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數十年的拼搏磨礪，民營企業已成為中國全部社會經濟構成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國計民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2012年至今，民營經濟在GDP中的占比從50%上升至60%以上；2012年到2021年，民企稅收占比從48%升至59.6%；2012年中國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為11.1%，2021年升至15.1%，同期民營企業出口占全國出口的比重也從2012年的37.6%升至2021年的56%；中國民營企業的出口總額（1.88萬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1.75萬億美元）的出口總額，成為中國順差的最大貢獻者; 2022年，民營企業進出口規模所占比重達到50.9%，較上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年度占比首次超過一半，對我國外貿增長貢獻率達到80.8%；2020年，企業研發投入，國企占20%左右，民企占60%左右，外企占20%左右；發明專利申請數量，國企占20%以上，民企占50%以上，外企占20%多。2022年中國在全球有獨角獸企業356家，僅次于美國，其中90%以上是民營企業。
然而，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國內環境，過去幾年民營企業的發展并不盡如人意，這既表現為民營企業投資的減速，也表現為民營企業自身發展的放緩。2019年，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下降至56.4%。2021年，民間投資占比進一步下降至55.6%。2022年1—8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量20125億元，其中民間投資增量4567億元，負增長77%，增量投資占貢獻率由2021年的77%急劇下降到22.7%；而同期民營工業企業增加值累計同比增速則快速下滑，由上一年的10.2%急降至3.3%。
黨的二十大報告重申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首次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明確指出“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對進一步推動民企發展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和實踐任務。
在中國疫情防控政策優化以后，可以說中國經濟已步入新的時期，中國的民企也進入到新的階段。然而，雖然疫情困擾的壓力減輕，但其他影響和束縛民企發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同時外部環境的改變又將為民企發展帶來新的挑戰。為充分發揮民企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需要從多方面系統解決影響民企發展的問題，切實為民企發展多維賦能。
（一）為提振民營企業及民營企業家信心賦能。毋庸諱言，未來的一段時間，欲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信心是關鍵因素，要認清對于中國這樣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鼓勵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存并實現協同發展，是從根本上提高生產力水平的不二選擇；偏離市場化的行政舉措，將會導致經濟活動效率的下降；限制民企的正常投資發展，必將造成社會投資活動的萎縮。同時要看到，無論是穩經濟還是穩就業，都必須要遵循經濟增長的邏輯，必須要穩企業。千預期、萬預期，民企最希望看到和獲得的是有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穩定政策預期，而最忌諱的是環境的不確定性，包括政策和市場兩個方面。要從法律制度上解決保護民企發展問題，填補影響投資者信心的體制和機制漏洞。
民企之所以有今天的發展局面，歸根結底是遵循了市場經濟規律，所以如果想讓民企繼續生存下去并實現更好的發展，最好的呵護就是能在經濟活動空間上為民企提供最大的自由度，在市場準入、要素配置和市場監管標準上做到與國企同樣的尺度。
要增強民營企業及企業家的信心，除了政策上親市場、親企業家導向必須清晰及持續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致力創造支持企業及企業家維護自身權益的法律和輿論環境，尤其要警惕輿論場上一些人歪曲解讀政策，惡意帶節奏，誤導公眾仇視資本。
（二）為提升民營企業的持續投資能力賦能。不應否認，近年來之所以出現“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現象，既有各地營商環境差異較大，又有一些地方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存在問題的原因，而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民間投資。民間投資缺乏活力又較大程度上壓低了全社會整體投資增速。2022年全年，人民幣存款增加26.26萬億元，同比多增6.59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17.84萬億元。之所以出現超額儲蓄現象，很大的原因是由于社會融資需求不振帶來超低的儲蓄資本轉化率。因此，為了盡快恢復和提升中國的整體投資水平，除了要大力提振民營企業及企業家的信心，很關鍵的一個方面就是要恢復民營企業的投資能力，積極為民營企業持續投資賦能。這一方面需要消除民營企業的投資空間限制或禁忌，另一方面則需要解決民營企業的資本積累和形成的問題，分門別類地為民營企業融資提供不同的融資渠道和平臺，尤其要致力打通中小企業及創新型企業與直接融資市場的聯系。而為了提高民營企業投資的有效性，則必須適時完善各行業投資的政策信息圖譜，尤其是對一些支柱型產業和新興產業的政策制定和調整，一定要充分體現法治化和市場化的原則。
積極利用海外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融資，應是中國民營企業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直接融資選擇，也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應毫不動搖地支持優秀的民企到海外資本市場上市、發債，并通過與海外市場監管部門的積極、有效溝通，及時消除各種不利的障礙，切實保護中國海外上市民企的合法權益，不斷拓寬中國民企海外直接融資的平臺和渠道。
對在疫情中受影響的民企，要在稅收、社保繳付等方面盡可能給予休養生息的空間，以利于民企盡早形成再投資的基礎和再投資的能力。
（三）為提升民營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賦能。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因民企在國民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所決定，高質量發展當然也應成為民企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是以創新企業的持續涌現、先進產業集群的持續升能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升為標志的。創新離不開技術的創新和生產組織形式的創新，也離不開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的激勵和包容。在技術研發投入方面，民企早已成為一支生力軍，如去年9月全國工商聯發布了“2022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和“2022民營企業研發投入”榜單，在對8602家上年度營業收入5億元以上民營企業科技創新情況研究基礎上，形成了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創新狀況報告。從行業看，研發投入力度最大的前三個行業分別為“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以及“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從研發費用看，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的研發費用總額1.08萬億元，占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的38.58%，占全國企業研發經費支出的50.16%；同比增長23.14%，增速比全國高8.5個百分點，比全國企業高7.9個百分點。為進一步提升民營企業的持續創新能力，則需在民營企業技術研發的投入鼓勵、技術創新成果的市場化及資本化方面分別作出更佳的政策制定和市場構建；而為了鼓勵民營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生產組織形式的創新，則需要進一步厘清壟斷內涵，對因技術創新所形成的獨特市場優勢或市場壁壘，鼓勵更先進的技術創新去改變，而非依靠行政力量去打破。
（四）為提升民營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賦能。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無疑為中國經濟的復蘇拉開了大幕，而中國經濟的復蘇進程如何，則取決于內循環及外循環的暢通程度如何。為增強民營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于國內需要系統解決市場分割及供應鏈效率等問題，進一步提升要素組織及利用效率、產品生產效率、商品流通效率及技術創新市場轉化效率，盡快推動民營企業發展跨上新的臺階；而在外循環方面，則要考慮由于國際供應鏈、產業鏈的調整和重構，中國的民營企業出口未來一段時間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壓力。一方面從事出口的民營企業間應避免出現為爭奪同一市場而自相殘殺的現象；另一方面更要考慮支持民營企業因國際供應鏈、產業鏈的重組而積極在海外進行生產、布局，并能配套地提供金融、法律和技術服務等。
（五）為提升民營企業的風險應對及規避能力賦能。首先應當承認，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歷市場競爭洗禮最充分的市場主體，但同時亦應看到，一些民營企業存在著盲目多元化、忽視流動性管理、習慣以擴充負債做大資產、輕視政策效應、欠缺穿越產業周期意識及能力、通過在灰色地帶輾轉騰挪獲得利益等問題。為使民營企業能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有的放矢地提高風險應對及規避能力也就成了民企需要面對及切實解決的問題。這一方面要靠創造對各類所有制背景企業平等的市場準入、要素配置、市場監管環境，消除所有制歧視及權力尋租空間，創造促進國企、民企、外企和諧共生的社會經濟生態，力求在這個生態中既有參天入云的大樹，又要有遮光蔽日的叢林灌木，還要有吸收營養、保護水土的植被草叢。另一方面，行業主管部門及專業機構除了要有針對性地依法加以規范和引導外，還要定期或不定期發布行業景氣指標及風險變化指標，發布要素配置指引訊號，以引導民企有意識規避行業周期風險及市場調整風險。而從長遠看，歸根結底還是要建立以風險約束為導向的要素配置制衡機制，充分發揮要素投向及價格作用，勵優汰劣，促進企業主動增加風險規避意識和防范能力。
