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2020年1月發布數據顯示，2019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1%，在國內外復雜經濟形勢下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2018年3月以來，外部變化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諸多不穩定因素。與此同時，我國調控目標明確，逆周期調節政策取得顯著成效。在有效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同時，堅定擴大開放，做好各項改革，使得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整體產生一定影響，但影響是短期的，總體可控，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高質量發展的基本面，中國經濟有巨大發展潛力與韌性。
當前經濟形勢面臨“三疊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劃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8年9月到2017年年初，金融危機引起世界經濟普遍性衰退，無論是歐美還是金磚國家等經濟體都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全球經濟復蘇卻并不穩定，世界經濟陷入“新平庸”，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無論是金融危機伊始的“四萬億”的刺激計劃、擴大內需的舉措，還是近年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是政府在根據形勢變化中探尋走出危機的措施，由于經濟社會系統的復雜性以及危機影響的持久性，政策目標、政策組合在不斷調整；第二階段是2017年以來，全球經濟呈現穩定復蘇，走出金融危機趨勢明顯，外貿拉動經濟強增長以及新舊動能轉換效應使中國經濟逐漸呈現見底反彈的態勢，然而2018年3月以來中美經貿摩擦愈演愈烈，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和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外部因素。第三個階段是2020年1月以來，中美經貿摩擦實現階段性“停戰”，當地時間1月15日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美國華盛頓簽署，中美經貿摩擦朝著最終解決問題的方向邁出堅實一步，為全球經濟穩健復蘇帶來信心。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擴散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的最大不利因素，疫情對中國外貿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市場份額、海外投資等產生較大影響。當前，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成為中國政府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開放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各類因素（包括國家間經貿關系、地緣政治、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的影響。從外部環境和當前國內經濟形勢關系的邏輯來看，如果外部環境相對平穩，則國內政策有較大的空間可以在“穩增長”與防范風險之間平衡，更傾向于防范風險；如果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較強或者出現較大動蕩，則國內政策重在逆周期調節，更為關注“穩增長”——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F階段疫情沖擊下的宏觀政策更加強調逆周期調節，節奏和力度要能夠對沖疫情影響，防止經濟運行滑出合理區間，防止短期沖擊演變成趨勢性變化。從長期看，我國宏觀經濟形勢是“三疊加”，即國內轉型升級與外部不利環境疊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期與內外需放緩并發疊加、穩定經濟增長與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疊加，需要處理好“內部與外部”“供給與需求”“速度與質量”“實體與虛擬”四個方面的關系。
中國經濟韌性強，持續運行在合理區間
加快產業升級，推動原始創新。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是產業轉型升級，而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在一定時間、空間背景下完成。當前，世界正處于以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新一輪工業革命與產業革命中，科技發展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帶來機會。當廉價的勞動力、便宜的廠房租金等各種初級生產要素優勢逐漸消失之后，企業發展就不得不轉向自動化、高科技領域。從長期看，這有助于中國企業脫離初級要素優勢依賴的發展慣性與路徑。在一些領域，國外競爭對手雖然有深厚的工業基礎，但是設備與經驗偏重傳統技術，中國企業具有后發優勢，可以通過信息技術革命實現彎道超車、變道超車。
以全面性警戒與審慎態度應對外部壓力，每一次沖擊反而成為創新的有力誘因。生產要素的不利條件以及外部沖擊反而會加快創新，顯示出積極效應?？山梃b國際經驗應對危機，化壓力為動力。如二戰后的日本產業因為遭受一連串的“沖擊”但又不斷成長，這些沖擊包括從停止美元與黃金兌換的“尼克松沖擊”到“石油危機”，以及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美貿易摩擦”“日元升值”等問題。每次沖擊都致使日本產業采取行之有效的調整策略，進而提升了產業的競爭力、強化了國家競爭優勢。
從二百多年的世界工業發展史來看，國家發展的共同經驗是，先經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大量就業，實現勞動力從農業人口向現代制造業人口轉變，然后通過創新驅動，逐步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創新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目前我國創新能力水平尚有待提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這是我國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言猶在耳，中美經貿摩擦敲響了警鐘，核心技術是一國競爭力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高科技領域的競爭絕不僅是產業本身，往往涉及到國家安全，通過貿易制裁或者禁運的方式實現經濟、軍事、外交等其他目的做法已經成為通行手段，芯片行業就是典型的范例。
原始創新依賴基礎科學的發展及對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視，基礎科學研究對于國家競爭力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在市場中起關鍵作用的技術，都來源于基礎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所依賴的“種子”是基礎研究，尤其在通訊、材料科學等領域，沒有基礎科學的重大突破難以有技術上的顛覆性創新。應該有耐心和前瞻性地支持“純”科學的研究，基礎科學要做沒有應用目的的試驗。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保證對“純”科學有足夠的資助，只有建立一個基礎理論的寶庫，讓企業和機構可以從中自由汲取，才能持續激發經濟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