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既體現了人本關懷，又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引擎與終極目的。本文從新的角度即金融的微觀視角切入，分別構建了多元線性回歸模型、Probit模型及Logit模型，探析家庭金融包容作用于家庭福利水平的三種機制：消費結構升級與生活質量改善、財務規劃合理與過度負債降低、主觀幸福感增加與空間作用自強化。在此基礎上采用模糊曲線方法與空間計量工具證實了三個計量模型結論的穩健性，并得出家庭金融包容和幸福感的空間正相關、家庭負債和居民不幸福感受的空間負相關以及包容與幸福之間的空間隨機性。研究的政策含義與啟示包括以下幾點：主流金融需要發掘業務新藍海，即通過刺激家庭的創業需求與消費信貸需求，實現互惠共生，同時帶動家庭福利的改進；鼓勵、引導新生金融業態（如互聯網金融）參與家庭經濟，對顯著影響家庭福利的要素短板要制定有針對性的彌補措施，使其作用于家庭福利的渠道暢通、效果明顯；貫徹“精準”原則，制定個性化、差異化的一攬子福利改善計劃；家庭金融這一新興學科應視為家庭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將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家庭福利 金融包容 幸福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30.012
引言
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緣起于國外的金融地理學（Financial Geography），2004年金雪軍、田霖將這一概念引入國內時采用了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1]、金融排除及金融排外性的說法。事實上，金融包容是金融排斥概念的擴展與深化，是一個多維度的動態復合概念（田霖，2013；Bhowmik等人，2013），指個體、群體、企業、組織或者地區等接觸（Access）并融入（Use）主流金融（Mainstream Finance）系統的過程與狀態。近十幾年來，中外學者對金融包容[2]的指數構建、區域比較、影響因素的討論已經相對充分與成熟（Chakrabarty，2013；Gloukoviezoff，2006；Kapoor，2014），而對其作用于居民福利水平的渠道與機制研究則較為欠缺，有限的文獻也多以定性研究為主或局限于某一小型社區的問卷調研。本文將采納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項目（CHFS）在中國的大型微觀調研數據[3]探討金融包容對中國家庭福利水平的影響，它覆蓋29個省、262個縣、1048個社區，樣本涵蓋28143戶家庭、97916個居民，調查方法科學、問卷設計合理，確保了樣本的代表性、信度和效度（甘犁等人，2013）。
福利研究概述
經濟福利的內涵。“福利”一詞最初的解釋是人們對幸福的主觀感受和滿足程度。Pigou （1920）從經濟角度出發，提出經濟福利是社會福利的一部分。經濟福利是從狹義角度來考慮的，而社會福利是從廣義角度來考慮的，具體包括經濟福利、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胡象明，2010）。蔡宏昭（2004）從消費、收入、社會保障和個人主觀滿意度等方面來衡量居民的經濟福利。王桂勝（2006）認為經濟福利體現為居民從自身的精神和物質消費中獲得的幸福和滿足感，這些效用都是居民收入帶來的利益。陳茜茜（2016）提出雖然可以用貨幣來衡量經濟福利，但居民的經濟福利不局限于收入和消費兩方面，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醫療衛生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和環境保護水平也會影響到自身的經濟福利?？梢钥闯?，學者們在研究經濟福利時不再僅考慮消費收入等純經濟指標，也試圖從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環境等方面來考察經濟福利。不過學界對經濟福利的內涵始終缺乏一個統一界定標準。
經濟福利的測度。國內外對于經濟福利的測度并無統一的標準，主要采用三類方法：
一是基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測度經濟福利。如Pigou（1920）將經濟福利與國民收入對等。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多用GDP和GNP衡量經濟福利。Daly和Cobb（1989）提出并構建了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該指數除了以GDP衡量物質福利外，還考慮了非市場活動、防護性支出、環境損害對經濟福利的影響。這種指數構建方法既反映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又體現了經濟福利的變化（唐蕾，2016）。
二是基于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采用數理經濟學方法構建福利指數模型。如Oni和Adepoju（2011）采用教育水平、醫療衛生條件、住房狀況和安全性等方面的指標，用模糊數學法將所有指標形成一個綜合評價指數，對尼日利亞農民進行問卷調查并研究其福利水平。周義、李夢玄（2013）基于阿特金森的廣義均值不平等測度理論和阿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考慮中國農村物質水平、中國農村知識水平、中國農村健康狀況和中國農村環境狀況四個方面，構建中國農村社會福利指數新模型。
三是采用多指標綜合計算評價經濟福利水平。如余謙、高萍（2011）從收入分配與公平、醫療保障、教育文化、農業生產四方面衡量農民福利，并運用改進的層次分析法確定各指標在中國農村福利指數中的權重。王修華、傅小勇、陳茜茜（2017）從反映居民個體的經濟利益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及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生活質量水平出發研究居民經濟福利指數。其中，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用人均指標來體現，生活質量水平用群體消耗指標來體現。
上述三種方法各有優缺點，第一種方法簡單易行，但單純以GDP為主衡量經濟福利，指標較為單一，不能全面考慮經濟發展的環境成本、收入分配等情況；第二種方法優點在于通過調研獲得福利指標的各類數據，較為準確全面，但局限于某一年的截面數據，無法獲知歷年福利變動情況；第三種方法可以彌補第二種方法的不足，但目前大多數國內學者還是偏向從收入、消費兩方面測度經濟福利，選取的指標仍不太全面。
金融包容對經濟福利的影響。王修華、何夢、關鍵（2014）詳細總結了國外學者在金融包容的經濟福利效應方面的研究。他們指出國外學者對金融包容的經濟福利效應研究主要體現在宏觀與微觀兩方面。在宏觀效應方面，金融包容可以促進貧困減少，推動經濟增長，提高金融穩定；在微觀效應方面，金融包容能夠改善居民消費和支出，促進投資、提升健康水平和婦女權利。英國CFLI組織（the Community Finance and Learning Initiative）指出金融包容與福利的內在關聯，認為金融排斥會導致家庭預算資金的外流；更強的金融意識可以增加人們獲得福利的可能性；接觸一系列金融產品能夠使人們避免陷入貧困陷阱或幫助人們走出貧困陷阱的惡性循環。
國內學者對金融包容的經濟福利效應研究集中體現在金融包容影響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等方面，也有學者重點研究金融包容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如田霖（2011）認為經濟福利主要表現為金融包容影響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及家庭開支，同時從營養經濟學角度論述了金融包容對非經濟福利的影響。田杰、陶建平（2012）利用2006～2009年1877個縣（市）的數據，針對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進行面板分析。湯凱、田璐（2013）以河南和江浙地區為例，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徐強、陶侃（2017）的實證結果表明，金融包容通過經濟增長作用于貧困減緩，金融包容與貧困減緩之間呈現穩定的正向關系，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貧困的減緩甚至消除。尋努績（2015）通過實證研究得出農村包容性金融服務水平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的結論，并且分析了農村金融包容性發展對福利增進效用的影響機制，即前者通過影響農村資本形成與配置降低居民獲得金融服務和產品的門檻，從而作用于農村經濟發展，進而影響農村居民收入變化和城鄉收入分配。
總體看來，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對象以金融包容自身居多，其福利影響研究相對較少；研究范疇以區域層面及空間差異比較居多，家庭、個人微觀視角切入較少；定量分析以區域人均指標（如機構覆蓋率、金融產品與服務可達性、人均存貸款余額等）居多，以基于結果的家庭資產價值法衡量的角度較少，對家庭金融能力（Financial Capacity）的提升、家庭資產與負債的自主選擇與有效管理重視不夠（Jones，2006；2008）。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構建創新、綠色、開放、協調、共享的社會，離不開家庭福利的完善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如何從金融供給側入手，在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及國內“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兩重艱難局面下，刺激消費、優化內需、引導產業升級、拉動實體經濟、促進居民的身心健康以及使每個中國家庭主觀感受到怡然、富足與幸福，關乎十三五規劃主要目標的實現，也是關乎民生的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