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健康中國”發展戰略以及健康城市建設的背景下，梳理已有城市發展理論，從系統性和人文性兩方面總結已有城市發展理論的相應特征，提取“健康城市”的理論特性，發現其以人為本的理論根源不僅是對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中缺乏人文考慮這一困境的回應，也應該作為解決此類問題的指導依據。在此基礎上，以問題為導向，構建以“健康城市”為理論基礎、以“健康中國”發展戰略為政策支撐、以城市評價為技術手段，以生態保障、多方參與、公平配置、人文構建等為實施措施，以全民健康、健康中國為建設目標的未來城市建設模式。
【關鍵詞】健康城市 以人為本 城市問題 未來城市 建設模式
【中圖分類號】TU9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4.005
引言
自19世紀末霍華德提出“田園城市”理論以來，由城鎮化和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問題與社會問題仍然層出不窮，在此基礎上，為解決各類問題而衍生出的城市建設理念也在不斷演化。緣起于上世紀的健康城市運動，最早由歐洲國家開始興起，現在逐漸發展到全球各國積極推動，內容也從最初致力于解決城市公共衛生問題，逐漸演變成為尋求公共衛生及社會公平。
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健康中國”上升為國家優先發展戰略，強調健康和環境之間的關鍵作用，“健康中國”發展戰略的實施抓手是健康城市建設。城市是目前也是將來一段時間內人口的主要聚居空間，健康城市的建設對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意愿至關重要。“健康城市”相比已往城市發展理念來說，更注重“人”本身的需求，是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中對于人本主義的回應。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城市與人口規模極速增長。然而以往的發展建設模式以物質環境改善為主要目標，自然生態環境的發展規律、人本身健康和安全的需求難免遭到忽視。近期由2019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是上述問題的集中體現。而城市快速發展引發的在生態環境、社會治理、公共服務以及城市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將是未來對城市發展建設模式以及社會治理體系的重大考驗。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健康城市建設的理論特征基礎上，總結城市建設的經驗教訓，探索我國規劃設計和城市管理的需求，為我國健康城市建設貢獻智慧。
城市發展理論與“健康城市”
工業革命一方面帶來全球范圍的快速城市化，另一方面也帶來前所未有的全球生態危機。近百年來，建立在大規模使用化石燃料基礎上的工業化發展使得全球二氧化碳排量快速增長，在此影響下，全球氣候逐漸變暖，相應氣候災害逐漸增多。據資料統計，2018年，氣候相關災害發生次數為1980年以來最多，造成的損失已超過全球自然災害經濟損失總額的90%，高溫、干旱、強降水等極端氣候事件對糧食安全、人體健康及自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產生重大影響、帶來重大威脅。[1]為應對能源危機和氣候變暖帶來的問題，2003年英國政府將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發展理念寫入政府能源白皮書，隨后，許多城市便以在保持經濟發展前提下，低能源消耗和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城市”作為城市發展的目標；[2]同時，在應對極端氣象災害時，生態學中的韌性理論（Resilience）被引用至城市發展理論中，演變成為“韌性城市”理論，該理論試圖通過災害管理和科學規劃以適應未來不確定的氣候變化風險。[3]在由天氣變化引發的氣候災害中，強降雨導致的損失最為頻繁也最為嚴重，同時，由快速城鎮化引發的城市內澇等雨洪災害已成為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難題，“海綿城市”建設理念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該理念試圖通過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和生態設施的建設來改變城市的下墊面情況，從而緩解極端暴雨下城市的內澇災害。[4]
城鎮化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但是科技創新在推動城鎮化進程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二戰之后，汽車技術的快速發展大幅提高了美國居民的私人汽車擁有率，越來越多人選擇在郊區定居，大規模低密度的空間蔓延現象隨之出現。為了控制這種趨勢，遏制由郊區化帶來的空間浪費、社會隔離、依賴小汽車等問題，“新城市主義”“精明增長”等理念發展起來。[5]上述理念提倡高密度、功能復合的城市形態、提倡土地開發與城市公共交通相結合、提倡步行和自行車友好的社區生活。其中以“公共交通引導城市發展”的“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則是上述理念的具體內容之一。盡管TOD緣起于美國的郊區化，但其中對于私人汽車使用的遏制、土地的集約使用以及宜居社區建設等問題的關注同樣符合各國的發展趨勢。新技術在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對城市的文化發展提出考驗。經濟與文化的全球化進程使人們的生活節奏不斷加快，不僅沒有為人類帶來美好的生活，反而給人類的健康帶來更多負擔；同時，隨著文化和信息的全球共享，全球逐漸呈現文化一致性的趨勢，地域文化的保護與發展逐漸成為各國難題。1999年，意大利的4個小城市的市長聯合發起“慢城”運動，決定將當地早前提倡的慢食運動原則運用到當地的生活實踐中，旨在保護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特色并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6]
雖然科學技術的發展給我們帶來一定的挑戰，但樂觀之處在于其更多的是推動城市與城市生活的進步。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2008年，IBM率先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即通過互聯網、物聯網等技術使全球范圍內各個要素互感互聯。“智慧城市”作為“智慧地球”戰略實施的重點要素，應該著力推進政策與城市社會、經濟、環境、空間等多尺度的互聯、互操作及互動。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推動了“智慧城市”建設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生產與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政府與社會的互動模式，已經成為未來城市建設的重要驅動力。
可以看到，上述城市規劃理念是在一定背景下，針對具體的問題、應對具體技術而產生的應對概念。隨著城市不斷發展，城市的問題也逐漸增多，復雜化，綜合性、系統性、可持續性的發展理念隨之出現。由國外興起、以居民住房問題為關注點的“宜居城市”理論，經過多年發展，逐漸演變為關注生態環境、人文環境以及經濟環境的多目標綜合型城市發展理念。[7]而將城市作為一個功能整體，系統考慮社會——經濟——自然這一復雜系統和諧發展而提出的“生態城市”，則更強調元素間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可持續性。[8]
縱觀上述城市發展理論，無論具體的還是綜合的，其出發點和采取的措施，多是試圖從物質和經濟等方面的改善來改變人們的生活環境，鮮有從人文關懷角度出發考慮城市問題的根源。近年來，“健康城市”這一發展建設理念的提出，彌補了城市發展理念對于人本身需求的思考缺陷，該理念試圖從人的基本需求——健康需求為出發點，尋找城市在環境、社會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推動社會公平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