的解放。”27這樣，革命知識分子與農民之間即達成一種聯盟關系，這種聯盟關系一旦形成，革命知識分子就可以組織并依仗農民與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進行日常斗爭，只有“能夠領導群眾從事這些日常斗爭，才能樹立黨在群眾中的信仰，才能訓練群眾的政治意識，才能遇重大政治主張時使群眾與我們一塊。”28正因為如此，農民協會通過各種方式建立之后，早期下鄉革命知識分子在鄉村就領導農民進行經濟斗爭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形式多樣且偏向弱者的鄉村日常經濟斗爭，不但能夠很容易地達到民眾動員的效果，而且也會轉向面對面的政治斗爭，比如“借糧”、“減租減息”及“五抗”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