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筆下為某一個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為某一類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
我自進入思想史這一行當，始終有一個古怪的尋蹤癖，想尋找一群還活著的人，二十年前他們有過一段思想蹤跡，似可載入大陸思想史。
我曾希望這群人能站著進入思想史，或許能改變一下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橫躺著的先逝者的沉悶格局。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感覺自己之所以進入思想史，而不是歷史學的其它門類，就是為了尋蹤他們而來。
一九六八年前后，在上海，我曾與一些重點高中的高中生有過交往。他們與現在電視、電影、小說中描述的紅衛兵很不一樣，至少不是打砸搶一類，而是較早發生對文化革命的懷疑，由此懷疑又開始啟動思考，發展為青年學生中一種半公開半地下的民間思潮。
我把這些人稱為“思想型紅衛兵”，或者更中性一點，稱為“六八年人”。
那時我自己還很幼稚，小學才（才小學）畢業，只能守候在弄堂口等候兩個在重點中學的大年齡伙伴黃昏回家，給我講述當天在他們校園內發生的思潮辯論，或者是那些有思想色彩無具體派性的大字報。大概就是在這段時間，發生了后來我那種對思辨生活的偏好。
中學畢業后，選擇插隊落戶地點，我拒絕與同年齡的同學同行，一個人選擇了沒有國家分配名額的河南省蘭考縣，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時已經有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自愿組成了一個集體戶，在那里開辟了一個邊勞動邊讀書的生活氛圍。
一九七二年進工廠，這群人和另外一個更富思想反叛氣息的集體戶匯攏在一起，一鍋端，被端到三百里外的另一個縣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精神小氣候，用我后來的體悟，是出現了一個從都市移植到山溝的“精神飛地”，或可稱“民間思想村落”：
一群中學生在下班之后，過著一種既貧困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面紅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舍，時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著這群白天還在一起干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么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
今天想來，當時是以旺盛的體力、貧弱的學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爭論，而且還屬于業余性質、半地下狀態，既覺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懷念。
我開始熟悉黑格爾、別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學講堂，竟是在那種時候，肯定有淺陋誤讀之處。然而事后回憶雖然有點可笑，當時那種業余狀態的精神生活，卻有一個今日狀態下難以產生的可貴素質——毫無功利目的。
你不可能指望那樣的討論結果能換算為學術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這樣的思想煉獄中能獲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職稱。能不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錯了。
我把那幾年度過的思想生活稱之為“我的大學”，至今不自慚形穢?，F在知識界出現“為學術而學術”、“為知識而知識”的傾向，是個進步。但是有些人把它當做新口號來喊，標榜自己毫無功利目的，我總是將信將疑。真正沒有功利目的的精神生活，就我親歷所及，只在早年那些學院大墻外的“民間村落”里看到過。
1982年我直接考入研究生，進入魂夢牽繞的大學校門，進校以后卻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適應。我發現某些從本科考上來的科班出身者，比我那些尚在工廠的業余思想伙伴并不高出多少，一度非常驚訝。
后來才明白，如果他們多出些什么，除了多出一些知識上的系統整理，恐怕更多的是對新科舉制階梯上功名利祿的一級盤算。相形之下，我自然為我那些尚在墻外徘徊的孤魂野鬼叫屈，對那些已進科班卻只有大量知識沒有等量膽識的新科進士、舉人看不上眼。
有一次，一個樓市上的碩士、博士們發生爭論，我對一個自視清高骨子里卻充滿市儈氣息的歷史系研究生班班長，平素就有看法，爭論一起，脫口而出：“你白讀了一場研究生，你的視野與境界，比一個重點中學的高中生還不如！”
這句話對他刺激很深，據說他至今還記恨著這句話。10年后想來，自己年少氣盛，出言不遜，這一點應該致歉。除此之外，基本觀點卻難改變，至今還認為某些科班出身的學士、碩士、博士，一臉的匠氣、俗氣、市儈氣，確實不如當年的“六八年人”。
從“民間思想村落”出來后，我始終擺脫不了當時那些業余狀態下的精神記憶。
這些記憶成為某種剩余意識，難以被學院生活完全吸收。學院生活對我而言，就好象進入一道四則運算，思想意識大多被整合歸位，源流有序，井井有條，這一點應該致謝。但是最后還剩下一些因素，通過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盡，成了一些除不盡的“余數”。這些小數點后的余數，時時作祟，既是煩惱，卻也造成一些別樣的情懷。
我相信，當年那種業余狀態下的思想生活里有必須掏洗的東西，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寶貴的東西不必拋棄。知識與思想的傳統是必須尊重的，輕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樣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都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我所經歷的一九六八年人“民間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產物，轉眼即逝，也不該美化。
但是有一教育史的發展趨勢卻可注意，也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國度；在近代知識體制取代從前那種民間性私人傳授方式以后，大學壟斷了高級知識的傳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規模傳授知識，批量化復制知識；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規模復制知識的同時，也在大規模腐蝕、閹割知識的個性靈魂。
特別是一年一度的職稱評定，往往是大學體制集中釋放它體制性毒素的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稍有性情者，無論是在哪所院校，都會感到是生活在“三閭大學”，“一地雞毛”。每年的這種時候，我會更加懷念當年散播在鄉野小城的那些“民間思想村落”。
身陷大學環境，理應充分尊重知識傳承，但是與此同時，如果沒有另一份同樣充分的對知識體制化毒素的警惕與抵制，一個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難均衡健康地發展。
然而，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學術領域生活十年，自己也沒有尋找到當年那些不計功名純對思想發生興趣的同道。他們不知道到那里去了，似乎集體失蹤，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再也找不到了。一九九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老三屆寫稿，出版《苦難與風流》一書。我把自己那篇回憶老三屆的文章寫成了一篇“尋人啟示”——
我始終在尋找他們，該不會煙飛灰滅？我讀《楓》，楓說他們已去；我讀《傷痕》，傷痕里沒有他們的印跡；我讀《蹉跎歲月》，那里面只有飄浮的枝葉。我還是貼一張尋人啟示吧，或許他們中會有人路過，能夠辨認出自己昔日的足跡？
——你們大多畢業于重點中學，那時重點中學的熏染，勝過今天的研究生畢業。從此你們關心精神事件，勝過關心生活事件。即使在一九六八年發燒，別人手里是紅小書、綠藤帽，你們手里是康德、是別林斯基。
那一年你們卷入思潮辯論，辯論延續至農場，延續至集體戶。你們是自愿離城，不是被迫離城，因此不會說這是“傷痕”，那是“蹉跎歲月”。后來你們被打散，后來你們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識？
一開口，只需問對方精神閱讀史，原來還是“六八年人”，還是在同一年度閱讀同一類書！頭一年讀《震撼世界的十天》，后兩年讀《落角》，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都讀過《選擇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們私下傳閱《天安門詩抄》。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你們大多選擇了文科院校——
后來呢，被專業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還是被某一檔職稱腌制在某一層書櫥里？
早在獲得知識分子身份以前，你們已經在思考通常是知識分子在思考的問題。即使在獲得這一身份之后，你們選擇的課題也應與早年的問題相距不遠。你們是問題中人，不是學術中人。這是你們的命運，注定你們不可能雷同上下兩代人。
前十年你們有問題，卻苦無學理；后十年你們學會擺弄學理，卻可能遺忘問題，更遺忘勇氣。你們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學院里的學理，不應是用來換取學位的，那是同輩犧牲近百人才換來你一個人的思考機會與發言權力。
“尋人啟示”寄托了我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尋找那些游弋于體制內外尚未除盡的“余數”，卻苦尋不遇的心結。
他們理應還活著，之所以隱匿不見，是不是也因為功名利祿的腐蝕才失蹤了呢？
“民間思想村落”移植進大學，獲得知識分子身份與正規的研究條件，這是天大的幸運。但是，一旦獲得知識分子身份，就直奔學術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識傳承的同時，精神靈魂被知識的體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職稱“腌制”在高高低低的書櫥里——
如果真是這樣，靈魂被“除”盡，一點“余數”都未留下，那豈不是一代人買櫝還珠的悲??？
（我敢說，那就是一代人買櫝還珠的悲劇。）
沒有一個人來揭下這份“尋人啟事（示）”。不過，我內心對“六八年人”的感謝與期待還是沒有熄滅。我既對他們失望，又對他們懷有舊情，甚至有一種欠債感。如果說我進入學術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專業領域內還能作點工作，我首先要感謝的就是當年那些游蕩在學院大墻外的孤魂野鬼。
在我給大學生記述書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業余思想家，他們以熱血書寫的思想而不是在紙面羅列的講義，給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課程。從血管里出來的是血，從噴泉里出來的是水。從此，他們使我能從血肉中感覺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史，什么是三流教授為換取職稱而編制的印刷垃圾。
欠債感一直延伸到一九九三年我的博士論文出版。我打破那類出版物序言的寫作慣例，寫完向導師致謝的一節后，又另辟一節交代論文的最早“靈感”來源，是在進入學院生活以前那段業余性質半地下狀態的思想經歷——十幾年前“六八年人”對我的那場思想啟蒙：
從精神履歷上說，我屬于一九四九年出生的大陸第三代人。這一代人的精神覺醒，大致可以一九六八年為界。那一年正是他們以各種紙張書寫他們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們卷入思潮辯論的年代。
……我清楚記得，當年上山下鄉的背囊中，不少人帶有一本法國人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的漢譯本。從此無論他們走到那里，都難擺脫這樣一個精神特征：以非知識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識分子的問題... ...
盡管他們中間后來有人獲得知識分子身份，但是一九六八年產生的那些問題始終左右著他們的思考，甚至決定著他們的思想命運。就我而言，一九六八年問題中最令人困惑的焦點，也就是本書寫作時還在思考的這樣一個問題：
為什么法國革命與中國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歷史實在殘酷。
“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數后來是犧牲了，或者說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數幾個幸運者能夠進入學術環境，以學理言路繼續思考六八年問題。也許我就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然而也可能因為這一點，我的思考顯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續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對法國革命的穿鑿附會；既要盡可能客觀清理從啟蒙到革命這一段歷史的思潮源流，又要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國留下足夠的發展脈絡；既要堅持法國大革命中高昂的價值理性，又要批判這一價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負面災禍。
這三層拖累，尤其是最后一層拖累，對于一個像我這樣的“六八年人”來說，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價。
在本書寫作最痛苦、最動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給友人寫信說：“我哪里是在批判盧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心里剝離出一個盧梭。”
……
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歷史無情，埋沒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網有疏，間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覺后知，是謂啟蒙；后知續先知，勉為繼承。謹以我綿薄之作，敬獻顧準先生在天之靈；同時，亦以此敬獻我同時代人中的啟蒙者、犧牲者，也算是一份遲到多年的報答。
這樣寫序言，當然有點犯忌。
幸運的是，我碰上的兩個先生都是在當今知識界并不多見的好人。念博士時因眾所周知的那場風波牽連，差一點被逐出復旦校門，多蒙導師仗義執言，四處奔走，恢復了我的學籍。做這篇論文時，因觀點有悖正統秒度教義，被認為是右翼保守觀點，又惹出風波，后經答辯主持人給予我關鍵時刻的關鍵支持，方才逢兇化吉，順利過關。
現在，論文出版時（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序言應該說些皆大歡喜的話才算識趣，怎么還要添上這么一段吃力不討好而又極易引起誤解的話呢？我的論文答辯主持人在看到這一序言后，約我面談了一次。那次談話開始時，我還有點忐忑不安。
不料老人開口竟說，我關于六八年人的記述打動了他，使他知道了當初在牛棚里尚無法知道的情況——當年外面還有那樣一群年輕人，在那樣封閉的條件下，在堅持那樣可貴的思想探索！聽完老人的那一席話，當時我極感意外。
這些年來，在“文革”中歷經磨難的老一輩學者是很難接受關于那一代青年的另一種說法的。與此相反，我的答辯主持人不僅寬容了這一說法，而且還那么認真的思考了一場。
看著老人那樣誠摯的面容，我內心（同時也）自覺慚愧。我們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開始理解我們當年的思想經歷時，“六八年人”自己卻正在走向消失。珍惜這一經歷的當事人一個一個少下去，理解這一經歷的老一輩學者卻可能一個一個多起來。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現在進行時態在當下發生著的活生生的思想史嗎？
就在我幾乎對自己這一代人失望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很有戲劇性的故事。一九九四年春節，上海發起邀請全國燈謎大賽，電視臺錄象向全市轉播。熒屏一閃，突然出現了一個我打聽了十二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我趕緊去比賽地點找人，一問，卻是剛走一天。幾天后，我把這場尋友不遇的感受，寫在上?！段膮R報》的“筆會”版上：
自從離開了那個黃土彌漫的省份，最后還值得懷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們有過一次長談，分手在昏暗的鐵路鐵軌邊。他有過那樣輝煌的思想經歷，在當時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業余八段。他怎么會擺弄起燈謎，而且是大陸唯一的職業謎手？曾經滄海難為水。他能放棄那種思想棋手的顛簸生涯嗎？這也是一個謎，而且是更大的謎。
我自以為我所有的寫作就是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離我而去。我只能放棄希望，放棄尋找。
這件事結束，我是真正絕望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還是浮上來，他們要么是失語，要么是失去記憶，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少數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緊緊踩在社會的最底層；
另一些浮上來的學術明星，并無多少思想可言；這些年越炒越熱的“知青熱”、“老三屆熱”遮蔽了當年那一批人的精神追求；（未必能揭示當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
某些參加過“六八年思潮”的人，（而確實參加過“六八年思潮”的人，）竟也參與了這種實際上是在篡改他們精神軌跡的庸俗合唱；
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雞毛”的伴奏下，滿臉油汗地高唱著自己的“劫后輝煌”，卻把當年真正可貴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腦后——
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幅破碎而又扭曲的圖畫，（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還是浮上來，他們要么是失語，要么是失去記憶，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面對這幅丑陋不堪的圖畫，我只能背過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